评论:别再让份子钱成为农民“心

　　天津网讯 每日新报评论员宋学敏  日前，在第二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说，他们在扶贫调研中发现，农民较大的负担是“份子钱”，家里人有婚丧嫁娶、小孩满月，都要送红包。改革开放之前是3块、5块，改革开放以后不仅仅是100块了，你送了这个开头以后一直要送，负担太大了。打工的小伙子不敢回家过春节，他觉得送份子钱太多，他没那么多钱送。

　　这番话经报道后，很快引来大量网民的冷嘲热讽。有人说，农民较大的负担不应是看病难、看病贵吗？怎么轮到“份子钱”了！有人还质问道，这是到哪里的农村做的扶贫调研啊，专家真的深入农村了解情况了吗，就乱发言？然而，可笑的是，这些人恐怕都没耐心看完厉以宁的讲话全文。因为厉以宁在讲话中分明提到了，中国农村很多地方的扶贫开发，就是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并且能够使农业真正走向产业化的道路。那些激烈批评的人要么是被微博断章取义的简述误导了，要么是生活在城市根本没有去过农村的人想当然，因为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多会认为，“份子钱”还真是农民的一个大负担。

　　的确，就全国而言，农民的平均收入还有待大幅提高，农民较愁的是看病难看病贵，怕因大病致贫，大病返贫。然而，随着这些年新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进和覆盖，农村医保的报销比例也在逐步提高，再加上一些大病救助一类的发放，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农村患病家庭的压力。更关键的是，大病虽很可怕，但并不是家家时时都面临的问题，而“份子钱”却不是这样，它成了农民躲也躲不开逃也逃不掉的梦魇。城里人都知道“人情消费”已是很大的负担，而农村比城市更甚，毕竟农村是个熟人社会，有些人情更抹不开推不掉，否则就会被孤立被耻笑。而且某些农村地区的“份子钱”已是无所不包。传统的婚酒、丧事酒和寿酒不用说了，类似于乔迁、升学、满月、参军、开业、钉门、立碑、过关、谢师等等名目下的酒席，也开始泛滥成灾，有的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母猪下崽要办酒席，摔个跟头也要收份子钱，连住院也要办酒席，无中生有说在某地买房了要“温居”……

　　“份子钱”成了农民的沉重负担，那么是农民真心要办酒席庆祝，人人欢喜随“份子”吗？当然不是，可是，随“份子”的陋习泛滥，让人欲罢不能，谁不收“份子钱”就感觉吃亏，谁不随“份子钱”就感觉理亏，恶性循环，形成死结，不仅成了沉重负担，而且还毒化了农村的社会风气。那么，如何解开这个死结呢？有的地方曾尝试过，比如四川巴中市通江县规定群众办寿宴需满70周岁，虽然群众称快，但因为公权力干预普通百姓私事的嫌疑，在舆论的压力下，只好撤销。

　　公权力干预不妥，但也有启发，那就是，只要有组织倡导，群众是愿意摆脱“份子钱”负累和心病的。在广大农村，村委会有必要担负起这个职责，在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村规民约》，移风易俗，减少“份子钱”给村民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