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困境与死的尊严

　　天津网讯 每日新报评论员李国惠  开题语：近日，北京市金山区一处民宅发生火灾，85岁的朱老伯夫妇手拉手躺在床上，与这个世界永远告别。警方初步认定两人为自杀。耄耋夫妻，一个瘫痪在床，一个日益衰老，较终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令人痛惜。这起事件引发了诸如以下之问：

　　1.朱老伯为什么陪着老伴自杀，他还有无其他选择？

　　2.人是否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有尊严地离世？

　　3.如果患者生无希望，选择理性地死亡应不应该，又会遇到怎样的法律困境和伦理尴尬？

　　4.老年人如果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年轻人应不应有？

　　5.如果有这种权利是不是变向地鼓励自杀？

　　新报将连续就“人是否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有尊严地离世”话题展开生死抉择之问，邀请专业人士发表见解，同时也期待您的参与，听到您的声音。新报公众号也将同步播发，二维码见报眉。

　　生与死究竟意味着什么，又该如何面对？北京的朱老伯夫妇用如此惨烈的方式选择离开，究竟为何，我们已不得而知。但通过媒体报道的蛛丝马迹，或许可以拼凑出老人生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困境。

　　比如养老困境。我们总说养儿防老，可报道称朱老伯脾气“古怪”，这似乎成了他和子女间的一道屏障。对老人来说，如果儿孙能陪伴身边，如果能常享天伦之乐，如果觉得老有所依，那么，他们还会选择用这种方式结束生命么？

　　比如生活困境。据了解，老太生前瘫痪4年，一直是朱老伯照顾。虽然他对老伴照顾得很好，可自己的身体机能也在老化，并逐渐成为一个需要照顾的老人，一个多月前还表示过“年纪大了，照顾不动了”。一方面老伴失能，一方面自己衰老。或许对于一个极度自尊（“走”之前写信感谢邻居，足见老人性格里的倔强与自尊）的人来说，当生活窘境让较后一点做人的尊严消失殆尽时，与其苟延残喘地活着，不如一死以得解脱。

　　比如精神困境。年纪大了，身体弱了，甚至失能了，再加上内心孤独、生活困苦、养老无门等多重压迫，让老人孤苦无望生无可恋，精神世界彻底坍塌。有些网友不理解“比他们苦的随处可见，为何要这般”。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很大程度上，精神指向左右着一个人面对生死的态度。有的人不惧怕任何形式的人生苦难，认为活着就是存在，活着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如天生就没有手脚的尼克·胡哲，如自幼失去视力听力的海伦·凯勒，虽然身体残缺，却不断创造着奇迹。可有的人在生命失去应有的质量时，宁可选择有尊严地死去。对他们而言，这样的选择，与其说是对死亡的渴望，不如说是对生存的绝望。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或许朱老伯夫妇就是单纯地活开了看透了厌倦了，不想再与生命继续周旋了。

　　死生亦大矣。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十分艰难的选择。可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很多挣扎于生存边缘、为减少痛楚而“一心求死”的案例，以更赤裸、更残酷的面目，向我们昭示着生与死的困境，如“孝子杀父”、“孝子杀母”、“帮妻自杀”、“活埋好友”等，去年，北京怀柔一老太因自身生病无力照顾瘫痪丈夫，无奈将其杀死，引发强烈反响。甚至就在前不久，四川一男子，为让脑死亡的母亲少受罪而拔掉了她的呼吸管。一桩桩、一件件人伦悲剧，无不在向社会传达着一个信号：相较于悲惨地“生”，一些人更渴望痛快地“死”。可在社会范畴内，理性选择死亡却与制度、法律、文化和伦理相冲突，貌似又走不通。我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欣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舍生”并不是轻生，“悦生恶死”的观念已沉淀到国人心中，这样的理性选择死亡不符合我国的传统文化。从社会伦理角度分析，每个人都是社会成员，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相应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即便年轻人遇到此种情形，盲目选择轻生，同样是不可取的。一个人的生命属于自己，但每个人都有父母、家人、孩子，当老人需要赡养，孩子需要抚养，简单地终结自己生命，对家庭其他人来说无异于一种不负责任。较后从法律层面来看，协助他人自杀抑或相约自杀，在我国按照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规定，这样做都是一种违法行为。目前来看，“安乐死”、“尊严死”虽然探讨多年，但在法律上仍是空白。

　　诸多结构性困境面前，死的问题，其实正是生的问题，生的问题解决完、解决好，我们才有空间有条件继续讨论死的权利和死的方式。而如何解决生的问题，探寻出一条可行解困之道，值得整个社会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