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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是世界的铁律，万物都有产生和灭亡。
所以生死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管理好从生到死的这段时间，让一生的福祉能最大化。
人们手中的管理工具主要有两个：金钱和时间。在每一个瞬间，人们要做的决定是在什么事情上花时间，在什么事情上花钱。
对于个人来讲，金钱和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都有很高的价值。
大多数人的情况是两者的弹性都很小，一般人很难把自己的寿命增加百分之十，也很难把自己的财富增加百分之十。
但对于一小部分最成功的人士，虽然时间的弹性仍然很小，金钱的弹性却极大。从万元户、到百万富翁、到亿万富翁、到百亿富翁，财富的极限在不停被打破。跟时间相比，财富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是非常刚性的，但对于这些成功个体却实际没有上限。
所以，对于贫穷的人来讲，时间和金钱都很稀缺;对于富裕的人来讲，金钱本身的价值并不大，最宝贵的是时间。
机构和个人不一样。对机构来说，时间和金钱都有很大的弹性。随着业绩的增长，机构可以从一两个人成长为成千上万人的巨无霸;如果需要时间，机构可以用金钱来雇用新的员工，新鲜血液可以无限延长寿命。
罗马教廷已经传承了近两千年，日本的天皇家族也是从古到今没有间断过;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活了八百年了，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可能至少还能活八百年。
机构长寿的秘密是金钱和时间可以随意互相转换，因此打破了个人在时间上的刚性约束。
作者：刘劲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刘 劲：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详情请见《真正的高手，看透了财富、快乐与时间的关系》
在反垄断压力下，
互联网巨头该何去何从?
政府和老百姓可能对互联网企业都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认为互联网巨头似乎从一开始就有统治世界的野心，而且每一步都是胸有成竹向这种野心推进。
实际不然。
互联网创业者大多是“屌丝”中的“屌丝”，因为没有社会资源，不知道怎么跟领导们打交道，拿不了地也盖不了房，才走上技术创业的道路。
互联网企业实际非常朴素，和传统企业一样，最担心的也是怎样才能活下来，多活几年。自己颠覆了别人，但最好不被别人颠覆。
IT行业遵循摩尔定律，变化比任何一个行业都快，一不小心，今天的霸主明天就可能灰飞烟灭。在互联网兴起的二十年，一路上遍布竞争失败的累累白骨。所以，这种焦虑和恐惧是可以理解的。
由于成长太快，互联网巨头的思维像个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社会看到的是垄断性的巨头，但巨头本身觉得自己还是在屌丝创业。
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落差。当一个企业，收入过了千亿，市值过了万亿，如果还觉得自己是个创业公司，需要社会的各种包容是不合适的。
如果企业的规模做到能对社会产生系统性影响，这个企业也必须从对企业的个体思维中成长出来，变成对社会的整体思维。
如果我们把政府看成一个企业，它就是社会中最大的企业。因此在所有国家，它的目的肯定不能是为了自己赚钱，而一定是“为人民服务”。当然大部分企业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但对巨头来讲实际已经相当接近。
互联网巨头最重要的思考应该是：如何把自我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
至少要想如何让所有的平台参与者都从平台中合理获利。这里不仅包括中小企业，也包括平头老百姓。所有对平台有贡献的参与者都应该获得某种补偿。
只有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利了，平台才有持续性。
所以，前面讲到的所有负面垄断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古人早就知道这个道理。
互联网巨头需要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把自我利益与政府利益相平衡
具体来讲，就是如何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国家达到国家的战略目的。自己的商业目的和国家的战略目的越重合，自己能获得的政府支持就越长久。
互联网巨头需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要意识到世界格局已经在发生本质性的改变
“数字主权”是所有主权国家自然而然的渴望。因此，“统治世界”这种想法是万万不可取的。
更可行的思路是如何通过技术参股的形式对数字经济欠发达地区赋能，在发展其它国家本土的主权数字经济的基础上分一杯技术和资本之羹，这才是长期可持续发展。
简单地说，如果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能帮助欧洲和东南亚这些数字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发展数字经济，而不是像美国的巨头一样去直接控制这些市场，在政治和商业上胜出的概率可能都会更大。
总之，互联网巨头需要未雨绸缪，想到社会的前面。
既然公司的增长这么快，企业的掌舵者就不能一辈子当屌丝，整天想着“七剑下天山”“笑傲江湖”。而是得有一些忧国忧民的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没有这种心法上的改变，就肯定会走火入魔，最后自废武功了。
以上内容来源于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刘劲
作者：刘劲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刘 劲：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 长江商学院副院长
详情请见《虎牙斗鱼合并被叫停!反垄断压力下，互联网巨头该思考什么?》
*原文《反垄断压力下，互联网巨头该何去何从?》2020年11月14日发布于中国新闻周刊公号，作者长江商学院教授刘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