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存转结余会计分录（结转其他结余应做的会计分录）

汤恩伯不仅贪财，还很吝啬，是个比较小气的人。他有三宝，即香烟、乘马、汽车，还经常查对数目。连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这样级别的同僚来看望他，他都不肯拿出好烟来招待。至于马和汽车，汤恩伯既不愿意借给别人用，别人也从未有机会使用。

汤恩伯薄情寡义是出了名的。在国民党内部，他人缘很差，又骄横跋扈，许多人都想置他于死地。1949年，汤恩伯的恩师、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策动汤起义，却被他出卖而被蒋介石处死于台湾。不仅如此，汤恩伯对自己的亲人也十分冷酷无情。

汤恩伯的部下葛天曾回忆：记得1942年汤恩伯到重庆见蒋介石，住在十八梯永兴巷12号（即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这时，他在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工作的弟弟汤克恭和在重庆读书的儿子汤建元到办事处看他。这原是人之常情，不料，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和弟弟，开口就骂，骂他们都没用，要求他们永远不要同他见面，并当面交代葛天不准给他们钱，如给了归葛天负责。当时不仅他们两人不了解原因，在场的人都莫名其妙。

后来有人对葛天说：“汤恩伯之所以不喜欢这个儿子，是因为这个儿子是被他遗弃的老婆所生；他所以不喜欢这个弟弟，是因为这个弟弟与他同父异母。”

汤恩伯的留日同学张文心评价他“面似菩萨，性实嗜杀”。汤恩伯认为带兵之人不能有仁慈之心。他所用的人也多是那些性情残暴者。他经常为了邀功而滥杀无辜百姓。据其部下李佑武回忆：1932年汤恩伯担任第八十九师师长，率部参加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每到一村，先将全村男女老幼驱集于村旁空地，然后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放火焚烧各村庄，师部将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子选出，进行屠杀。其余老幼妇孺，用武装兵押送汉口，规定每天行程60里，许多走不动的老弱就被刺死于途中。

汤恩伯为了树立自己在军中的绝对权威，一直牢牢把持着部队的人事权、经济权、杀人权。他曾对葛天说，“有这些权别人就听你的话，没有这些权谁也不听你这一套。”掌握了部下生杀予夺大权的汤恩伯其随心所欲的“境界”简直到了“化境”。

据李佑武回忆：汤恩伯对部属的处分完全是随心所欲，既不上报，也不公布。如有不合他意者，高兴时就撤职，不高兴时就杀掉，有时还亲自用枪打。

1930年，汤恩伯任教导第二师第一旅旅长，在河南参加中原大战。部队行经一个果园时，有个士兵摘了几个李子吃，被汤恩伯看见，他跳下马来，拔出手枪把那个士兵枪毙了。

葛天也回忆，1939年，汤恩伯因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总部副官处的几位军官打麻将，便要处决他们。当时部队打牌很普遍，而且处决那天还是汤恩伯的生日，葛天建议暂缓执行。

不料汤恩伯说：“我有好些日子没有杀人了，心里就不好过。”结果那几位军官当天被处决了。1940年春，汤恩伯因为其部下一个团的团长手下士兵在接收壮丁时被河南的老百姓缴了一部分枪，觉得这个团长没用，丢了部队的脸，就命令特务营处决了他。

汤恩伯好像治军很严，其实不然。汤恩伯在河南驻扎期间，当时有流行语称河南有四害：水、旱、蝗、汤。张文心说：“人们一提到汤军，无不谈虎色变，恨之入骨。”1944年汤恩伯的部队消极抗战、四散溃逃的时候，实际上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八十九师曾遭到当地愤怒的农民的袭击。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也对汤恩伯部的军纪败坏大加鞭挞。

作为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表面上十分注意维护自己为官清廉的形象，而且伪装得比较成功。有段时间他曾经常穿士兵服，同士兵们一起吃大锅菜，并以伙夫头自居。他的部下拍他马屁，特地写了一篇《伙夫头》的文章替他鼓吹，官兵不叫他总司令，都叫他伙夫头等等。这篇文章在重庆的报纸上刊出后，汤恩伯十分高兴。

其实这些都是装出来的。实际上他每天的生活费需黄金一两，表面上同士兵吃饭，但吃完后还要回军部加餐。但不管怎样，汤恩伯此举在当时确实欺骗了官兵和群众。

一段较长时间内，不知汤恩伯底细的人都以为汤恩伯不爱钱，因为他经常以“不爱钱”三字标榜自己。有时他在熟人面前，甚至在跟他很久的人面前，仍说自己“分文不要”。

汤恩伯经常对部下说：“我从开始工作以来，除了拿委员长送给我的5万元（他任第四师师长时蒋介石给他的）以外，从未支用公款分文。”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43年，葛天向汤恩伯建议把前后方所存款项兑换成黄金、美钞，以防法币贬值。不料汤恩伯当时竟这样回答：“我个人不要分文。目前所结余的公费统统归公，这些钱应如何处理，均由军需人员决定。”

葛天当时也弄不清真假，等汤恩伯回到河南叶县总部后不久。葛天突然接到汤恩伯的军需处处长张仲堪的电报，要葛天在重庆拨法币元购买黄金、美钞，购妥后暂存重庆待命处理。

据葛天回忆，仅这次就购买黄金500条计5000两。1945年秋，葛天离开重庆时这些金条移交给张仲堪保管。1946年春，葛天在上海同张仲堪见面时，他对葛天说这批黄金已扫数转交给汤恩伯的妻子王竞白收存。汤恩伯之善于伪装及贪婪，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