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会计干部培训（乌鲁木齐中级会计培训）

昨天终于约到因为疫情一年没有见面的一个女同学了，我们两个还曾经是同事，关系特别好，无话不谈。

中午一起吃了午饭，落座不久，她告诉我：我公公去世了！

我一惊，问她：什么时候？在哪里去世的？

她回答说在山东老家没有的。

和这位同校不同专业的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回到了家乡，我们分到了两个不同的单位，后来同学又介绍我调到了她就职的单位，在一个单位，我们是同事，也是死党，互相帮助，直到我从单位辞职。

我的这个女同学心思单纯，毫无城府，巧的是她老公与我老公也是同学，他俩是高中的同学，所以我们两家都知根知底。

同学的婆婆特别美丽和善良，皮肤白皙，眉目清秀，同学自己都说没有婆婆漂亮，我第一次见同学的婆婆时，也被老人家慈祥温暖的笑容迷住了，幻想如果是我的妈妈那该多好啊！

可惜的是，帮同学带大孩子的温柔能干的婆婆，在同学儿子高考那年，回山东老家探亲，身体不舒服，去医院检查说是要做一个手术，手术很成功，但却因为并发症，在第三天离开了人世。

她和老公赶回老家办理完婆婆的丧事，带着年迈的公公回到了乌鲁木齐，从此，开始与公公一起生活。

从来没有做过家事，被婆婆伺候的油瓶倒了都不扶的公公，一天三顿要按时吃饭，周天也不例外，还不让请保姆，不喜欢家里有外人。

就这样，同学夫妻照顾老父亲好多年，直到2018年，同学的老公要去南疆喀什地区驻村，她一个人无法照顾老人，才把公公送去在山东老家的姑姐家，打算老公驻村回来后，再把老人家接回来。

我这位同学和她老公身体都不太好，她老公驻村期间，类风湿病情加重，特别是2020年喀什疫情隔离期间，快递不通，给老公买的药无法寄到，天天必须吃的药断了将近一个月，病情更加严重了，手部关节肿得好大，疼痛得厉害。

由于疫情，同学和在喀什地区驻村的老公有将近半年多的时间没有见过面，12月29日凌晨五点多，她老公打来电话，嚎啕大哭，说老父亲去世了，不能见最后一面了。

这样同学的老公才从驻村的地方返回乌鲁木齐，在家住了一晚，然后又飞回老家办理老父亲的丧事。

同学因为年底单位要会计决算，她是财务负责人，无法离开，没有回去。

我担心地问她：身体这么不好，还要去驻村吗？

同学说：单位换别人去驻村了，但老公今天又飞去和田出差了。

前几天看新闻，我国的区域性贫困得到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真是不容易，我们新疆的驻村干部们，更是辛苦，付出的更多。

我的父母是第一代兵团战士。跟那个时代所有人一样，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担心孩子养不活，所以我父母生育有五个子女，又因为那时的传统观念，第二个儿子即我弟弟出生后，父母那颗确保传宗接代的心才安定下来。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能体会到，第一代兵团人是在多么艰苦的岁月里垦荒创业。

我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文革父母遭受迫害点苦没啥记忆了，但八十年代改开以后，父亲为了多赚钱以供每个子女上大学 主动要求从会计岗位下来，承包了百亩盐碱滩开荒造林，加上连队分配给双职工的三十亩生活用地，当时我家共有130亩土地。

前两年因为土地含碱重，广种薄收导致家中收入一直倒挂。

第三年改种水稻后终于翻身， 成了当时全团为数不多的万元户。

不能不说，很多人看到你大把数钞票的时候从来想不到你曾经怎样付出辛勤劳动和汗水。

我家也一样，连队有一家地痞看不得我家好 经常使坏：偷割收割机皮带，阻止收割机进地收割水稻，导致水稻在下雪前倒伏在地里，让我家当年损失至少上万。

即使那样，我家每年辛苦干下来也能攒个三五万的。

我和我二姐在兄弟姐妹中是干农活最多的。

每到放假我俩都会像男孩一样下地干活：挖树苗坑，半夜到离家两公里的树林堵水口子，带着工人锄草，丰收时装车卸车……，在市里已经工作成家的大姐则在假期跟我姐夫一起坐公交车回家参与劳动：收麦子，收打瓜，他们都干过。

后来，我们都有了各自的家庭，但只要回家就会立即投入生产劳动，包括我弟媳。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弟媳妇。

因为我父母最初反对，她跟我弟弟恋爱八年才结的婚。

这个祖籍河南的女人特别能干懂事，从我父母最初的不接纳她到后来的逢人就夸，这期间经过了多少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和努力。

她跟着我们一起下地干活，刚去的时候甚至被蚊子咬肿了脸。

唯独从没去过我家地里干过一天农活的是我嫂子。

很多年以后，我看到她八十岁的父亲在离家几百米的地方开辟菜园种了很多菜给子女供应，她每天吃的美滋滋却从来不知道菜地在哪里后才明白了这应该是他们家的家风。

凡此种种，我父母对小儿媳妇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些我嫂子认为的偏袒：我弟单位集资房，我父母出了五万，我哥家集资房，我父母出了二万。

的确，换上谁都会有比较：你从来不对这个家庭做出任何贡献，谁会心甘情愿继续为你付出？

我哥最初在伊犁那会 因为是甲方代表，吃香的喝辣的，我嫂子也因此飘了 想上班就上班，不想上班就不上班，俨然一副官太太派头。

后来我哥被调到了昌吉，从他们搬离伊犁，她再没去过伊犁，按她的说法是没钱回，可没钱回，你可以让孩子每年跟爷爷奶奶通个电话吧？

但她没有教孩子这点起码的礼节，这也导致了我父母对她的怨气不断上升。

我母亲本来是个特别在乎孙子的老人，刚开始那些年，见不到孙子都要哭，压岁钱年年给他存着备着，就是见不到孙子的面，久而久之 我妈那个本来性格就要强的老太太就跟大儿媳妇犟上了：你不让孙子回来看我，我就不给你钱……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哥是一个人赶回去的，孙子是父亲咽气后第二天到的。

我哥单位在乌鲁木齐的集资房到手后，我嫂子跟我哥办了离婚手续，房子给了她和儿子。

他们在昌吉的院子，因为我嫂子嫌昌吉没有乌鲁木齐方便，在乌鲁木齐租住她妹妹的房子大概有五六年吧，昌吉的院子也就越来越破败。

我一直想，如果是我的院子，我宁可把租别人房子的钱拿去装修自家的院子，让它生意盎然。

但是她没有。

他们家院子里种的菜，她一直抱怨我哥种的不好。

我偶尔夏天去他家，看到院子里西红柿啥的熟透了，挂在枝头上快掉了，她也懒得管 每天像上班一样忙着偷网上的菜（曾经风行一时的网络游戏）。

昨天写了一篇批评侄儿不懂感恩的文字，没想到招来一些质疑，今天就趁上班有空闲的时候，再写了这么一篇。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人是上班之余抽空写写，没有太多时间参与讨论，并非有人留言说的啥值得回避不说的。#感恩#

今天几个老家伙聊天时，说到他们都认识的一个老同事，最近在上海某大医院病故了，听说是体检查出肺癌晚期。说这个老同事从来不吸烟，不喝酒，也喜欢运动，当过他们电力系统毽球队的队长，谁知道竟然得了肺癌。退休金每月八千多，才退休不到两年。儿子在上海做律师工作，发展得很不错。专门把父亲接到上海，找了最好的专家会诊，住院手术化疗，折腾了三个多月，还是走了。在上海火化后，骨灰送回湖南老家安葬了。我一个老同事的父亲多年以前在军马场当会计，爱抽烟，还是莫合烟拿报纸卷着抽，手指头都熏黄了。有一次感冒咳嗽，一直都不好，最后居然咳出血，慌了，赶紧找车子上乌鲁木齐二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是肺癌晚期，说是没有手术价值了，说乐观估计，也就能或个三个月。这个老爷子是军人出身，有股子狠劲儿，二话不说就要出院，谁都拦不住！回去的路上在石河子就昏迷了，当地医院救醒了还是闹着出院，说什么不在医院待。回到家该吃吃该喝喝，想着时日无多，家里人也不再劝他了，爱吃啥就吃吧，老头胃口还不错，吃肉喝酒无所顾忌。半年以后，身体基本上好了，癌细胞还有没有不知道，因为老头子说什么都不配合去医院检查了。前两年老头八十几岁才去世，这个老汉倔得很，不参加什么单位体检，也不上医院。真是一个奇人！有一次和两个医生球友说起这个事儿，他们一个说这个病例有特殊性，对待疾病就是要早检查，早治疗。另一个说这个老汉的病例很可能就是一个误诊，很有可能他不是肺癌，因为肺癌自愈的可能性非常低。我觉得医生的话还是要听的，毕竟他们是专业人士。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时任国民党政府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包尔汉，是起义通电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1894年10月3日，包尔汉出生在阿克苏。这个阿克苏可不是南疆阿克苏河流城的名城，而是俄国喀山省特铁什县境内偏僻的小村。说起来，这两个阿克苏还有一点渊源关系。

包尔汉十二岁那年，他的爷爷告诉了他家族的来历。包尔汉爷爷的爷爷叫帕拉提，当年因为反抗巴依(财主、富人)的剥削压迫，遭到清朝军队的镇压，便带领全家和二十多户村民逃往俄国。

帕拉提走到半路就去世，俄国官吏把这些逃难的人送到了特铁什县这里开荒种地。为了怀念故乡，大家就把这个村子叫作“森林阿克苏”。这一带塔塔尔族人很多（包尔汉的母亲就是塔塔尔族人），大家在一起相处从事伐木劳动。

爷爷后来又找出一支长矛，说这就是帕拉提用过的武器，全家人一直保存至今。爷爷还希望包尔汉能上学读书，做一个有文化的人，有朝一日能回故乡去，看看故乡的亲人，祭奠祖先的亡灵。

包尔汉家全是文盲，爷爷要他唯一的孙子学点儿文化的心情十分真诚。当时他全家八口人:祖父母、三个姐妹和他自己，全靠父亲沙赫德拉和妈妈哈里玛日夜操劳。填饱肚子都十分艰难，根本没有钱供他上学。

幸好，包尔汉的姑父阿铁牙都拉是附近库克申村的经文教师。在爷爷的张罗下，包尔汉在那里一面劳动烧“沙玛瓦尔”(茶炉)，面跟姑父学阿拉伯文和《古兰经》。

那年秋天，包尔汉的爷爷去世。父亲认为学文化没有用，不如回家干活。但包尔汉不愿失去这个才到手的学习机会，便去找妈妈，想到舅舅做面粉生意的喀山市里去读书。

妈妈哭着不愿包尔汉离家远走，可是又不肯过分伤包尔汉的心。最后，包尔汉还是跟村里的一个大叔上了喀山。

包尔汉的突然到来，使舅舅、舅妈都很吃惊。当他们了解到包尔汉求学心切后，舅舅慷慨地送包尔汉到一所寄宿的“穆默德亚”学校去读书，还让舅妈拆了些旧衣服，给包尔汉准备冬装。

到了春天放假的时候，包尔汉随一个乡亲搭乘马车回到家里。为了弥补不经父亲允许而出走的过失，包尔汉在假期里尽量帮助父母干活。三个月的假期结后，父亲亲自送包尔汉到喀山继续上学。

“穆罕默德亚”学校是阿里木江大阿訇创办的，校名是“继承穆圣”的意思。这个学校有两千多名学生，从小学班到大学班都有。

因为舅舅的生意不好，无力继续供包尔汉上学，就安排包尔汉去一家书店里去当学徒（舅舅的妻弟是股东之一），每月可得十卢布的工资。书店的名称叫“玛阿里夫”，在阿拉伯语里是“文教”的意思。总经理在阿拉伯留过学，在“穆罕默德亚”学校教过书。

包尔汉的工作是清扫店堂和给邮购者打包、寄书，晚上睡在总经理家的伙房里，并给他家打扫房屋、给他的孩子洗衣服。

在这书店里包尔汉工作了两年半。尽管工作很多、很累，但他还是挤出时间读了不少书。俄文是这时开始自学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等俄国文学名著也是这期间阅读的，同时还跟着会计学习会计知识。

在高尔基的故乡尼日尼，每年8月要举办交易会，书店年年都去。1911年，一年一度的交易会快到了，总经理把一切事务都交给包尔汉经办，因为这时他对业务已经很熟悉。包尔汉带书到了尼日尼，同一家帽子商店合租一间大铺面，开始营业。

有一天，来了一位五六十岁的大个子老汉，买了一批书籍后，朝包尔汉打量了一番，说:“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你能给我介绍一个吗?”

原来，这个人叫司马义哈吉，住在斜米，经营着好几个商行，有几个还在中国，需要能干的年轻人到那里去工作。包尔汉听到“中国”这个词，就想起了爷爷在世时的话，回去看看祖先劳动过的地方的念头油然而生。由于不便于立即答复，包尔汉只表示可以介绍人，请他过两天来听消息。

随后，包尔汉立即去找另一家书店的经理沙瓦里，在喀山时俩人是好邻居。沙瓦里听说后，说他认识司马义哈吉，必要时可以向司马义推荐包尔汉。于是，包尔汉下定决心跟司马义回中国。

两天后，司马义来了。包尔汉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您愿意的话，这个青年就是我。”司马义非常高兴，以每月20卢布的工资雇用了包尔汉，待交易会结束，回喀山交代清楚后就动身。

交易会快结束时，包尔汉的舅舅有事来到了尼日尼。在一起返回喀山的路上，包尔汉将去斜米的事告诉了舅舅，舅舅很赞成。

回到喀山，包尔汉推说父母叫自己回家，辞去了书店的职务。这年10月，到了斜米。

司马义哈吉弟兄四人，合伙经营对新疆的进出口贸易，总行设在斜米。包尔汉在斜米总行边干边学，到1912年9月，司马义决定送包尔汉去迪化（乌鲁木齐）的商行一一天兴洋行。

就这样，包尔汉终于踏上了祖先曾经生息劳动过的地方，并且在迪化定居。

1914年，包尔汉向民国政府内务部提出申请，恢复了中国国籍。1922年，包尔汉又将父母亲和两个妹妹接来迪化，经过六代人的流亡，全家人终于回归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