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继续教育合营安排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根据投资方在股权投资后对被投资单位能够施加影响的程度，区分为应当按照金融工具准则进行核算和应当按照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核算两种情况。其中，属于按照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规范的股权投资，是根据投资方在获取投资后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影响程度划分确定的，包括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和子公司的投资。除此之外的股权投资划分为金融工具准则范围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人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进行核算与管理。

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上，接过前来参加会议的首都“公私合营”代表王辉等人交上的报喜信。

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主席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经过三年的艰苦工作，1956年1月，北京、上海、重庆举行集会和游行，欢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北京专门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大会。

电影《不夜城》和电视剧《大前门下小女人》，就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北京和上海对资产阶级工商业主与私人小业主改造的过程。

电视剧《大前门下小女人》说到公私合营时觉得有点可乐，“一刀切”的公私合营确有不合理之处。电视剧里大前门下小巷深处一个小酒馆，一个小门脸，七八张小桌子，几个大酒缸，由一个年轻女老板经营着。酒店雇了一个伙计一个短工，营业额刚刚够女老板养家糊口。公私合营后，小店里一下子增加到五六个人——公方经理(国家干部)、私方经理(原老板)、会计、职工2人，还有一个短工……

1958年，贵州的公安秘密来到务川县濯水，趁着黑夜埋伏在刘正刚家外面，等天亮后，公安随即将刚起床的刘正刚逮捕，并很快将其送到重庆受审，刘正刚最终被判刑了15年。这时乡亲们才知道，原来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刘正刚竟是国民党潜伏八年的少将特务。

刘正刚的真正名字名叫郑蕴侠，郑蕴侠是江西临川人，毕业于黄埔四期，后因得到青睐而加入中投，并一路顺风顺水。

在抗战时期，郑蕴侠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台儿庄战役时郑蕴侠率领一支政工队在前线和日寇拼杀，与日寇反复争夺阵地，直到援军到来，但抗战结束后，郑蕴侠开始从事反动工作，直接参与策划并实施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血案”不少革命人士死于其枪下。

新中国成立前夕，反动派在西南组织了国防部新编反共救国军第一军，郑蕴侠被任命为少将政治部主任，不久，郑蕴侠又奉命组建东西山游击纵队，但很快就被解放军击溃，郑蕴侠也开始了长达八年的逃亡生涯。

后来国民党溃败逃至台湾，郑蕴侠没能赶上飞往台湾的末班飞机，无奈之下准备逃到金三角地区，但由于道路已被解放军封锁最后化名。刘正刚来到濯水，就以卖货郎的身份潜伏下来。

由于郑蕴侠受过中统的潜伏训练，很快就和当地百姓打成一片，并被政府评为贫农，公私合营开始后，郑蕴侠被安排到县里学习会计，但郑蕴侠也慢慢受到怀疑，他自称识字不多，但却能写一手好字，最后种种情况郑蕴侠被暴露了。

1957年当地人来到公安机关报案，经过公安的侦查，确认了郑蕴侠的身份并将其逮捕。

郑蕴侠落网后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后来1961年后不再服刑，调去了华蓥山煤矿煤运站参加劳动改造，1975年时被特赦成为了务川县的政协委员，后来郑蕴侠还积极参加祖国统一工作，写了《中统秘闻——一个健在的中统少将的自述》一书，如实反映了中统对党和人民的种种罪行。

2009年最后一名落网的国民党将军去世，享年102岁。

1958年，中统特务郑蕴侠落网，他是中国内地最后一个被捕归案的国民党将军。郑蕴侠，原国民党中统特务，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重庆“较场口血案”和“沧白堂事件”他则是现场的指挥者之一和参与者。

1949年11月16日，蒋介石命令在撤退前，要将兵工厂、水电厂、机场等重要设施全部炸毁，负责执行这个命令的就是特派员郑蕴侠。他在最后烧毁所有机要文件，准备撤出重庆时，发现重庆的两座机场已经先后被炸毁。郑蕴侠只能赶到成都，争取乘坐最后一个航班逃台。但是等到郑蕴侠赶到成都时，成都已经解放。乘飞机逃台已经成了昙花一梦。

郑蕴侠当时能够逃亡的可选之地只有三处，一是台湾，再是尚未解放的海南岛，三是国民党残部活动猖獗的滇缅金三角地区。

台湾、海南距离太远，金三角则离四川比较近，而郑蕴侠曾在中国远征军中任职，对云南到缅甸一线还算熟悉，因此，郑蕴侠决定渡过川黔交界的赤水河、经由贵州去云南然后越境到金三角，投奔国民党李弥第八军残部。

郑蕴侠准备逃跑时，发现自己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钱！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英雄都能难倒，何况他一个中统特务！没有钱万万不能，于是郑蕴侠就去银元交易黑市碰碰运气，结果运气很不好，正好被冲进黑市的解放军抓获。

郑蕴侠的十几年中统特务生涯不是浪得虚名，他有着丰富的反侦察经验，于是他用木材商人的身份掩护，顺利逃过一劫。

郑蕴侠再次脱逃，他想逃出边境，但是此时西南公安师已经组建，情况不比从前，想出逃已然是已是势比登天。而且他在路过泸县老城的当天，“镇压反革命运动”拉开序幕。郑蕴侠知道现在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隐在一个安全的角落静观其变。于是涪陵的一家榨菜厂，多了一名不爱说话的小工。

郑蕴侠虽然尽量不说话，但是一个人的举止即使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会怀疑，毕竟他曾经是个少将，扮演小工，身份差别太大。不久之后，他的底细就被发现，于是他再次仓皇出逃。

郑蕴侠的情况层层上报，最后周总理亲自批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1950年底，偏远的贵州省务川县濯水镇的大街上，多了一名走街串巷的杂货郎，专门卖针线梳篦和火柴等小百货。这名中年货郎，自称叫做“刘正刚”。

濯水镇，地处川黔两省交界处，是只有一条石板街的偏僻小镇，人口不到2000人。最多也不过是有一些行商、游医、漆匠篾匠在镇上盘桓逗留，此外难见一个外人。

货郎还算是什么厚道，话虽不多但是做买卖却公平实在，一来二去镇上的人就和他越来越熟悉，甚至逢年过节，镇上还有人把他请到家里热情款待。可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位看上去老实木讷的杂货郎“刘正刚”，正是全国到处通缉的中统特务郑蕴侠。土改的时候，由于郑蕴侠表演出色，居然如愿以偿地被评为贫民。还不仅如此，郑蕴侠居然在镇上娶了了一个名叫邵春兰的山东女子，两人一起过起了小日子。

1956年，全国开始搞对私改造合作化，由于郑蕴侠走南闯北见识多，成分也好，就被派到县里学习。

郑蕴侠学成回来后，就留在了濯水的合作食堂当会计，后来又被调到当地的公私合营商店。

郑蕴侠落网很有意思，居然是因为一句成语，这句成语就是“不翼而飞”。有一天，他在找一个东西，怎么找也找不到，就自言自语的说道：“咦，真是奇怪，居然不翼而飞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要知道当时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一句不常用的成语，绝对不应该从一个小商店中的会计嘴里说出来的。

1958年5月20日早上，郑蕴侠刚刚起床，从重庆专程赶来的两名公安干警终于出现在了他面前。当两支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他时，郑蕴侠这才意识到：这一天终于来了。小镇上的人还是很厚道的，并没有落井下石，在他被捕时，濯水街上合营商店公方经理佘成富对这位伙计的工作鉴定是：“日账日清，账目清楚，表现积极，工作认真，曾获奖金三次，奖品五次。”

至此，这位潜伏达8年之久的中统特务，终于被缉拿归案，据说他是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名落网的将军。

1958年12月22日，万人公审大会在重庆学田湾体育场举行。郑蕴侠原本是被判处死刑的，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次终审判决中，他被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五年。

1961年，郑蕴侠被调到华蓥山煤矿煤运站改造，由于表现好，得到矿长、大队长多次表扬。1964年，郑蕴侠和原国民党将校级、县团级的犯人被调到琪县芙蓉煤矿，这里专设了一个将校中队。由于将校队里全是有一定“级别”的罪犯，所以改造非常严格，不过生活上非常宽裕。当时每餐一菜一汤，每周两次肉，每次一人一斤。郑蕴侠也特别珍惜改造的机会，他以实际行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975年12月14日，郑蕴侠接过特赦证明时，不禁热泪盈眶。

2009年7月10日，102岁的郑蕴侠走完了他的传奇一生；他最后的心愿是回校场口看看，他想站在历史面前忏悔，很可惜没有实现。

我家住的房子是大地主家的

从前我家住的是公家的房子，就是房产管理所的房子，住这个房子是要交房费的，那时候一般人家住的都是公房，房费也不贵。

我父亲在房产管理所上班，是会计，那时候房产管理所可了不得，一般路边和繁华地段的房子基本上都是公家的，就连政府部门和很多单位的房子也是公家的。

房产管理所怎么会有这么多房子呢？其实有很多房子的原房主是地主、富农和旧社会的官僚资本家，刚解放的时候和土改了，这些人就跑了，有的跟着国民党跑了，有的躲到吉林长春沈阳这些大城市去了，也有的回到农村老家了，也有的去了香港，为了逃命，他们啥都不要了。

他们跑了，他们留下的门市房和住宅就成了无主的，政府部门就收归国有了，交给房产管理所维修和管理。

我们家刚开始住的房子是很长的一栋连脊房，有五个门，每个门进去分为东西屋，每个屋里有南北两铺炕，一般东西屋各住一家，也有的南北炕中间砌了一堵墙，南炕住一户人家，北炕住一户人家。

我父亲在房产管理所当会计，我家人口也多，住的是整个东屋两铺炕，外屋就是两家共用的杂物间和厨房，很宽很大，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条件非常不错的了，只是房费是按面积收费的，我家居住条件好了，房费也要多拿了。

我父亲说有的人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连房费都交不起，那时候的房费有的只有几毛钱，有的人家住的房子只有十几平方那么大，房费交的少，冬天烧的也少，住的面积少了也是真省钱。

五岁那年，我们家搬家了，一栋六间的大房子，住了四户人家，房子是黄泥墙小黑瓦的，每家一间半，宽敞明亮，关键是有前后大园子，园子里樱桃树、李子树、海棠树和葡萄好多啊，这些果子怎么吃都吃不完，海棠果树又高又大，我经常爬到树上去，那时候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找一大树杈就躺在上面，躺着吃海棠果。

我家住的房子原来是一户大地主的，他们家土改的时候跑了，房子看着是挺好的，可是房子的墙里有好多的耗子洞，晚上睡觉都能听到耗子在刨洞，棚顶是纸糊的，耗子在上面打斗玩闹跑来跑去的声音简直是能烦死人，有一次我父亲睡觉的时候还让耗子给咬了脚指头，晚上耗子经常从我们的身上跑过去，简直是太猖狂了，所以我特别的恨耗子，总是想弄死它们，用各种方法收拾它们。

房山头上有好多的麻雀窝，我和哥哥们经常半夜从仓房顶上爬上去掏麻雀窝，掏到鸟蛋就烧吃了，那个时候物质缺乏，能吃的都吃了。

我家住的房子靠东边，东边一百多米从前都是菜地，是生产队的菜地，每年都种的大白菜，后来一点点的都盖上了房子，但是我家的园子也够大的，每年的春天老爸就开始翻地背垄种菜了，原来这家大地主是真有钱啊，难怪他家土改的时候要跑呢，我父亲每年都能在地里挖到几枚袁大头，挖到了就去银行卖，刚开始那几年才三块钱一枚，后来涨价了，七块钱了。

那时候也没有金属探测仪啊，我猜想地下肯定有银窖或者是装金银财宝的坛子，坛子破了，里面的金银就跑了，老人都说地里的金银会跑路，可能是在自身重量和地球引力的作用下发生了移动吧？

后来西屋的许娘她家落实政策回吉林市了，许娘原来是吉林市儿童医院的儿科主任，她丈夫是一个资本家，公私合营后在粮店上班，全家人从吉林市下放到了我家这里，许娘是吉林市的医疗权威，回到吉林市又官复原职当了儿童医院的儿科主任。

许娘家搬回吉林市后，我父亲把西屋也留下来了，这下可宽敞了，三间大房子啊！

改革开放后，原来的房主，大地主的儿子回来了，几十年了，也不知道他们躲在了什么地方，可算平安躲过去了，听说土改的时候他家要是不跑，会有被枪毙的，是听别人说的，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现在回来了，国家把房子还给他们家了，他们早就在外地落户了，也不会回来了，房子谁家住的就卖给谁家了，我家住的三间房子花了二千六百块钱买下来的，其实这房子已经很破了，东房山墙歪了，房产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用木头给顶着呢。

我上初中那年，家里的房子扒倒重新盖的红砖房。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第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之二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工人农民压迫我们，他们说，你做官，你得好好做，你做不好，我就整你。

比如五五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也可以讲一个危机。

一个原因是因为粮食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

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苦”，所谓“农民苦”，就是他们苦，所谓他们苦，就是余粮多。

据江苏省的统计，在我们县区乡干部里头，这种人有百分之三十。

他们每天叫“农民苦”，说统购统销太多了，不赞成。

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

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

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

批判各种迷信；什么解放区合作化不行，什么没有会计，什么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么汉人可以，少数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这些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

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

到一九五六年那个时候，有些人又觉得恐怕不行了，多快好省也不灵了。

同时斯大林问题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出来了，帝国主义反共反苏，那么一个潮流，国内就是右派酝酿活动。

经过整风反右，才把这些东西扭转过来。

而现在呢，就转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民主党派也好，科学界的人也好，工程技术界的人也好，资产阶级（工商界者）也好，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场，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场前进，也还有少数没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

阶级还是存在的。

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

要慢慢戒，不要形势逼人，还要看事实。

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

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

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万吨，粮食由三干七百亿斤到××亿斤。

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努力。

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

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

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

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

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

特别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减少。

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

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

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

这是××县的经验，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将军”将得厉害，就是学生将教师，讲师、助教将教授，研究员将所长。

有那么一个科学研究所，叫作药物研究所，设在上海，所长赵承暇有门本领，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药来，可以治高血压。

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讲，他也不作。

他那个所里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他们呕了气，就自己干，结果苦战多少昼夜，搞出来了，能够提炼出那个药来了。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

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材，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

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

这是形势逼人，就是压迫。

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

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们不进步不行了。

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

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我们要承认这一条。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人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括进去，我看他就舒服了。

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

台湾也是一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

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

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提出一些看法供给各位，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决定、作为一个法律。

作为一个法律就死了，作为一个看法就是活的，拿这些观点去观察国际形势。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

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

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

我爹和我妈教会我们怎么样去做事！

我记得小时候我家经常有那么几个人，他们和我们家不沾亲也不带故。来时我妈很热情的接待他们，他们有时把家里的苹果梨什么的带来。有时打下麦子还把自己家的杏子也带些给我们，我有一次问我妈妈，他们算咱家的什么亲戚？怎么这么热乎？我妈妈告诉我，那是原来和你爹爹做买卖时，他们都欠你爹爹不少的大洋，你爹爹不跟他们要了，他们都是你爹爹的生意伙伴。那肯定是解放前的事了。

解放初期我爹就去东北工作了。我爹不爱参加生产队劳动。他爹爹说他舅舅有本事供自己念了几年的书。后来又去县里当小学徒，学徒满了自己干。我爷爷两个儿子，大爷老实本分在家种地。我爷爷嫌弃爹爹不务正业，拿着棍子满街打他，这在村里是很出名的。后来爷爷看这个不种地的儿子经常买鱼买肉给他吃，也就不再打他了。后来村里人都羡慕爷爷养了个能挣钱的儿子！我爹爹在我那个小破村还挺出名的！

化成分时差一点成为富农，后来我爹给人送了礼，又加上我爷爷和大爷老实，那时又没分家这才化为中农。

解放后从不让自己做买卖时，我爹就去了东北。因为我爹死的那个老婆的哥哥和嫂子，在佳木斯市工商局是领导，这样我那从小不爱种地的爹爹去了东北，在佳木斯市百货公司干。他曾经的生意伙伴说我爹爹有本事，是个讲信誉的人。据常来我家那几个人说，解放了老王看我们生活也不好，欠的大洋也不要了，咱也没有别的东西给，生产队分个梨呀苹果捎两个来。

爹爹这是在告诉我们人比钱好使。直到我爹爹死后还有个老伙伴来找他玩呢！他看我爹爹家锁的门，就不知怎么来到我家门口，正好我出去看到了他，我告诉我爹爹走了这个老头听了都哭了。我把他叫到我们家去坐了一会。他在那里一个劲的夸我爹爹好人一个，还讲那时怎么给共产党和八路弄枪支的。

我爹爹不管和谁都那样讲信誉，这个优良传统也遗传给我们。从哥哥到姐姐还有我都是这样的人。

我妈妈虽然不识字，她说在村里识字班认识了几个字，磨孩子早就忘了。可我记得我们村不太远的一对老夫妻，我妈开始让姐姐隔几天挑一担甜水给他们送去。后来又让我哥挑，后来我也去挑水到他家。我们那时吃甜水要到三里外的四眼井挑，懒水到自己村里有井的人家挑。有时我记得妈妈包饺子还让我送一碗给这老两口子呢！妈妈说没儿没女的不容易。

村里谁家有事我妈不是她去就是让我们去。一般姐姐去的时候多。我邻居葵爸爸早年在地里锄地时喝了井里打的凉水喝了，被凉水激死了。那时葵才十几岁，就她和她妈妈。我妈妈让我姐姐到她家帮助她家去做伴。每天晚上去她家里睡觉。怕她娘两害怕。这一直做到我姐姐结婚，好几年了。把个葵和妈妈感激得很。我妈妈常说谁有难时帮一把。

六四年我家托我妈妈的大侄女，那时她在一个商店当经理，买了一台无敌牌缝纫机，那可是公私合营时出的东西，在我们那街房邻居可出了名了。我姐姐谁家买块布就送到我家，我姐看着剪裁书照着裁衣服。那时也穷也不行收钱。我姐就利用上坡干活回来的空隙给人做衣服。晚上就点着火油灯做。邻居说我姐姐和我妈妈一样好心眼。

记得我上初中时，我班一个女同学她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爸爸和妈妈种菜园。家里条件也不好。可我们两很说得来，她经常到我家来玩，我也经常去她家里玩。我姐知道她家里的情况，就让她把自己和妹妹买的布料拿到我们家，我姐给她们做衣服。那是七几年的事了。我们是七二年考上高中再没到我家做衣服。那时我姐都是义务给人做衣服的。她直到现在也没有忘记我姐姐给她们家做衣服的事。那时就是太穷了！

我哥不够十几岁时就爱打报不平，我村里是个女书记可厉害了，那大小伙子都怕他，她说打谁就打谁，那次因为村里等待去地里干活的人都在街上等着，这位女书记到了那里就给我们生产小队的会计两巴掌，为他都什么时候还不领着社员去地里干活？我哥看后气不愤，和那个女书记打了起来，说她欺负人太过份了。那个女书记要打他，他和逗鸡一样顶着书记上，还骂她不是人，那个女书记一看我哥虎头八脑的不怕她，又怕真被我哥哥打了她，知道我哥谁也不怕就怕我妈妈。到我们家来告我哥的状了。我妈一听这还了得，拿着个棍就到街上去打我哥。我哥哥看我妈妈来了，就跳着高骂那个女书记。后来他们那么多人挡着我妈妈让我哥哥跑了。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队上的人说根本就是这个女书记不对！我妈妈让我哥哥到女书记家赔不是，我那犟脾气的哥哥说什么也不去。事情也就这么不了了之。我哥哥说她欺负人不是一天两天了。从那以后她看我哥哥也不发火了，看了我妈妈还挺热情的。我妈妈说我哥哥的脾气像我三舅舅。其实我看也像我妈妈。我妈妈也是这么个人。那次有个我村的人往那家门上刺尿，他欺负人家没有儿子，正好我妈妈走到那看见了，把他好一顿的收拾，那个人老老实实的走了。没敢还一句话。他自知理亏！

现在妈妈和爹爹不在了，可我们知道怎么做人，怎么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