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准则历史

　　#好书速览# NO.94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

　　史卫民教授是国内知名的元史和制度史专家，撰写并出版了《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元代社会生活史》《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等一系列元史研究的著作。本书曾于1994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是“中华文库”系列中的一本，有着不错的口碑。再版增加了新版序言。新序言主要介绍了六种类型的大一统论点，对元朝时期的人如何认识大一统做了进一步说明，揭示了大一统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是政治符号，同时还引发了当时思想、认识甚至是学术的重大变化。

　　公元1276年，即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常常被人忽略但又有着关键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元军挥师南下，将偏安已久的南宋王朝攻灭，在长达五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大江南北再次重为一域，忽必烈成为首位在中国大陆建立大一统中央王朝的少数民族领袖;而且这次统一进程把云南、西藏和西域也划入中华版图，如此范围广大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首次出现。

　　作为元代统一进程中最为关键的年份，《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作者史卫民以纪实手法将1276年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连缀成篇，向读者展示出一幅简短而又生动的历史画卷。在残酷而激烈的战争过程之外，重点描述了由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冲突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书中先后出现了近300个民族不同、文化背景各异的历史人物，皇帝、重臣、将军、义士、宫女……在1276年这个有着宏大历史意义的年份，他们演绎了种种令人长叹、或悲或喜的个人命运。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王朝统一，都会带来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统一车轮的转动，不但需要军事上的成功，更需要强大的政治优势。13世纪以前，在中原地区立国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曾经做过统一的尝试，留下的却都是失败的记录——八公山的“风声鹤唳”，葬送了前秦君主苻坚的前程;采石矶的兵变，终结了金朝皇帝完颜亮的性命。到13世纪下半叶，元世祖忽必烈终于以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两个“第一”的纪录：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统一了中国，不但结束了五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大江南北重为一域，还把云南、西藏和西域地区划进了统一的版图;如此范围广大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

　　本书聚焦元至元十三年，即公元1276年，这一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画卷上似乎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却是元朝统一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年份。就在这一年，蒙古铁骑挥戈南下，一路摧枯拉朽，兵锋直指临安，将偏安已久的南宋小朝廷攻灭。在国破家亡之时，处于生死关头的江南诸人将做出怎样的命运抉择?面对疆域空前辽阔的大一统格局，自草原崛起的游牧民族，又该如何巩固治下的万里江山，实现改进取为守成的转变?(张连起文，转自“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

　　钱币为国家经济之命脉，自古就严格控制。秦统一全国后，铸制半两钱，从而统一货币制度，稳定经济。

　　然而西汉建立后，货币制度十分混乱，西汉初立，经济羸弱。竟然令老百姓自己铸造货币，谓之“荚钱”。结果物价腾飞，《汉书》记载：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

　　到了孝文帝时，又改为“四铢钱”，钱文为“半两”。放开政策“使民放铸”，贾谊为此上书制止，但黄帝老儿不听。当时吴国“富埒天子”，邓通“以铸钱，财过王者”。满天下都是吴、邓铸钱，国家把货币制造大权交给了私人。

　　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对匈奴用兵，耗费巨大，国内经济几乎崩溃。货币政策被迫再次调整，造“四铢钱”，甚至实行春秋早期的“皮币”。销毁半两钱，改为三铢钱，禁止民间盗铸。后主管官员认为三铢钱太轻，又请铸五铢钱。更实行缗钱，一国之内，各种货币并行。到了王莽时期，变更汉制，“又造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汉代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号称“治世”的。主要得益于文景帝的节俭、轻徭薄赋的宽松政策。实现了表面上的“繁荣”，但在发展经济上，缺乏完整系统的政策保障，实际上，这个繁荣是十分脆弱的。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打仗，立刻就原形毕露，民不聊生，以至于出现人吃人的现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货币政策太过混乱，朝令夕改，甚至把铸钱这样的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大事交给私人，不乱才怪。

　　由于货币制度混乱，加上打击匈奴，国库空虚。开始卖官鬻爵，“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

　　汉朝的繁荣是表面上的，是经不起检验的。其中没有成熟的、稳定的货币政策是主要问题之一。如此儿戏地朝令夕改，实在不可思议!

　　周公旦“制礼作乐”的意义其实还不仅限于周朝本身，更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走向和基调。周公旦剥离“天意”的“德”的内容，后来又逐渐拓宽，形成了一套道德体系。春秋战国时代，周公在“礼乐制度”中体现的思想，如敬天爱民、明德慎刑、君臣之别、长幼之序等，被孔子、孟子等大儒提炼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恕、让、勇”等，儒家思想由此衍生，并长期支配了中国人的公私生活，影响至今，足有三千年之久。中国之所以称为“礼义之邦”，与“周公制礼作乐”是分不开的。当然，万事有利有弊。周礼在带给中国人礼仪、秩序、鹭港、稳定的同时，也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多弊病，如尊卑贵贱的等级让中国人很难形成现代“平等”思想，长期积累使中国人存有严重的顺从心理，甚至养成对权威和权力的迷信乃至盲目崇拜，不利于发挥个性和改变思想;过于专注人伦和政治，缺乏科学精神;重德治而缺乏法治观念，以人治国，潜规则盛行;过分强调家族、家庭本位思想而不顾国家利益及公共利益，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待人接物讲面子，繁文缛节、虚假客套，说话拐弯抹角……这一切又都使中国社会难以真正迈进现代社会。总之一句话，不管一个中国人是不是了解周朝历史、喜不喜欢周公制礼作乐所奠定的中华文化基调，他总归是深受周礼影响的，当然也许他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这点，这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仿照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例子，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成也周礼，败也周礼”。——《简说西周史》

　　高二历史选修一第3课中国近代至当代政治制度的演变知识点提纲

　　中国历史思维导图#历史# #教育# #知识#

　　这次给大家总结了中国历史知识包括：

　　早期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的农业

　　中国古代的手工业

　　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

　　中国古代的科技

　　自离开学校，就再也没有读历史类的书籍了，听朋友介绍，入手了这本《南明史》。读了好久，读时心中五味杂陈，每每想弃读，又欲罢不能。真可谓是一段《南明史》,无尽辛酸泪。

　　一、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

　　作者顾诚先生(1934年11月28日—2003年6月25日)，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原教授，博士生导师，明清史专家。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顾诚先生说，他25岁就接触到故宫博物院的明清档案，这段经历让他终其一生研究明清史，中间因为历史原因不再研究，兜兜转转，他最后要求回到了明清研究领域，也许只有热爱才能抵御一切阻拦，才能成就这本同样载入史册的《南明史》。

　　他一生耿直，视学术为生命，孤灯长夜，治学谨严，是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生前仅有两部专著面世：一本是序言中提到的《明末农民战争史》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而这本《南明史》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也许这就是对顾诚先生最好的肯定和嘉奖。

　　顾诚先生多方考证，引经据典，书中提出了许多权威性的说法，拨开迷雾，还原了历史真相。

　　二、南明史跨越的时间段

　　南明史是明清易代的历史 ，始于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朝廷覆亡。一直以来对它的结束时间有争议，但是顾诚先生的提出结束于1664年八月初四日，李来享茅麓山战役(在湖北兴山县西北)，大陆上最后一块抗清基地被摧毁，只剩下东南沿海的郑成功余部。至此，明末清初以来，坚持20年的农民军抗清斗争基本结束，而一段南明史也结束。这种说法已经得到许多人的认可，现在都按照顾诚先生的划分为主。

　　三、南明史的主线

　　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在大江南北，各地以汉族和其他民族(西北回族以及西南等地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为脉络。

　　四、南明史里的三股力量

　　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在取得全国的胜利，战领北京颠覆明朝后，没有能维持他的胜利，原因有二，一是他错误的估计清廷的力量，没有加强对东北的守防，造成山海关失守，很快退出北京，西逃。二是在取得胜利以后要团结社会各方力量，特别是上层阶层的官绅地主，改变对官绅实行的追赃助饷政策，采取合理的纳税制度。而他继续推行追赃助饷制度，最终失去了官绅地主的支持，只能失败。

　　南撤的几个朱家朝廷。第一个弘光朝廷，本来背靠富裕殷实的南方力量完全可以打败没有站稳脚跟的清廷，但是他们却一味退缩，毫无进取之心，对外采取“借虏平寇”的国策，希望清廷打败大顺军后，和朱家朝廷划江而治，平分国土，对内没有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整个朝廷没有接机整顿吏治，继续压榨百姓，过奢侈无度的享乐生活。最终等清廷打败大顺军后，转而打败弘光朝廷。以后的几个朱家朝廷则是一个不如一个，只有走向灭亡。

　　不断崛起的清廷之所以取得全面胜利的是因为中华民族内部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彪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对的官绅地主如吴三桂、施琅等人，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

　　五、都心存私心，想当乱世枭雄

　　也就是反清斗争失败的原因，内斗要亡国，亡国也要内斗，无论是南明几个朱家朝廷，还是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各个割据势力都想趁着乱世，想成为一代枭雄，各自为政，造成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最终只有失败。

　　六、纠正了我几个错误的历史认识

　　1、康乾盛世后中国生产力逐渐落后，直到清末，彻底闭关锁国，落后世界各国，被世界各国蹂躏。

　　真相是:康乾盛世正是对应的西方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清朝完美错过。

　　明代17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萌芽已经在中国南方萌发，科学技术等方面同西欧各国的差距并不大，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在统治期间还是孜孜不倦的引进西方科技，如火器和历算。

　　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多大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

　　当时满族作为一个生产力落后的游牧民族，统治中国后，所谓的康乾盛世100年，正是18世纪的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清朝却固步自封，没有引进西方的先进的生产技术，让中国与世界拉开了距离的，慢慢沦为科学生产力低下的国家。

　　2.史可法作为一代忠臣，为反清复明鞠躬尽瘁。

　　真相是:史可法为官清廉、勤勉，为偏安一隅的南明朱家朝廷夜以继日的工作，但是他本人不仅能力有限，也支持推行“借虏平寇”的国策，而且心存私心，为了保全自己在朝廷中的督师大学士官职，奉四镇军阀为娇子。结果是骄纵四镇割据势力，压榨当地百姓，耗费了江南百姓的大量粮饷，却一退再退，一败再败，最终被清廷打败。

　　3.抗清运动只在清朝初期发生

　　真相是:清廷的民族歧视政策，造成反清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历史前提 网页链接 ​​​

　　#二十大最新消息#【二十大新闻中心举办记者招待会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我们党依靠制度优势、法治优势，以‘恶竹应须斩万竿’的坚定意志，书写了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新篇章。”对于记者提出“如何看待这十年来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就”这一问题，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回答道。

　　10月17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在梅地亚新闻中心二层新闻发布厅举办记者招待会。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徐启方，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向中外记者介绍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新时代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肖培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64.8万余件，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共立案审查调查各级“一把手”20.7万人。

　　肖培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涉嫌贪污贿赂犯罪7.4万多人，其中首次贪腐行为发生在党的十八大前的占48%，首次贪腐行为发生在党的十九大后的占11%。共有8万多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得到有力遏制，减存量遏增量有力有效。”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行贿人员6.3万多人，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行贿人员3.6万余人。肖培介绍，目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对于作风建设，肖培回应，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党的十八大以来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76.1万多件。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8.2万多件。“我们看住了一些领导干部的嘴，赢得了无数人民群众的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田培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现行近4000部有效党内法规中，近十年新制定修订的占70%以上。

　　有记者问到近年来陆续出台的关于领导干部管理监督的制度和规定，徐启方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组织部门不断完善中国特色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深化选人用人监督检查和巡视整改，切实在解决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顽疾上用力。(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 记者：孙航)

　　所以古希腊文明的神话，建筑，制度，历史，哲学思想，数学都是西方文明创造的吗?

　　山中有好汉

　　西方主要是古罗马文明，有可考证的历史在2000年左右，而古希腊只是神话，依据是阿拉伯传说中的记载。

　　第2课 西方国家古代和近代政治制度的演变，##高中历史笔记#

　　【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

　　有媒体提问，近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大肆鼓吹“两岸互不隶属”谬论，美国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如何认识台湾问题的性质、一个中国原则的内涵及意义?

　　中央台办研究局局长仇开明今日应询表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的历史经纬清晰、法理事实清楚。大量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境，也记载了自12世纪中叶起，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开始在澎湖、台湾设治，实施行政管辖的情况。

　　台湾问题的产生和演变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休戚相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陷入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的悲惨境地，台湾更是被外族侵占长达半个世纪。1943年，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内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条款必将实施。1945年，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随之光复，重回祖国怀抱。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由于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

　　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决议不仅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且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问题。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处理涉及台湾问题均遵循一个中国原则。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中国同18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有关历史事实、法理基础和国际现实充分证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尽管海峡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散布、炒作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歪曲事实、否定和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是逆势蠢动，注定失败。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中美两国建交以妥善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明确阐述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美国政府在1972年《上海公报》中明确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在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中明确承诺，“美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承认中国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近年来美方却在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公然违背其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就一个中国原则作出的承诺，开历史倒车。我们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情况#

　　(野史未必假之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

　　中国古代中的“惮让“制度，类似于现在的投票选举，呼声最高的候选人将接任大权成为下一任的领导者。这与血统和身份无关，是一种和平转让权力的方式。 其代表人物是尧、舜、禹。几千年来，人们为这三位君主的美德所折服，称颂不已，使他们成了“托古改制”的原始依据及典范，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是这样记载的:尧在位70年后、其子丹朱不成器，不得百姓爱戴，作为驸马的舜那时已然摄政，但仍保荐丹朱治理8年。直到朝臣和百姓认为丹朱不是治国之才，纷纷靠拢“贤明”的舜时，舜才以一句“天也”结束了丹朱的政治生涯，坐上了帝位。这样看来，似乎并非尧让位，而是舜自己取代了丹朱。所以，韩非子有这样的评语：“舜逼尧，禹逼舜。”尧传位给舜，实乃舜已经完全得到大家的拥护，年近百岁的尧没有能力再去改变这种趋势了。

　　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舜渐渐年老，治水有功的禹开始茁壮成长，有了自己的势力，怎能甘心为自己的杀父仇人(舜)所用?还是韩非子的“禹逼舜”这句话说的通透。虽然《史记》上讲，舜南巡不幸病死途中。但在战国时期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却有这样的记载：舜年迈体衰，禹于是逼迫舜去南方巡查，实为“放逐”，舜因此死于途中。但不管是《史记》的记录更符合真实历史，还是被称为“野史“的《竹书纪年》更贴近现实。总之，舜的死确实是有蹊跷的。今日无论如何推测，都不可能重现当时的情景，那么又怎能知道舜传禹帝位的内幕呢?

　　但可以推测呀，在原始社会除了尧、舜、禹三人是以“禅让”名目传帝位之外，在之前“禅让”根本就曾存在。从轩辕黄帝开始一直遵循着子承父位的规矩，黄帝王朝子孙相传共传了七代。到了尧、舜、禹时期突然改变，难道真的不值得怀疑吗?

　　最后举一实例:曹丕心安理得地接受傀儡汉献帝禅让帝位之后，脱口而言：“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其中深意，不言自明。

　　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固有不到之处，但也未必是空穴来风。感谢阅读，谢谢!!!

　　《资质通鉴》的根本原因是假设人性是没有变得，因为人性没有变，所以之前的很多事儿，历史放在如今都能借鉴。所以鲁迅说，二十四史翻遍都是人吃人三个大字。

　　人性的恶需要制度性的去约束，知道人性，约束人性才是更该考虑的问题。

　　日本天皇家族，有人娶婶子，有人娶伯母，有人娶姨妈，有人娶侄女，娶表姐表妹的人数不胜数，近亲结婚非常普遍。据日本的古书《古事记》记载，前三十三代日本天皇家族中，出现了十一次兄妹通婚。天皇家族如果坐超市门前的摇摇车，肯定摇不明白“爸爸的亲戚叫什么”。

　　大化改新之后，日本全方位学习中国文化，法律、官僚体系、服饰、建筑等等。但儒家的“礼义廉耻”，日本人似乎没有学去，近亲结婚不仅没有改善，甚至愈演愈烈。天皇家族甚至将异母兄妹的婚姻定为制度，写进了法典。从7世纪到8世纪中叶，日本皇族的女子，几乎没有嫁给外族的，基本自产自销。

　　为什么日本天皇家族如此热衷于近亲结婚?根据日本的上古神话，天皇是“现人神”，是不能和凡人结合的，要保持神的血统纯正，就像宝莲灯里的三圣母一样，不能和凡人瞎搞。而且这样有助于巩固天皇的势力和地位，贵族们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外人进不来权力系统，有助于长治久安。

　　但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一般在一个家庭中长大的男孩和女孩，异性之间很难互相吸引。知乎上有很多弟弟对姐姐的控诉，别人看姐姐都是肤白貌美美貌大长腿，自己记忆中的姐姐，是每天冒着大鼻涕泡，把自己往死里打。这样环境下长大的两个人，很难产生异性之间的冲动。日本为什么能例外?

　　原因在于日本古代的“访妻婚”习俗，意思是结婚后，妻子仍然在父母家生活，男人夜晚到访妻子家中，白天一亮就离开，生下的孩子由姥姥姥爷照顾。《源氏物语》中记载，皇子源氏经常没有空暇时间，去妻子的家中拜访。既然不同的妻子生的孩子，都不在一起生活，大家很陌生，自然能产生异性之间的好感，结婚时也没啥好尴尬。

　　1931年10月22日，她和末代皇帝溥仪签订了离婚协议，放弃“锦衣玉食”的皇家生活，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休帝的女人。什么样的女人敢休了皇帝呢?

　　她就是额尔德特.文绣，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第一次勇敢的迈出了人生第一步。在历代皇朝中，这是一个女子的殊荣，是整个家族的殊荣。

　　1909年，文绣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是八旗中的所谓上三旗，镶黄旗的鄂尔德特锡珍府。

　　她的爷爷锡珍，曾经是清朝一品吏部尚书。但是她的父亲端恭却没那么幸运，参加科举考试屡考屡败，只做了个五品的候补。她的父辈们都没当什么大官，整个家族就这样没落了，但骨子里还是有贵族的基因。

　　后来，文绣父亲病逝，母亲蒋氏带着文绣和文珊，艰辛的生活着。母亲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于是把8岁的文绣送进了学堂。她天资聪明，在国文、算术、美术、音乐方面功课都很好，成了知书达理的闺秀。

　　1921年，虽然清朝已经灭亡，但太妃们还是为16岁的大清国未代皇帝溥仪选后。只是不能在全国海选了，只能挑选前清王公贵族的女儿们。

　　文绣的叔父华堪自作主张，将文绣的相片送到了内务府。13岁的文绣虽然相貌平平，但身材高挑，知书达理，出身贵族，也进入了皇后的候选人名单之中。

　　虽然清朝已亡，皇帝的婚事并不能自己做主，由后宫的三位太妃一手包办。这是太妃们大展身手，笼络权势的时候，溥仪只看了个寂寞。

　　端康太妃是光绪皇帝的妃子，平时主持宫内事务，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马上力推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婉容。

　　而同治皇帝的妃子敬懿太妃，自然明白端康太妃的用意，她立刻张罗物色，找到了鄂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

　　经过权力较量之后，最终一致同意选一后一妃，婉容为皇后，文秀为淑妃。1922年11月30日，为了皇宫仪式，妃子需跪迎皇后，溥仪在娶婉容前一天迎娶了文绣。

　　新婚洞房花烛夜，有多少人都认为美好的夜晚，溥仪看都没看文绣一眼，冷冷的扔了一句话给她：“下去休息吧”。而后也一直没宠幸过她。

　　溥仪娶亲只是为了遵照祖宗制度，哪有什么真爱，依然是一个人住在自己的养心殿里。婉容比较美貌，溥仪平时还是比较喜欢跟婉容一起。

　　置于深宫的文绣，日常除了梳洗就是请安，硬生生的活成了摆设。孤独寂寞的她，只能压抑痛苦，将人生的重心转移到学习上。

　　溥仪答应了文绣的学习要求，请了一个英语老师教她。经过两年的学习，她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学会了用思考的眼光看世界。

　　1924年11月，冯玉祥做出了“逼宫事件”，溥仪带着后妃离开了紫禁城。他知道走出皇宫意味着彻底变成平民百姓了，这让他非常郁闷。

　　后来，溥仪听信旧臣郑孝胥怂恿，欲投靠日本人，以为可以重振大清江山，继续做着皇帝的春秋大梦。

　　文绣知道后极力反对，虽然知道溥仪不喜欢她，但还是苦苦劝阻。劝他不要听信谗言鬼话，要有民族底线。提醒他当年日俄战争中日本人杀害了很多无辜的中国人，投靠日本人实属引狼入室，以后必将后患无穷。

　　但溥仪认为文绣说的都是妇人之见，嗤之以鼻，还厌恶文绣。为了不让文绣干涉他的“好事”，让太监把她监控起来。溥仪带着婉如走上了投靠之路。文绣不顾被厌恶，依旧苦口婆心规劝溥仪悬崖勒马。

　　文绣因为溥仪投靠日本人这个问题矛盾越来越多，溥仪更是不搭理她，把她当透明人。面对溥仪的冷落，皇后婉容的排挤，周围人的轻视，文绣觉得自己生活在绝望之中。更是把精力全放在阅读上了。

　　直到后来妹妹文珊和玉芬来到天津陪她，告诉她已经民国时期，外面的世界男女平等，可以请一位律师帮她打官司离婚。于是文绣决定以离婚方式重新生活，三个姐妹经过智慧的谋划，酝酿了一个出逃计划。

　　成功逃出后的文绣，向溥仪发出了离婚协议，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休帝书，也公开了自己的痛楚：侍帝九年，未蒙一幸，还是处子之身。

　　这令人哗然的辛酸，引起了巨大的舆论。有来自大清遗臣的贬斥，有家族亲戚的责骂，有各大报纸的压力。

　　但文绣全然不顾干扰，一直坚持，最终于1931年10月拿到了离婚协议，成功休掉了皇帝，离开溥仪，获得了自由，获得了重生。

　　离婚后的文绣，恢复了自己小时候的学名傅玉芳。在一所私立学校当老师，教语文、画画。只是末代皇妃的身份被无聊好事之人曝光，文绣最终不堪众扰，被迫离职。

　　后续也被间断的各种骚扰，甚至被敲诈勒索，包括吃瓜的求亲之人、地痞无赖、伪军，甚至日本人。文绣饱尝人世间的艰难困苦，极力生活，贫困至极。

　　抗战胜利后，文绣在友人帮助下在华北日报社当校对员。1947年，文绣按照自己的意愿，认识了部队的一位少校军官刘振东，并与他结婚，过着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生活。解放后，刘振东努力改造，到清洁队当了一名工人。

　　1953年9月17日，文绣因心肌梗塞病逝，享年44岁。文绣一生坎坷，但她遵从了内心的轨迹，以自己的姿态活出了自我价值。

　　作者：岁月悠悠

　　“子立母死”?北魏为防止外戚专权有多残忍?(上)

　　历代王朝建立以来，陆续建立了完善的政治制度，王朝的更迭，其政治制度也为后世提供了借鉴意义。

　　北方少数民族于公元398年建立北魏王朝，北魏王朝仿照中原王朝制度，建立了完善的国家管理体系，为北魏王朝政治经济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皇权继承制度上，实行“父死子继”的制度，让“兄死弟及”制度走进了历史。

　　北魏道武帝为了确保“父死子继”制度的贯彻实施，建立了防止外戚专权的残忍制度——“子立母死”制度。

　　“子立母死”制度的建立

　　1、“子立母死”制度的时代背景

　　北方少数民族部落通过军事的联合，组成了游牧部落联盟的王国，国王拓跋珪在公元386年统一了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建立了北方游牧部落联盟组成的代国，为北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少数民族组成的代国统一北方后建立了北魏王朝，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了在联盟内部的话语权，实力强大的部落，成了王朝拉拢的对象，通过政治联姻的结盟方式，巩固皇权。

　　这种部落联姻方式，倘若王朝继承人年幼时即位，外戚依托本身实力强大的部落，与皇后内外勾结，顺势干预朝政，对北魏王朝“父死子继”的制度构成极大的威胁。

　　王莽通过外戚专权，夺取了汉王朝的政权，自立为新朝皇帝，建立了新王朝帝国，北魏道武帝把新朝王莽作为前车之鉴，认为外戚专权的威胁时刻存在于北魏王朝。

　　汉王朝继承人年幼时即位，母后干政问题时有发生，北魏道武帝对照历史的镜子，认为母后干政问题对于北魏王朝“父死子继”制度也有着非常大的威胁。

　　王朝是基于少数民族部落的军事联盟，注定了内部纷争不断，不稳定因素时刻存在。

　　原来约定俗成的“兄死弟及”王位继承制度，曾经支撑了部落联盟的崛起，成为部落联盟的信念和行动纲领。

　　“父死子继”制度在这种环境下，实施过程必然困难重重。

　　在部落中有着很深土壤的“兄死弟及”制度，随时会随着某个部落的崛起，卷土重来，北魏道武帝认识到“父死子继”制度面临直接被推翻的威胁。

　　道武帝为了不让外戚一家独大，专权朝政，同时遏制“兄死弟及”制度复燃。

　　让外戚部落处于一个均衡的强大程度，又可以制衡意图使“兄死弟及”制度死灰复燃的部落，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

　　相比中原文化经过历史沉淀，根植于民众社会中，少数民族文化在管理上困难艰巨，正所谓取得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难，道武帝迫切需要建立相对应的王朝制度，巩固王朝的统治。

　　道武帝面对这些现实难题，苦于一时没有应对之道，道武帝借鉴中原王朝汉武帝的经验，虽然中原王朝有汉武帝“子立母死”这种个例，但汉武帝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子立母死”作为制度实施。

　　凶蛮的道武帝强势推出了“子立母死”的残忍制度。

　　目的是防止外戚专权，防止母后干政，防止“兄死弟及”制度复燃，通过三防来确保“父死子继”的制度不受威胁。

　　又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削弱各部落的经济和军事势力，随着各游牧部落的没落，北魏王朝成功地改造了游牧部落的文化，完成了北魏王朝从游牧部落转向农耕社会。

　　2、“子立母死”制度的实施

　　受到南方先进的封建农耕文化影响，少数民族组成的北魏王朝建立之初，效仿中原王朝管理体系，建立了完善的政治经济管理制度。

　　道武帝对皇权继承制度一直保持从未有过的警惕，认识到“父死子继”制度受到各部落势力威胁的现实，深知“父死子继”制度落实的重要意义，道武帝效仿中原王朝汉武帝，制定了“子立母死”的残忍制度。

　　由于古代妇女地位的低下，部落之间联姻一直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古代妇女的权益不被重视，妇女成为这种部落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子立母死”制度实施之初，没有遭到部落的强烈反对，使得本该母仪天下的皇后，成了“子立母死”制度的政治牺牲品。

　　“子立母死”制度的建立，目的是消除外戚部落通过内外勾结的可能性，削弱外戚独大专权朝政的能力。

　　通过保持外戚部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遏制了“兄死弟及”制度死灰复燃，震慑了各部落企图通过军事行动推翻“父死子继”制度。

　　北魏王朝为了贯彻“父死子继”的制度，采取平衡之术，既防止外戚干政，又防止“兄死弟及”复燃。

　　相互制衡效应，使得北魏王朝奠定了“父死子继”制度的基础，遏制了部落的威胁，不再对北魏王朝的“父死子继”制度构成致命威胁。

　　道武帝的 “子立母死”制度建立之初，这种痛苦的牺牲，换来了北魏王朝初期皇权继承制度的稳定。

　　作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对这种罔顾妇女权益的制度，要一直予以批判。

　　本书依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探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展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是如何突破教条主义的藩篱，是如何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一步步发展成长的。本书刻画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性质、法律观念、法治理念、价值立场和制度建设方法论，建构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进程中现代国家的法理基础、有效的现代国家的法理要素以及走向有生命力的现代国家的法理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