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外自己做好吃的美食教案（野外美食节目有哪些）

清同治九年，天津育婴堂的大门打开，一会儿，走出三个人，每人都背着一个白色的袋子，走出大门把白色的袋子往停在坪里的马车上扔，冯瘸子猛地一惊，育婴堂里都是小孩子，那白色袋子不是小孩的尸体？

天津发生数次儿童失踪绑架事件；同时，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容的中国儿童因天气炎热、瘟疫横行而大批死亡。因为育婴堂善后处理不当，致使这些病故的儿童尸体暴露在野外甚至“胸腹皆烂，腑肠外露”。

育婴堂收容所病故的儿童就成了民间流传之“神父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传闻的证据，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横行霸道。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天津民众的愤怒，可想而知。

冯瘸子等人将天津县衙团团围住，用石头瓦块攻击诱拐儿童的嫌疑犯——教民王三。

教民被围攻，使得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异常愤怒，出面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但崇厚对天津民众的纵容、暧昧态度让丰大业并不满意，于是便有了丰大业鞭打崇厚随从甚至枪击天津官员的愤怒举动。丰大业的张狂点燃了天津民众的愤怒之火，冯瘸子等人将其殴打致死以后，火烧望海楼教堂并杀死外国传教士、修女、使馆工作人员、外国商人共计20人。此即为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俄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屈服，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时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调查后，“至挖眼剖心一条，经曾国藩于抵津时亲加推问，百姓无能指实。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遗失幼孩控告之案”，天津民众对教堂残害儿童的认定并不属实。可面对查无实证的结果。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国藩到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随后经他调查之后，确认育婴堂并无诱拐伤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6人 (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9月25日)，缓刑4人(余下四名，原为照抵被杀俄人性命，因俄国领事孔令再三要求缓办，遂拖下未执行) ，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9万两白银 ，并由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甚至连曾国藩昔日好友、属下臣僚也都“责问之书日数至”。

他在致友人书中说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不得不引咎辞职、落寞离津。

曾国藩引咎辞职以后，朝廷另派李鸿章接手。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国因随后发生了普法战争，无暇注意东方事务，因此接受了这个条件。

从“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来看，曾国藩很明显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但这样的处理结果，果真就该怪罪曾国藩吗？

清朝政府要求曾国藩既要照顾民心，又要绝对保证和平局面。对于法、英、美等国的军事威胁，清朝政府内外交困，国弱民穷，一旦战火再起，曾国藩会落得何种下场，可想而知。

面对军事威胁，清政府虽然数次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严行戒备”，可还是数次给曾国藩下发谕旨，要求其“斟酌情形、以保全和局”。如此矛盾的态度，曾国藩能怎么办？权衡之下，曾国藩也只能按照基本的法律规定对案件作出处理。

在曾国藩上呈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有一句对“天津教案”的客观态度说明：

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

自古以来，“欠债还钱、杀人偿命”乃系天经地义之道；更何况就晚清政权当时的羸弱状态，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天津民众因愚昧诬陷收容所神父、修女戕害儿童而冲动杀害传教士乃至外使馆工作人员的行为，差点重启战火，让无数民众再次遭受兵祸。就此来看，曾国藩对案件的处理结果并无失当之处。

清朝政府丧权辱国，对外屈服，割地赔款，对内镇压，又刚经历了十年太平天国之乱，慈禧太后只顾着保住她母子的权位和富贵，和各大臣互相猜忌，正想打压中兴名臣曾国藩。

或许，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没有很好地照顾民族情绪，没能顾全天津民众愤怒的心情，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别无选择，如果盲目的冲动，重启战端、生灵涂炭。

没有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曾国藩根本硬不起来，曾国藩又该背负何等罪名呢？仅就“天津教案”而言，曾国藩或许有错但绝无罪过，更不该被骂成汉奸、卖国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