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监狱公务员

1992年南京看守所内，一名死刑犯刑期将近，他一边哭着，一边争分夺秒地翻阅字典，想研究出减刑的办法，没想到真让他找到了。

1992年3月，倒卖国家物资，侵吞了百万元赃款的仲开龙得到了他的判决：死刑。从那以后，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他，他经常会梦到自己的身体被一颗子弹贯穿。

想到年迈的父母和拿出所有积蓄给自己还债的姐姐，没活够的仲开龙决定上诉。虽然律师告诉他改判的概率很低，但他依然坚持，哪怕能多活几天也好啊。

却没想到因为他的坚持，为他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次偶然的机会，仲开龙看到了一篇关于电脑应用的文章，文中提到了一种比拼音编码更方便的汉字输入法，四拼法。

虽然仲开龙对汉字输入法一无所知，但他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被夸上天的四拼法看上去也不简单啊，我能不能发明一种更高效率的编码呢？

说干就干，仲开龙暂时放下了对死亡的恐惧，每天抱着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开始研究，想要从中寻找一种新的规律。这事说起来简单，但是对于仲开龙这个从来没接触过编码的人来说，无异于是异想天开。

“都成死刑犯了，不赶紧享受几天，还真以为靠那几本破字典就能救命不成？”

“没准是在写遗书呢。”

排挤、孤立、冷嘲热讽……这些负面情绪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仲开龙，但他假装听不见，依旧一门心思扑在新编码的编写上。

仲开龙的努力得到了管教人员的鼓励，“你这想法很好啊，加油干，说不定能减刑呢。”这句话让仲开龙心里瞬间升起了一点希望，虽然他研究这个只是想逃避死亡的恐惧，但是如果能减刑的话，是不是就不用死了？

为了这一点奢望，仲开龙对新编码更上心了，看守所也为他大开方便之门，在囚室里专门给他开辟了一小块有桌凳的空间，让他能够伏案写作。就这样，仲开龙完成了数万字的《全息中文码》初稿。

只是还没等仲开龙做进一步的完善，二审判决就下来了。“维持原判”四个字就像一个重锤，击碎了仲开龙的全部希望，他万念俱灰地放弃了新编码的创作。

毕竟，最高法院核定完，死刑就会被执行，这说明他做的这一切都是无用功。

为了让仲开龙重新振作起来，看守所的管教人员给他讲了很多最高法院改判的例子，又给他的家属递消息，破例让他的家属给他送来计算机相关方面的书籍。

有了管教人员和家人的支持，仲开龙重新振作了起来，再一次扑到了新编码的研究上面，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没想到，仲开龙越研究，越发现自己的初稿漏洞百出。最后他心一横，决定忘掉死刑的逼近，推翻原有成果，重新做出一套最科学的编码。

从那以后，仲开龙全身心投入到了编码研究上，7000多个汉字的偏旁和对应字符，他反反复复抄了十几遍，监狱里懂点电脑知识的人，都被他缠着问过。管教人员也到处给他寻找计算机方面的书籍让他学习。

就在仲开龙修改文稿的时候，同监狱一个贪污犯被枪决了，狱友们都嘲笑地说下一个就是他了。

问题是，最高法院的判定马上就下来了，而他的文稿还没有修改完成。每一天仲开龙都在祈祷，再晚一点，让他能把编码写完。

这一次，幸运女神终于眷顾了他，他的编码赶在法院判决送到之前完成了！

当时中国最快的五笔字型码平均每个字要按3.6个键，仲开龙发明的这个三拼编码平均每个字只要2.1个键，这可比他看到的四拼法编码还要简单！

这份编码文稿被送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时候，仲开龙的死刑复核马上就要结束了。

考虑到这份文稿的价值，最高人民法院一面派调查人员来调查这份文稿是不是仲开龙写的，一面把这份文稿移交给电脑专家进行科学鉴定。

看到调查人员严肃的神色，仲开龙再度陷入绝望，他想自己做的这一切可能都没有意义，自己终究还是逃不过死亡的惩罚。

就这样经过了几个月的漫长煎熬，仲开龙收到了迟来的判决书，因为他的编码具有重大价值，他由死刑被改判为死缓！

这个年仅24岁的小伙子终于绷不住了，他捧着这份判决书泪流满面，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活了下来。而他也成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因为重大发明被改判的死刑犯。

因为仲开龙的积极表现，他的刑期又从死缓改判为无期，后又减刑到20年有期徒刑。严惩和宽大结合的法律，让仲开龙有了得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正是他的努力，让这一机会变成了现实。

作者：柒柒

编辑：景匀

参考资料：1、吕传彬《建国以来第一例以发明成果改判的死刑犯》. 2012.7.25.新民晚报

2、晓寒、崔洁《死刑犯发明全息中文码》. 中国检查报 1994.2.20

#2022生机大会##历史#

1933年5月，邓中夏被捕，他捕后，一直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敌人为了让他招供，将他的妻子带过来指认。明明是夫妻，两人却要装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邓中夏与李瑛，既是同志又是夫妻，他们已经一同走过了7个年头。

他们一个出生在宜章，是封建大家庭中的少爷，一个出生在江华，是地主家的童养媳。两个身份悬殊的人，却因为共同的崇高理想信念走到了一起。

1932年李瑛不幸被捕。李瑛入狱一年后，邓中夏也意外被捕。

邓中夏入狱时，用的是叫施义的化名，他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严刑拷打下来，也不曾暴露。

邓中夏守住了秘密，但跟他一起被捕的互济总会援救部长林素琴，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供出了邓中夏的真实身份。

不仅如此，林素琴还供出此前被捕的李瑛，就是邓中夏的妻子。

邓中夏时任全国赤色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身上背负着多少秘密啊！

敌人知道邓中夏的真实身份后，欣喜若狂。

不过欣喜没多久，马上开始冷静。他们不知道林素琴的口供是否真假，为了搞清楚事实，他们将李瑛带到高三分院与邓中夏当面对质。

感情甚笃的夫妻，一年多未见，再相见时，彼此都戴着重重的手铐，在特务们的监视下，不能诉相思，只能把对方当做陌生人。

李瑛说，她早已与邓中夏分开了，而且已另嫁他人，那男人也死了。邓中夏也拒不承认，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只得又重新将他们关押。

「我站在门口目送着他，一直走到很远了，这时忽然走到一个转弯的地方，他挣着退回一步，伸长脖子回过头来，看着我。这一回头，便是永别。」李瑛后来回忆。

没多久，邓中夏被引渡解往南京，押往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监狱。

1933年9月，一个沉静的夜晚，在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同志们拿出身上所有的钱，给邓中夏买了一碗大肉面。

邓中夏没有拒绝，他接过面，慢条斯理地吃完，连汤汁都没剩。这份面是他的告别礼，告别这片他深爱着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

9月21日黎明，在南京雨花台刑场，邓中夏英勇就义。他牺牲时，年仅39岁。

#今日头条#

1949年4月23日，南京城里红旗摇动，军民欢舞。这一天，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垮台，总统府降下了青天白日旗。在上级指示下，陈士渠将军负责接手城防，并开始了恢复生产工作。

就在陈士渠忙碌之时，老首长叶剑英打来了电报，电报来得非常急，上面赫然写道：速入监狱，解救谢士炎。

电报内容短、语气重，陈士渠立刻紧张起来。可陈士渠带着一批战士，却找不到谢士炎的半点踪迹。当搜寻无果的消息上报后，叶剑英长久沉默，吁叹不已。

谢士炎到底何许人也？为何他会得到叶剑英的重视？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抗战之中，谢士炎指挥部队英勇阻击，屡立功勋。可国民党派系林立，他始终不得重用。

1943年末，他调往湖北战区孙连仲处担任参谋（虚职）。谢士炎一心想要杀敌报国，却遭到排挤，心中苦闷无比。可为了国家大业，他强忍委屈，继续出力效劳。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湖北芷江日军受降。洽谈期间，谢士炎担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负责一切事务。谁知，国民党众人肆意孤立，玩忽职守，白日里不谈正事，各人自顾自捞取利益。到了晚上，酒楼里觥筹交错，欢笑不断。

此时刻，四万万中华同胞尚不能解决温饱，国民党军官、政客却大肆享受，这实在令人心寒。

谢士炎觉得无法容忍，身处其中，更觉羞愧、愤怒。于是，他秘密地加入了人民阵营。

1946年9月，国民党拟定攻击解放区的计划。谢士炎恰好参与其中，并获悉诸多部署。顶着重重风险，他从中窃取，复制一份，并交给了我党地下同志。

反动派阴谋攻击张家口解放军，一口气派出12个师，会同傅作义、阎锡山进行围剿。情况危急，谢士炎连夜赶来。在城内一家香烟小店，他亲手把情报交给了陈融生同志。

陈融生的公开身份是北平军事调研处职员（国民党），他又通过电报的方式，让叶剑英等领导获悉了一切。最终，我华北部队迅速突围，各部保存了有生力量。

此时，谢士炎早已是我地下党组织的重要线人。为了更好地传递消息，他进行了伪装。在国民党队伍中，谢士炎一改常态，他开始频繁社交，和各路人打成一片。只要是有用的人脉，他便会攀交一番。

在敌人看来，这个“榆木脑袋”总算是开窍了，殊不知，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掌握中，很多军事秘密也被我军掌握。

1947年2月，叶剑英来到了保定（谢士炎工作处）。在陈融生的帮助下，二人正式相见。谢士炎眉目清秀，一表人才。谈吐中，他对共产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叶剑英对他极为赏识，并亲自当了入党介绍人。鲜艳的红旗下，谢士炎用有力的声音说道：“余誓以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

另一方面，“开窍”后的谢士炎在仕途上顺畅了许多，他“巴结”权贵，表示忠心，得到了国民党嫡系的认可。

1947年4月，谢士炎升任保定绥靖公署长官，配少将军衔。每一次国民党军事会议中，都有着他的身影，谢士炎静静坐着，偷偷记录，一言不发。偶尔表态时，他总是顺势而为，装作“老实模样”。

利用国军军官身份，谢士炎一次次传递出情报，解放军多次得到助力。

1947年9月，军统华北局展开秘密行动，我地下组织遭到围剿。不久，一名叛徒出卖了谢士炎同志，他也落入敌人手中。监狱里，谢士炎遭到百般折磨，始终一言不发。他咬紧牙关，宁死不从，令人震撼。

军统最高头目毛人凤把他转移到北平监狱，并派人严密看守。换了一个地方，谢士炎却更加遭难。北平特务们对其日夜拷打，不断逼讯，可都一无所获。在电报中，敌人用“硬骨头”来描述谢士炎，这足以见他意志之顽强。

1948年2月，谢士炎被再次转移到南京（军统大本营）。

这一次，故交孙连仲（老长官）前来说情，国民党高层也有意对他拉拢。刑讯中，南京当局许诺道：“只要退出共产党，你就能官复原职。”可不管敌人软磨硬泡，他只有轻蔑的眼神。

1948年11月，残忍的敌人在狱中将谢士炎杀害，身体也被焚毁。从此，我们再也没了他的消息。

1949年4月23日，在我人民军队的作战下，南京成功解放。当陈士渠同志入城后，叶剑英立刻下达了“救人指令”。可一番苦寻，最终却并无线索。

一个月后，在南京陆军监狱里，有人找到了一张草纸，上面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经过比对，这正是谢士炎的笔迹，他也正式被确认牺牲，年仅36岁。

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叶剑英同志则无比痛惜地说道：“谢士炎牺牲得太早了，哪怕再等个一年半载。”

全国解放后，湖南省人民政府又追认谢士炎为革命烈士，并在《湖南省志》、《三湘英烈》、《湖南军事人物志》立传。

如今，在他的家乡湖南双峰，谢士炎的丰碑高高矗立，人民没有忘记他。

1948年，大汉奸周佛海，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后，留下的一张老照片，镜头中的他已经瘦的成了一具干尸，两名法警正在为他解下手铐，这样的死法，确实有点太便宜他了。

周佛海是汪伪政府的重要成员，他一生没有崇高的信念和追求，而且凭借着自己一手“织网绝技”，狐朋狗友遍布天下，不但在仕途上步步高升，而且获得顺风顺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凭借着自己的人脉，又将死刑减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结束了反复无常的罪恶的一生，时年51岁！

1938年，曲焕章在监狱中离奇去世。他被关押在监狱中两个月，在监狱中，为了将曲焕章交出云南白药的配方，他被百般折磨，但是曲焕章宁死也不愿意交出来。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乱世之中，最赚钱的就是两种生意，其一是军火，其二是药品。但是曲焕章制造的“百宝丹”（云南白药的前身），当时非常火爆，他也凭借百宝丹成为滇西名副其实的药王，“百宝丹”也成为很多人争夺的对象。

曲焕章这辈子还是过得很苦，他7岁丧父，9岁丧母，从小跟着姐姐和奶奶长大。后来姐姐出嫁，他就跟着姐姐来到袁家，袁家刚好是医学世家，所以他就跟着袁家的子弟行医，等到他长大一些，就跟着姐夫专门学习。

到了结婚的年纪，他娶了邻村的姑娘缪兰英为妻，他成家之后就自立门户，开了一个医馆专门治疗跌打损伤。有一次，曲焕章被邀请到个旧去给一个人看病，结果，他却突然昏倒在回家的路上。

在路上，刚好就遇到一个老医生姚联钧，他救下曲焕章。等到曲焕章醒过来，他觉得姚联钧医术很高明，所以就主动请求成为他的弟子。姚联军就带着曲焕章一起四处行医和上山采药。

曲焕章不怕苦，不怕累，为人聪明又勤快，姚联钧把自己的本事都传授给了他。后来，姚联钧去世了，曲焕章打理完他的后事，才回到家乡继续开医馆，他用自己的经验制造出伤科良药“百宝丹”。

这种药治疗跌打损伤很有效，很快曲焕章的名气就传出去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曲焕章因为有名，当地有一个土匪头头叫吴学显，他受了伤，就派人绑架了曲焕章去给他治病。曲焕章被他手下的人，带到了山寨里，刚到山寨门口，曲焕章就看到树上吊着两具尸体。

土匪罗罗对他说：“要是你治不好我们头头的命，你就去陪树上的两个人吧！”曲焕章听到这话，算是被吓了一跳。

吴学显被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腿伤口发炎都伤到骨骼了，曲焕章都没有把握可以治好。曲焕章只能先消炎，他用“百宝丹”给吴学显消炎止疼，后来，再用药物辅助他治疗筋骨。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吴学显的肌肉把子弹给挤出来，曲焕章再用针将他的子弹给弄出来了。不成想，吴学显的伤真就被曲焕章给治好了。

因为治好了吴学显，他的名声更大了，但是因为吴学显可是土匪，曲焕章就被冠上了“通匪”的罪名，他被抓起来了。他的家人积极营救他，后来姐夫四处寻找关系，最后用80石粮食才把他给疏通关系给救出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18年，唐继尧主政云南后，吴学显经过招安，他从土匪头子一下子就成为了军阀。吴学显想起了当年曲焕章对他的救命之恩，所以他就给曲焕章重新开了医馆，他还把曲焕章推荐给了唐继尧，曲焕章就成为了滇医部一等军医。

1937年，滇军的战士要出征抗日，曲焕章主动捐赠出3万瓶“百宝丹”，后来的台儿庄战役，第60军的战士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瓶“百宝丹”。

当时他们在打仗时，受伤了，就会服用百宝丹，他们吃完之后就可以继续投入战斗。日军当时都觉得这种药品非常神奇。

曲焕章的“百宝丹”在战场的使用效果很好，但是他的好心却为他自己招致了杀身之祸。

当时昆明政府就对他道德绑架，希望他能为抗战做出一些贡献，他们要求曲焕章，要么交出“百宝丹”的配方，要么就捐钱采购一架飞机？

“百宝丹”是曲焕章的命根子，他当然是不能交出来的，所以他筹集了3万块滇币交给昆明政府用于购买飞机，但是昆明政府说不够，他们要的可是3万国币，这换算下来差不多就是30万滇币。

曲焕章无可奈何，要是他不能筹够钱的话，就要被抓进监狱，他只能去当地的钱庄借钱，他好不容易筹到了30万滇币，谁知昆明政府还说不够，他们就要把曲焕章给软禁起来。

曲焕章正在为难之际，重庆行政院副院长焦易堂，亲自来到昆明，他想要接曲焕章去重庆当中央医馆的馆长。

曲焕章知道这等于就是从一个狼窝去到另外一个狼窝而已。

去重庆之前，他就对“百宝丹”的配方做出了一个安排，他悄悄把配方交给了妻子，并且用他们两个人才懂得的彝族话交代她：“收好，千万不要让人知道。”

曲焕章去了重庆，焦易堂要让曲焕章出配方，他出人力和物力去生产“百宝丹”，曲焕章知道一旦配方交出来了，那么就会成为南京财阀赚钱的工具，那么平常人就再也享用不到这种要饭了，所以他不愿意交出来。

焦易堂就派人将曲焕章软禁起来，当时天气炎热，牢房中的环境又很糟糕，曲焕章就得了暑痢，这种病将曲焕章折磨得够呛。他知道自己恐怕挨不过去了，所以他就把“百宝丹”的防伪印章给弄坏了，这样一来，谁都得不到了。

后来，曲焕章就莫名其妙死在监狱之中了。因为外界都知道配方只有曲焕章知道，所以在他死后，也没有去找他家人的麻烦。

解放战争之后，曲焕章的妻子看到解放军的无私奉献，所以，她主动给当地政府无偿捐献了“百宝丹”的配方。

1956年，百宝丹配方在昆明制药厂正式投产，并改名为“云南白药”，缪兰英被特聘为制药厂技师。这就是“云南白药”背后的故事！

1949年建国前夕，南京军统站长狱中身亡，牺牲后被我军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6年，担任南京军统站站长的周镐秘密入党，积极配合我党工作。

后来，周镐身份暴露被关入监狱，1949年解放军攻破南京城后，发现他在狱中身亡，显然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为了感谢周镐对国家和革命的贡献，新中国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周镐来自湖北农村家庭，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书，希望他能改变受穷的命运。

周镐从学校毕业后参军入伍，还在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深造，原本前途光明。

但由于周镐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思想，引起了军统的注意，不久便被学校开除。

几个月后，周镐加入十九路军，成为蒋光鼐的部下。结果，李济深和蒋光鼐联合反蒋失败，周镐也受到牵连，被军统逮捕入狱。

很巧合的是，奉命审讯周镐的人是他的老朋友，对方念在旧情，表示如果他加入军统，就能逃脱罪责。

就这样，周镐加入军统，但却并不愿意从事肮脏的反革命工作，成为同事们排挤的对象。

1935年，周镐被隔离审查，幸好军统大佬周伟龙认为他是个人才，亲自出面将他救出。

从那之后，周镐便成为周伟龙的心腹，经常跟着他和军统高官见面，还成了戴笠的爱将。

1940年，汪精卫公然叛国叛党，在日本鬼子的帮助下成立伪政府。戴笠交给周镐一个任务，让他打入伪政府内部，窃取汪精卫和日寇的情报。

周镐利用职务之便，策反了不少汪伪政府高官，还传递出大量宝贵情报。

抗战结束后，很多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高官，他们得知周镐竟然是军统特务，气得咬牙切齿，开始合伙陷害他。

戴笠本想出面救周镐，但却因为飞机失事身亡，他在监狱里待了1年多才被释放。

这个时候内战即将爆发，周镐对蒋介石政府充满反感，就想脱离国民党，加入我党投身革命事业。

正在周镐准备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同学找到他，表示自己是共产党员，希望他能以地下党员的身份，继续隐藏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

周镐很清楚，这份工作充满危险，但确实很适合他，便答应了老同学的请求，随即秘密入党。

解放战争爆发后，周镐成功策反国军将领孙良诚和刘汝明，但后者临时反悔，跑到蒋介石面前告状，导致周镐和刘汝明双双遭到逮捕。

周镐又一次被投入监狱，他知道蒋介石绝不可能放过自己，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无论国民党反动派如何严刑拷打，周镐坚持不妥协，没有说出任何关于我党的信息。

国民党方面也很无奈，再加上战争形势逆转，他们已经顾不上审讯囚犯，我党利用这一点，开始积极组织营救。

然而，蒋介石的阴险狠毒出人意料，他逃离南京城的时候，竟然下令把监狱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全部杀害，其中也包括周镐。

周镐的牺牲是一个重大损失，但他为了国家和民族，展现出的牺牲精神，值得后人永远学习。

1948年2月，南京。民国时期，死在监狱床上的大汉奸——周佛海。其实，他曾经也是个人才，共中一大代表，我党创始人之一，一大时是二号人物，陈独秀是一号。但他有个致命弱点就是贪生怕死，后来留学日本便走向反面，遂成为卖国巨奸，人人唾弃，杀害同胞。当初如果他坚持下来的话，也是能上城楼的人物。 ​​​

#头号创作家#下面的这张照片拍摄于南京老虎桥监狱，是大汉奸殷汝耕临行前留下来的最后的一张照片。殷汝耕左右胳膊分别被两个法警架着，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一个法警。作恶多端的殷汝耕，终于等来正义的审判。殷汝耕与汪精卫一样，年轻的时候都曾是锐气昂扬的爱国青年。作为一名进步的爱国人士，殷汝耕积极投身于反清运动。

为了救亡图存，殷汝耕还曾专门去日本留学，以学习先进知识。可惜的是，等到民国建立后，殷汝耕渐渐丧失了革命斗志。为了争权夺利，殷汝耕已经忘记了他的初心。

日本人侵占了华北地区后，丧心病狂的殷汝耕认贼作父，主动投靠了日本人。在日本人的策划下，无耻之尤的殷汝耕，摇身一变成了伪华北自治政府的主席。抗战爆发后，殷汝耕又被汪精卫招揽，成了汪伪反动集团的头目。1947年，殷汝耕因叛国罪被执行枪决。

1948年12月，刘汝明的家人打来电话，告诉他在南京的家眷遭到监视。刘汝明部原是西北军，他是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不久前冯的夫人李德全劝告原西北军将领起义的广播，以及原第四绥靖区起义的少将高参李慕春等人从解放区到蚌埠进行劝降等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蒋介石为了拉住刘汝明为他继续卖命，得知他有老母在堂，又侍母极孝，便于12月初，派人给刘汝明母亲送去手杖，被面等礼物。刘汝明在蚌埠打电报向蒋介石表示“职忠贞不二，衔环结草，以报厚恩。”

此后，蒋介石又派次子蒋纬国和国防部的邓文仪来蚌埠慰问刘汝明，在交谈中，刘汝明经展开军事地图对蒋纬国说:“ 这蚌埠西北地区是淮、淝、浍河的中下游，水面深宽,支流纵横。我们大军行进不易。若是以有力之一部，轻装由淮南一带出发，开始向西斜出，然后折向东北，为上述各河之上游，冬天水浅，据报称，共军在这一带没有什么游击队，有之也不多。可以乘虚急进，出其意表，抚背而击之。这是一支奇兵，战果可期，可立解黄维之围。”

为了让蒋纬国放心，刘汝明还一再强调说：“现在我的六十八军的有力部队正在准南田家庵一带，这是有利条件。”

刘汝明的真实意思是表示他可以作此一战，这个建议之前，他并未向顾祝同、刘峙等人言及，这次唯独对蒋纬国说，其主要目的是万一能够侥幸一战成功的话，可以使蒋介石亲自知道，有利于他的升迁。但是蒋纬国对此并不感兴趣，只是催促刘汝明全力解黄维兵团之围，刘汝明便不再多言，闷闷不乐。

就在蒋纬国、邓文仪到来不久，刘汝明接到南京家人打来的电话，得知受到保密局特务的监视，刘汝明愤愤不平。

刘汝明与顾祝同、刘峙、杜聿明、胡宗南、宋希濂等人不同，顾祝同、刘峙这些人，当年不是黄埔的教官，就是黄埔的学生，属于蒋介石的嫡系，而刘汝明靠的是行伍出身，他早年赖以发迹的西北军，向来是不被蒋介石所信任的。

这时，先后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梁冠英(原冯玉祥部下，解放战争初期起义)、孙良诚(原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一O七军军长，1948年11月13日在江苏睢宁邢围子村投诚)、吴化文(原第九十六军军长，1948 年9月在厦门率部起义)等人先后写信或派人到蚌埠敦劝刘汝明起义。

李慕春亲自来到蚌埠，要求同刘汝明面谈，但被刘汝明拒绝了，李慕春是李德全的胞弟，所以刘汝明对他态度尚可，虽未见面，但是让人送了一些银元。

不久后，孙良诚再次派人带信给刘汝明，要求商谈起义的问题。刘汝明看完孙良诚的来信后，找来情报处处长陶纪元商量，刘汝明说:“从信中看，孙良诚现在又有后悔的情绪，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骗出来。”

于是，刘汝明让陶纪元代他写信，大意是说:“兹事体大，请你亲自来蚌埠吧！我们共商大计。”

刘汝明一方面把信交来人带回让交给孙良诚，另一方面又将原信内容报告刘峙。孙良诚接信并征得解放军首长同意后，再次派人来见刘汝明。

经过磋商，刘汝明指定他的儿子刘铁钧(六十八军一一九师副师长兼三五五团团长)在田家庵接孙良诚过河，然后潜来蚌埠。

刘汝明约定孙良诚个人前来，不料临行时，原孙部参议周镐(地下党员)坚决要求随行。此外，王清瀚(原孙部二六O师师长)也要求同去。孙良诚虽然再三劝阻，并说:“我与刘汝明同出身于西北军，共过许多生死患难，私交甚厚，我个人去就行，保证绝无问题。”

其实，刘汝明是骗孙良诚出来的，孙良诚也是心照不宣的。因为，此前在徐州冯治安的“公馆”的秘密会议上，刘汝明是不同意起义，对此孙良诚是知道的。就这样，在孙良诚没有说实话的情况下，周镐、王清瀚跟随前往。

孙良诚一行到了刘汝明的防区后，周镐、王清瀚被埋伏的卫兵抓住，拘禁在刘峙的特务营，随后移送南京保密局局监狱。

孙良诚则去了刘汝明的司令部住了一晚，第二天就被送到上海的“公馆”了(孙良诚在上海有房子和财产)。两天后，刘汝明让手下李诚一去南京见保密局长毛人凤，要保荐孙良诚为国防部参议，并给周镐求情。

李诚一在见到毛人凤传话后，毛人凤暴跳如雷的说:“他还要保周镐吗?”

李诚一解释说:“刘司令官和孙良诚二人在旧西北军几十年的关系，保孙是主要的。”

毛人凤说: “好！我同顾总长研究一下再说。” 后来，孙良诚转托其在西北军的老同事、国防部参谋次长秦德纯在蒋介石面前力保，这次被委为国防部参议。周镐则在南京被杀害了。上海解放后，孙良诚被捕，1951年病死。

12月下旬，杜聿明集团的残部被围困在陈官庄，淮海战役大局已定。这时，李德全又适时地发表广播讲话，再次劝告刘汝明等原西北军将领起义。

据李诚一回忆，刘汝明在认真地听了李德全的广播后，想了好久，说:“唉！何应钦、顾祝同他们总是把我当杂牌看待。说起来也真令人寒心，不过，蒋先生个人对我还是不错。培育我者冯先生(冯玉祥)，如果今天冯先生还在的话，那我今天也只有不干了。”在最后关头，刘汝明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最终逃去了台湾，度过了残生。

1945年10月5，南京，“大汉奸王克敏”接受特务头子戴笠邀请去他家做客，可以在镜照片中看到“王克敏”身着一身白色西装，手里还拿着雪茄，一脸微笑的面对着镜头，但这是他最后的一张照片了。

王克敏出生于1876年5月4日，浙江省杭州府钱塘县人，1903年考取举人功名，后任清国驻日大使馆的参赞，主要是暗中负责监视在日留学生的风吹草动，在任期间经常拿着公款吃喝玩乐，是风俗馆的常客，暗中跟日本人有过接触，这也为他后来做汉奸埋下伏笔。后来清朝灭亡后，他在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下担任财政部长，他喜欢古董文玩字画类的物品，在任期间利用职能之便大肆敛财，光是字画就贪污了足足有80满满箱有余，1937年时，觉得国民政府已经是山河日下，不宜久留，他又屁颠屁颠的跑到南京的汪伪政府担任政务委员长。

在同一年，这个可耻的“大汉奸”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宣布“临时政府”成立，颁布了卖国的宣言，发表了伪政府的组织人员，并公布恢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并在后续的几年里实施了许多卖国行为，帮助了日本人干了不少坏事。

在下面这张照片拍摄没多久，他带着几十名汉奸去戴笠家做客，以为国民政府打算启用他们不计前嫌，但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当时戴笠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他想射这一场鸿门宴，把他们骗过来一网打尽，事后这几十名汉奸被押往北城炮局监狱。1945年12月25日，王克敏在监狱内服毒自杀身亡结束了他这邪恶的一生。#老照片#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爱我中华# #抗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