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公务员待遇（钟祥乡镇公务员待遇）

#你有哪些励志的经历#

我是78年5月到村小当民办老师，81年9月考入钟祥师范读书，83年7月毕业后到钟祥行政机关工作，92年元月调荆州地区(市)行政机关工作，最后在县级岗位上退休。一路走来有三次经历值得说说。

第一次是我在村小任教。78年5月我到村小当民办老师，教了一年小学五年级数学和两年初一数学。我虽然高中毕业，但在那个年代，初中高中都在搞开学办学，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要当好老师，教好学生，必须自学。那时我的自学可以说到了入迷的地步。一是教学需要，二是鬼使神差。我把初中一至六册数学课本上的习题不论难易，统统做了一遍。把初中语文的知识点学了一遍，有的还学了二三遍。还买了一些初中语文数学方面书籍学习，大量做习题。遇到难题就向本校、周边学校的老师和公社函授站的老师请教。那时用的是煤油灯，每天学习到深夜，第二天早上鼻腔里忻出来的是黑色鼻涕。用的是8分纸一张的白纸，裁成16开装订成的练习本，在白纸下垫横格纸做数学，不知做了多少本，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当时如饥似渴地学习，好象是老天的有意安排。81年民师招考，因当时符合条件(年龄30岁以下，教龄三年以上)的人很多，仅我们学校就有5人。县里给我们公社9名参考名额，公社预考我考了第三名。全县考试在钟祥师范进行，全县有300多名民师参加考试，招录40人，我名列其中。师范学习两年毕业时，县委组织部到我们班选拔行政干部，我又成为5名幸运者之一。从此走上行政之路。

第二次在钟祥工作时。83年7月师范毕业后，组织上分配我到钟祥县老干部局工作。行政机关工作量不大，按部就班，我总想让自己充实些，我参加了自修大学学习，参加新闻函授和演讲交际函授学习，不断充实提高自已。在与同事聊天时，介绍他向报刊杂志和广播电台写通讯报道稿被采用的情况，从中受到启发。于是，我就开始媒体写稿投稿。84年9月7日，《荆州报》报眼刊登了我写的《钟祥县积极建立休干活动室》的稿件，对我鼓舞很大。之后我就不停地写稿投稿，越来越多的媒体，特别全国的老年报刊杂志刊登我的稿件，多家媒体聘我为特约记者或特约通讯员。几年间，我有200多篇新闻通讯稿被30多家媒体采用。还有三篇论文被刊用。当时在全县和全地区老干系统小有名气。91年8月，在我没有丝毫个人要求和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组织上下调令让我到县委组织部工作。当年底地委组织部又调我到地委老干部局工作。

第三次是荆州工作时。92年元月调荆州工作。开始在地委老干部局办公室工作，我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为领导当好参谋。同时积极进行调研，勤于思考，撰写了大量调研报告和有感而发文章及论文。几年间，有50多篇文章被报刊杂志刊用，有2篇论文获省优秀论文三等奖，有1篇论文被全国老年学术交流会采用，并在会上交流。两次作为省委巡视组成员到市县和高校开展“三讲"巡视工作。六年间由科员逐级提拔为副县级干部。之后被调到市医保局和市人社局工作，最后在正县级岗位上退休。

我始终坚信，机会永远只会惠顾勤奋努力的人，人的命运始终掌握在自已手中。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国民党不甘心失败，有计划地潜伏大批特务分子，进行阴谋颠覆破坏活动，潜伏特务和间谍有2000多人。

“东北特别组”就是潜伏的特务组织之一，这是保密局的直属机构，是为加强东北的特工力量而设置的，直接受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领导。为掩护其工作，便在和平区台儿庄街4号，成立了“长白通讯社”。“东北特别组”组长吕思愆，对外则是长白通讯社社长。

吕思愆原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校专员，界首(安徽省)联络站站长，1947年该所撤销后，他接受毛人凤指令，来沈阳秘密组建“东北特别组”，吕思愆任上校组长，在东北各地进行情报收集及策反活动。解放后，“东北特别组”潜入地下，继续活动。

在国民党军队撤出沈阳前夕，“东北特别组”上校组长吕思愆，建立了3个潜伏组，其中沈阳的两个情报组均配有电台；另一组为水路，他们用1条木船取得了行商的资格，以此为掩护，在普兰店、瓦房店之间进行间谍活动。

沈阳解放后，我公安部门接到情报人员报告后，经过3天3夜的跟踪守候，掌握了他们主要成员的活动规律，于是决定收网，先后将“东北特别组”正副组长吕思愆、刘濂泉及6名骨干分子抓捕归案。尔后，经过缜密侦察，将潜伏在大连的“敌后”工作队队长郭复和安东(今丹东)、营口组组长黄馨以及郑化南等5名首要特务分子抓获，同时缴获电台5部。

沈阳解放不久，公安局就多次接到：在沈河区7纬路46号突然挂出了“第三党”东北特派员办事处的牌子，以及由一个叫于冲天的人组成的“东北民主自由军”的情报。

对于这个组织，东北局社会部在进入沈城之前就已经掌握了一些情况。东社部部长陈龙与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何侠及治安处处长马敬铮对此都认为十分可疑，但是，因为它涉及到统一战线问题，所以在处理此事时非常谨慎。

说到可疑，是因为当时“第三党”的势力并没有发展到东北，其次是民主党派不可能组建军队。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先将于冲天逮捕起来。在搜其住所时，从天棚中查出电台3部，长短枪支10支。

经审核查明，于冲天为了能达到长期潜伏下来的目的，首先要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经过周密策划，他便组建了一个“第三党东北特派员办事处”，自立为主任。

“第三党”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30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等人在上海创建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当时被称为第三党。

1947年2月3日，第三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干部会议，更名为农工民主党，主席为章伯钧。

于冲天确曾于1941年加入过第三党，被任命为东北区党务特派员。他利用这一身份，于1948年8月到过一次东北解放区，并与东野第十纵队联系过一次。他就利用这仅有的一次解放区之旅，到处宣扬说：“解放军允许我拥有武装，可以先率部起义。”

于冲天并以此为契机，组建了“东北民主自由军”，还许下诺言：可策动十万蒋军反正。然而，直到解放前夕，也不见其有起义的动向。

于冲天还打着章伯钧的旗号，在沈阳解放不久，就在沈河区7纬路46号挂出了“第三党东北特派员办事处”的牌子。在此配备了三部联络电台，及长短枪10支。

其实，于冲天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顾问，但是他一直没有活动。见到国民党军队撤向关内，便利用其民主党派的身份，做蒋介石反攻沈阳的内应。

在沈阳解放的前两天，即10月28日，于冲天与保密局东北特别组正副组长吕思愆、刘濂泉秘密商议如何获得潜伏的合法身份，他们认为第三党就是可利用的最佳身份。

于是于冲天自任为特派员；吕思愆的父亲，原为东北军少将的吕伯为“第三党东北特派员办事处”的秘书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上校督察员王致平为政治组、宣传组主任；国民党辽北省民政厅主任科员王应五为总务组长；国军105师上校隋纲为辽宁省负责人；国民党沈阳生产管理局长张子嘉为组织主任。

第三党东北特派员办事处的牌子一挂，这些人瞬间都成了“民主人士”。为了扩大自己的组织，趁解放军接收之机，他们也接收了国民党第七十一军特务团，公开组织起“东北民主自由军”，于冲天为司令。同时于冲天还任命国军七十一军特务团营长蒋世方方土为第十一支队司令兼队长，侯平冲、钟祥林、黎修远为副支队长、团长，保密局特务通辽潜伏组长兼辽西机动组长陈公明，建军头子金成山等数人为联络员。这还不算完，于冲天竟然派王致平去见东北局的首长，要求“东北民主自由军”合法化。

于冲天的伎俩并未得逞，很快他及其同伙被公安部门抓获，组织被彻底捣毁，得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