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辞职能考军职（部队文职可以辞职考公务员吗）

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军大授衔仪式上，我军一共授出了175位战功赫赫的开国中将，但在这175人当中，有一人却非常特殊，他在授衔时已经因病住院、离职休养，退出了军队系统，身上没有任何职务，但最后却依然被特批授予了开国中将军衔，并荣获三枚一级勋章，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位开国中将到底是谁？

朱辉照，1912年生于江西莲花县的一个普通贫农家庭，因家境贫寒，中途辍学后，早年曾做过篾匠，赚取微薄的钱财补贴家用，除灰照17岁时，工农红军路过江西莲花县，宣传我党我军的先进爱国、革命理念，朱辉照内心深受触动，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自己的革命生涯。

1930年，朱辉照正式参军入党，从一个小小的司务长做起，参加过多次保卫苏区总部的反围剿战。立下大功劳无数，不到几年时间，就已经做到了连政治指导员、政治主任和团政委的位子上，1936年，朱辉照跟随主力长征，均顺利返回陕北延安后，积功被正式委任为军团师、政治主任和师政委等职，在整个红军土地革命时期，朱辉照从参军到长征结束，一直做的就是政治工作，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军政群众斗争经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辉照出任组织部长和团旅政委，奔赴山西忻州静乐县，与日军殊死抗战，一年后，军委总部机关决定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朱辉照奉命奔赴燕北，与八路军团长王尚荣中将协同作战，消灭了许多日军和伪军，仅用2300余人就组建起了大青山支队，完成创建、发展并巩固根据地的重任，至1940年。朱辉照正式升任经西北第四军分区政委，成为贺龙元帅领导八路军120师麾下的一把尖刀，后因战功卓著和政治立场坚定，被推荐进入延安党校深造学习，1945年，朱辉照以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并参加了党的七大，后出任晋绥军区和野战军的组织部长和旅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西北王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新兵20余万猛扑，陕北延安，当时我军在陕北的驻军仅为四个野战旅和三个地方旅，共计两万余人兵力，而且武器装备非常差，形势万分危急，朱辉照当时就在陕北，在彭德怀元帅的领导下，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条件和群众基础，诱敌深入歼其有生力量，在延安保卫战和隆冬战役中，朱慧照充分发挥自己搞政治。工作的才能坚定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为部队的凝聚力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战后升任野战兵团军副政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朱辉照被委任为西北军区常委和军区干部管理副部长等要职，党性原则很强，在革命工作中兢兢业业，获得上下级领导干部们的一致好评，因为表现突出，所以在1952年，军委总部机关亲自点将朱辉照为民航局局长，离开熟悉的军队，在陌生岗位上，朱辉照并无任何不满情绪和抱怨，从头开始，努力工作，干一行爱一行，从无到有，将我国民航事业带入了一个崭新的高峰，1955年4月，朱辉照因为长期忙于军务，得不到充分休息，积劳成疾，暗伤复发，重病住进了医院，离开了为之奋斗一生的工作岗位，正式离职休养，九月份，全军首次立功大，授衔仪式开始后，朱辉照身上没有担任任何军职，俨然已经成了一名退休的老干部，但负责评定军衔和干部待遇的总干部部门经过。慎重严格核准，经多方面的综合考虑，确认朱辉照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为全党全军作出的突出贡献，经上报毛主席审批，最终依然授予他开国中将军衔，并荣获八一、独立和解放三枚一级勋章，而在最终被授衔开国中将的177人当中，仅有59人获得三枚一级勋章，由此可见朱辉照对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至1964年4月中旬，科技晋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朱辉赵将军因重病不治，在北京医院遗憾离世，年仅53岁，可谓英年早逝，朱辉照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积极工作，认真负责，埋头苦干，艰苦朴素，善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党和国家革命伟业，是我党我军中饱经革命考验的优秀党员和干部。

新华社原代社长胡痴

胡痴（1917一2001.12.10）曾用名景星，耀晨。河北深县（今深州市）大位村人。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深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动员报》编辑，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第1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干事，第19大队政治处教育股股长，第21团政治处教育股股长，冀中军区南进支队司令员秘书、南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战友报》社总编辑。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战友报》社社长，晋冀鲁豫野战军《人民战士报》社社长兼主编、第二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编辑出版处处长。建国后，任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1955年奉命调北京，参加创办《解放军报》，历任解放军报社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代总编辑，新华社代社长等职。1980年按正军职离职休养。1955年9月被授予上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59年晋升大校军衔。1988年7月被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01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抗战时期，王长江曾立下无数战功，有望被授予中将，可却因为一个“过失”，只被授予大校军衔。他究竟犯了何事？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晋中军区警备旅作为抗战时期著名的主力旅之一，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

这支部队中造就了不少开国名将，如中将韩伟、张存实，少将龙福才、赵东寰等人，但是旅长王长江却只被授予大校军衔。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王长江1899年出生于河北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曾是清末秀才，后来当了教书先生，自小王长江就立下了从军报国的大志。

保定军校毕业后，他投到奉系军阀旗下，在战斗中，他作战勇敢、毫不畏惧，后因腿伤到沈阳养病，目睹了奉系医院内部的贪污而脱离了奉军。

之后王长江投奔了自己的老师，被介绍到厦门陆军学校任教，因与旧派教官理念不同，愤然辞职，后又投靠了北方国民革命军。

1935年，王长江在对日的长城抗战中因为表现突出，获得青天白日勋章。此勋章是国民政府时期颁给那些为保家卫国、抵御外来侵略做出突出贡献的军人的，是一枚很有分量的军职勋章，王长江是该勋章的第65位获得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长江所在的部队在与日军交战中，以灵活的战术多次打败敌人，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1938年，王长江因反对与冀中地区的八路军摩擦而失去上级对他的信任，而他也借此找机会脱离了旧部，投到八路军的麾下。

1939年，王长江被任命为冀中民军司令员，他代表冀中全体民军官兵宣布完全脱离河北民军，之后加入了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

第二年，王长江的警备旅被编入中央队，之后警备旅配合其他部队重创了当时与我党起摩擦的第97军，让其元气大伤，没有实力再和八路军交战。

这次战役的胜利让时任129师政委的邓小平同志大大赞扬。1940年，王长江加入了我党，随后跟着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

在百团大战中，王长江率领部下作战上百余次，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冀中地区的侵略势力。

在多次战争中，王长江靠着自己的智慧和经验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歼灭了不少日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为勇敢善战，王长江领导下的警备旅成了日军的眼中钉，他们集结了大量兵力，发动了反攻，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我军损失惨重，只有部分人员突围成功，转战其他地区继续抗日。

日本投降后，王长江所在的部队在山西雁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老家传来他大儿子由于手枪走火不幸身亡的噩耗，为保障前线供给，王长江忍着悲痛继续坚持工作。

1944年，王长江奉上级命令接待美军向八路军活动区派出的军官，当时敌强我弱，一路上危险重重，面对不利的情况，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先保证任务的完成，避免跟敌人的正面交火。

可王长江却丝毫不畏惧强大的敌人，在护送美军的过程中，他主动与敌人交战，亲自带领人员，攻打了敌人的一个据点，这让当时美军军官非常惊讶。

他们没想到，这个看似性格温和的八路军军官，竟然如此“好战”。而后，在八路军和日军的激战中，王长江又让美军士兵大开眼界。

战斗中，八路军以少胜多，打死了20多名日军，还俘虏了4名士兵，缴获了50多支步枪。通过这一仗，王长江被美国军官戏称为“王疯子”。

后来王长江依然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先后参加了绥远战役、平津战役等。

1949年，绥远军区成立，王长江任第一副司令员。

建国前，在华北军区工作的王长江成为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副总指挥，建国后，他被调到华北高级步兵学校任副校长。

按理说，以王长江的资历和战功，在1955年授衔中，足以成为一名中将，至少也会是少将，但是，由于建国后他犯的一个错误，最终只得了个大校军衔。

那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

这事还要从1951年说起。那时，一位曾在国军的老部下找到王长江，说自己生活困难，想让他帮忙给找个工作。

对此，重情义的王长江并没有拒绝。他把这个人安排到了一家炼油厂上班，可是不久后却被人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个隐藏的特务，这人还利用和王长江的关系来搜集我方情报，而这一切王长江毫无察觉。

因为这个原因，王长江一度被撤职进行调查，直到调查清楚这一切他也不知情之后，才又重新给他安置了工作。

1955年，王长江被授予大校军衔。

23年后，王长江因病逝世，被追认为烈士，安葬在了厦门的英雄山烈士陵园。

王长江的一生，虽有遗憾，但他辉煌的过去却依旧振奋人心，让人动容。想必对他而言，这一生已经足够值得。

#人物#

作者：陌上花

编辑：梦晴空微蓝

1959年，庐山扩大会议上，某高官污蔑彭德怀，钟伟少将当即站起反驳，大闹会场，并大呼：我也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把我也拉出去枪毙吧！

众所周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黄克诚等人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后来，大家回到北京，又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

此次会议有上千人列席，其中少将钟伟也参加了。在庐山上的会议，由于钟伟资格有限，没能参加，他早就憋了一肚子的火。这次在北京，钟伟作为北京军区参谋长，理所当然地参与了会议。

会议开始没多久，善于见风使舵的某高官就跳将出来指责道：“黄克诚曾经利用职务之便，胡乱枪毙红一军团的干部。在这里，我要向彭黄二人讨还血债！”

钟伟少将一听，这不是胡说八道嘛，他当即站起身，大喝一声：“胡说！”众人听了，都是一惊，纷纷向钟伟投来敬佩的目光。

钟伟清了清嗓子，高声说道：“你们完全是无中生有，造谣惑众！你们当时在场吗？我在场，事情就是我干的！现在要说清楚，那人也是罪有应得，他临阵脱逃，还要拉几个战士下水，换做是你们，你们也会枪毙他的。”

钟伟当时的情绪很激动，也很生气，当然说得没有这么流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钟伟在诉说的过程中，不断夹杂着粗口。最后，钟伟说道：“当时罗部长也是知情人，老罗，你说句话啊。”

在钟伟的多次要求下，罗部长稳坐主席台，一言不发。罗部长是一个十分稳重的人，在这个场合，在这种形势下，他始终不肯回应钟伟。

钟伟一看罗部长关键时候也不肯说句公道话，不由得暴脾气上来了，也不管什么上级不上级的，居然对着罗部长爆起了粗口。

钟伟这喊喊嚷嚷地闹了有十多分钟，在座的萧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替罗部长解了围，让士兵把钟伟架了出去。

钟伟被两个士兵拉着，那肯就范，一窜一跳地要挣脱。又上来了几个士兵，才把钟伟给稳住了。钟伟边走边喊：“我也是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把我也拉出去枪毙吧！”

之后，钟伟就被撸去军职，被下放到安徽省农业厅当了一个副厅长。上将洪学智当时也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为彭总仗义执言，而被下放到吉林省农机厅当了厅长。洪学智私下里就来安慰钟伟，钟伟哈哈一笑，说道：“这下公平了，我和上将平起平坐了。”当初，授衔的时候，钟伟曾经因为授衔低，而闹过一回。

钟伟的性格像谁呢？大家都看过电视剧《亮剑》，钟伟就是里面丁伟的原型，他也是李云龙的部分原型。

1980年12月24日，钟伟获得了应有的待遇，以大军区副职的待遇离职休养。他曾经要求出山，老首长黄克诚劝他：你就安分守己地呆着吧，若有仗打，再去找你。

1984年6月24日，钟伟将军因病离世，享年73岁。

钟伟在战场上勇猛善战，东北野战军五师，为东野的头等主力师，以“三猛”著称于世，猛打、猛冲、猛追。东野五师的师长，就是钟伟。钟伟也被誉为中国的巴顿将军，勇猛善战，正直可爱，廉洁奉公。

钟伟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子孙开过一次后门，也没有安排过任何职务。钟伟的儿子务农，钟伟的两个孙子要求爷爷给他们安排，钟伟却说：“我看你们就是种田的汉子，回去吧，和你们的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记住，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不许和别人吵架，不许做坏事。”

钟伟在临死的时候，写下遗书：“亲爱的党，我死后不必给我补发什么薪金，因为儿子们都能生活了，我自己也未欠任何账目；我的电视机与冰箱都作为党费上交给党，不要给我举行追悼会和灵前告别，把我的骨灰撒在平江天岳书院，我们起义的地方。”

通过钟伟将军的故事，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雪中送炭”，什么叫“仗义执言”。在“仗义执言”就等于获罪的情况下，还敢仗义执言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永远记住，人生最难得的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最最难得的是，不顾自己的安危，仍旧雪中送炭。

此时的松井石根，尽管被解除军职、召回日本，但是他的不可一世和傲慢，不减分毫。这是大阪每日新闻社，在1938年2月28日刊登的，一则名为《松井石根大将凯旋》写真特报新闻宣传页老照片。

文字内容，意思是：上海方面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的御用船在二十三日入港，二十五日通过大阪站一路东上，午后三时二十五分抵达东京，帝都的民众欢呼雀跃，迎接松井石根的“凯旋”归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从照片的细节上也可以看出，松井石根穿着崭新的昭五式军装，戴着白手套，军靴锃亮，宛如一个“明星”一样，站在高处，以供日本民众的仰慕。

在他的四周布满日军警戒，大量手拿相机的报社记者正在捕捉他的身影和画面，前来迎接的日本军官配着武士道，可见迎接规格之高。

根据史料记载，日寇1937年在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暴行，震惊了世界。日本的同盟德国，当时派驻在南京的代表曾向其本国政府报告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日军“为自己竖立了耻辱的纪念碑”。迫于国际压力，日本政府于1938年3月5日召回松井石根及其部下将佐约80人。

但是，这个时间，与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报道，似乎又有矛盾。松井石根回到日本的时间早于他被召回的时间。比较合理的解释，大概是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几多挣扎，他们并不认为松井石根做错了什么，确实是因为国际舆论压力巨大，暴行影响的后果太坏，才不得不以撤职、召回等形式，以平息众怒。

事实上，松井石根回到日本后，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过上了喝茶遛狗的退休生活，甚至，在1938的7月20日还出任了内阁参议，直到1940年才辞职。

1942年4月4日，更是离谱，日本天皇还授予了松井石根一级金鵄勋章。 这个仅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就沾染了我三四万同胞鲜血的甲级战犯，居然荣耀至此。可见，当年的侵华战争，日本人至上而下多么疯狂。#深夜读史# #头条创作挑战赛#

本人女，93年生，普通二本文科专业，长相是清秀可爱型的，16年毕业后考入家乡（江苏县级市）政府部门事业编工作，男方是初中同学，成绩优异，985军校生，上学期间一直保持联系，后来工作之后和对方在一起，得知对方放弃军衔要出国（日本）留学，也很支持。恋爱期间，男方控制欲比较强，发生不愉快的时候，他会威胁我要打电话到我单位之类的。当时也想过分手，但都因为舍不得放弃了，认为自己比较宅、性格内敛，和异性不会有过多接触，也都有保持距离，应该是可以给对方安全感的。恋爱期间，互相见过父母，他父母对我很满意，我父母都不太喜欢他，然后不顾父母反对放弃军职要出国留学，说明性格比较叛逆。他父母一直在找中间人努力撮合两家关系，逢年过节会送节礼，节假日会经常性的请我吃饭。18年我考上了地级市gwy，同年他也办好了出国手续。他出国前见过我的父母，向我父母表明出国之前想有个仪式（比如订婚之类的），我家人不同意。然后他哭着求我偷偷领证，我胆子比较小，刚开始非常不愿意，但是看他哭得很伤心就脑子发昏答应了。疫情发生前，我们两国跑，我会利用年假去日本找他，他也会利用假期回国，大家都很开心，每次玩都是他做攻略，我完全不用操心，金钱方面也很大方，可以说他带我看了更大的世界。再回到父母这边，家里人可能一直觉得对方出国了，我们的感情慢慢就淡了，自然而然就会分手，结果没想到我们还一直坚持在一起，他们既惊讶又担心，担心对方不回国，担心我要辞职，父母有说过他只要回国就同意我们在一起。2020年疫情发生至今，已近三年未见面，每天通过微信语音交流，男方现在在日本工作，建筑行业，已拿到一级建造师和二级建筑师资格证书，正在努力考一级建筑师，年入25-30，并且在东京买了一套公寓，23年2月交房。对方希望我辞职去日本，他觉得他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将来一直在努力，这一点我也很认可，几趟日本之行生活体验都很好，所以嘴上也都有说我会辞职去日本。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帮我办理了日本亲属签证，买好了出国机票。我刚开始也充满了对国外生活的美好想象，后来工作久了，担心自己抛弃一切出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加上家里人极力反对，所以真到要做出选择的一天，特别紧张、害怕，所以我退缩了，签证9月份就要过期了，现在家里人知道了我俩偷偷领证的事情，父母都劝我离婚。我性格比较闷，不太有主见，不喜欢吵架，一吵架我就会哭，不太能很强势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日常和朋友们、家人的相处过程中，他们都说我性格特别好，家里人都说我是老实孩子。男方性格比较强势，很有主见，能吃苦、很上进，是个不太服从权威，有斗争精神的人，认为国外的各方面环境都更好，并且承诺日本房产写我的名字，会出资供我学习深造，会帮我找工作，帮我建立新的朋友圈，还会帮我把妈妈带过去。前两天之前有谈到离婚的问题，对方情绪波动很大，质问我为什么不信任他能给我更好的生活，质问我为什么要在国内掏空父母钱包买房、买车，为什么为了一份工作就抛弃六年的感情，说这是个吃人的社会。他还说他可以回国，但要我像他承诺我一样对他做出承诺。对方多次和我妈妈沟通，但是语言比较偏激，我该怎么办？

晓生解答：

其实整体看他的状态，你能跟他出国是好事。不过有一个致命问题，就是他本身控制欲太强，和他生活在一起，对你而言只会是另一种压力。直到现在他希望你出国，但仍然是一幅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虽然他的确付出了很多，可是他的偏激会让你们的关系压力重重。你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自我意识，总是听他的或者听妈妈的，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是晓生，一名婚姻情感修复师，有感情困扰，请点我头像，把你的委屈、不甘、困惑跟我说一说，我来分析，告诉你如何应对

1955年7月31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孙立人准备参加。这时陈诚打来电话，让孙立人先去他那儿一趟。两人在陈家谈了2个多小时。孙立人直言以对，表示对涉及他的所谓兵变案一点也不知情。

孙立人对陈诚说：“我自问没有任何过错，如果一定要追究责任，我愿辞去军职；我原本是学土木工程的，大不了今后再去做老本行。”

就在那天的会上，蒋介石在会议上宣布了“孙立人案”的经过，并决定追究孙立人的责任，限制其行动自由。

当孙立人从陈诚那儿回到官邸，发现卫兵已经换成宪兵，家中所收藏的战利品和纪念品都被收缴。

第二天一早，宪兵明确交待，从今天起，要求孙立人不要再出门；随后，张群前来正式宣布：“从今天起，孙立人毋庸再去上班。”

这边张群刚走，那边“总统”府第一局局长黄伯度和第二局局长傅亚夫一同前来，将郭廷亮等人的“自白书”和300多被捕军官名单交给孙立人，建议孙立人引咎辞职。

虽然孙立人在陈诚那儿说愿意辞去军职，但真到了这会儿，孙立人心中仍然不服，质问说：“我问心无愧，何咎之有？为什么我要引咎辞职？”

黄伯度也是安徽舒城人，与孙家世谊，他与孙立人在家中都排行老二，都被两家人称为“二哥”，但此时黄伯度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并撂下狠话：“如能主动辞职，则可保全部属300多人性命，家人安全也可获得保障。”

黄伯度的这一态度，让孙家人后来对他充满了不满。但公允地讲，黄伯度的表面态度下可能隐藏的是对孙立人及其一家甚至所有受牵连部属的一种隐性保护。后来由陈诚领衔的针对“孙立人案”的调查委员会所形成的调查报告，虽然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作了顺从，但在处罚建议上，还是对孙立人表示了同情。

经过三天三夜的痛苦思考，无奈的孙立人只好于8月4日开始拟写辞职签呈。孙立人的堂妹孙敬婉后来回忆：“他（孙立人）常夸耀自己的睡觉本领，就是站着也能睡几分钟，可是这一次不行了，他本不肯自己辞职，因为他不能承认那些虚有的事，认为有辱他的人格，但因事涉300余人的性命，那一夜，他可真没睡过一分钟，他在考量自己的人格重要，还是那些人的性命重要。”

孙立人逐字逐句斟酌，定稿后，交给黄伯度过目，黄伯度根据蒋介石的要求，提出意见加以修改，最后由其带回呈交。可不久就被退回，说一些地方文意或字句不妥还要修改。孙立人只好委曲求全，参照要求再改。如此反复5次，费时一周，才终于交上了一份与郭廷亮等人自白书内容一致，又让蒋介石满意的辞职书。辞职书的签呈时间“定”在8月3日。

就在孙立人辞职书成型不久，蒋介石下令在8月20日下午两点半向外界正式公布孙立人案。接着，蒋介石委派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这九人组织调查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对涉及孙立人的相关案件进行详细调查。

调查委员会8月26日由陈诚召集召开第一次会议，启动调查，直到10月8日调查才告结束，前后开会9次。

9月5日，就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蒋介石在听取张群、黄少谷等人的汇报后，非常不高兴，批评调查委员会的汇报内容太繁琐，避重就轻。在蒋介石的训斥和命令下，调查委员会只能顺从，一切结论已成定论，之后的一切所谓审判与处置只能在蒋介石的命令中打转。

10月8日，调查委员会将形成的调查报告，连同有关调查笔录、重要的资料及7份调查录音，一起呈报蒋介石。8日，调查委员会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何应钦（有人认为是何应钦故意躲避，因为这是调查报告定稿的会议）因去日本治疗眼疾没有参加，其他8名委员联署了报告。

10月19日，蒋介石与张群、蒋经国商议后，终于拿定了主意，将处置手令起草好，并决定第二天公布。

随后，蒋介石把陈诚、张群、俞大维、黄镇球等人找来进行推敲。之后又让张群等人命令孙立人，以孙立人的名义第二天早上约见记者，让孙立人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悔过，以配合蒋介石的“手谕”发布。

但是，孙立人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一旦自己悔过后，那么就彻底的有口难辩了，所以孙立人在记者会当天，“称病不见”。

蒋介石得知后，非常震怒，找了张群询问，张群说：“据黄伯度说，孙立人腹泻严重，确实有病。”

10月21日，蒋介石处理孙案的手令终于发布，由于证据实在是难以服众，所以处理结果只是笼统地说孙立人主动辞职，在家思过等等。

闹得沸沸扬扬的“孙立人案”处置至此结束，孙立人从此开始了长达33年的软禁岁月。

在孙立人案中，陈诚、张群、黄伯度等人虽然大致顺从蒋介石的指示，但在汇报孙立人的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替孙立人作了力所能及的“减轻罪责”，以及隐藏在表面态度后面的丝丝善意。正是由于陈诚、张群、黄伯度等人没有落井下石，没有构制所谓的“兵变证据”，所以，最后对孙立人只能是以长期软禁来处理。

1988年3月，孙立人结束软禁，当有人问及他对平反有何想法时，孙立人说：“从未反过，何平之有？”言语之间，充满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