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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从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第八路军。为了适应统一战线工作的需要，1937年8月，党中央决定在西安建立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地址选在西安市七贤庄。
1938年春，陕甘宁边区银行曹菊如行长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抽调你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去工作。”我问：“什么时间走？”他说：“明天你和曹根全同志一块走。”当时从延安到西安都是坐大卡车，驾驶室坐的是王明，卡车里坐的有林伯渠、曹根全和我，还有一个警卫班，坐了满满一车人。当时的路况很差，车行得很慢，第一天晚上住在洛川，第二天晚上住在三原，第三天上午才到了西安。
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后，我就住在李应海（他是我在陕甘宁边区印钞所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和我关系挺好）的房子里。当天晚上，他领着我到西安街上玩了一会儿，对我这个来自陕北穷山沟里的一个人来说，西安是如此的大啊！一切的一切都和延安大不一样。过了两天，曹根全把我引到四号院叶季壮的办公室，将我的情况向叶季壮作了介绍。曹走后，叶老对我说：“殷承帧同志去武汉了，留下的会计工作一直没有人做，就由李应海同志代管着，你来了，就从他手里把会计工作接过来吧。以后，日常开支按规定办，凡有特殊开支一律要我批准后方可开支。”这样，我就从李应海那里把账目接了过来，开始在新的环境、新的单位里工作了。
西安的生活比延安要好得多，伙食和衣服全部由公家供给，每月还有四元的津贴，上自处长下至办事员每人每月四元津贴费。这四元钱在当时是能买好多东西的，一件华达呢衣服大约是二元多一点。我当时除了一年买二双鞋、袜子和卫生用品外，基本上不花什么钱，一年总要给我在农村的母亲寄回去二三十元钱。
到了西安之后，我的业余生活还是很活跃的，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打篮球。当时的西安表面上是统一战线，但国民党随时会找我们的麻烦，扣留我们的人是常有的事。在我们办事处周围，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设置了很多据点，表面上是一个小摊贩，实际上执行特务机关的任务，观察我们办事处一天都有些什么人出入，观察我们办事处有什么活动。因此，晚上我们是很少出去的。有时要去看电影，也必须几个人一块去，一个人是不允许随便出去的。有时，日本的飞机还要在西安上空盘旋，一拉警报就要占去两三个小时，我在西安工作的两年里，防空就占去了不少时间。
当时，四号院会计、出纳就我一个人，管账是我，管钱也是我。这在制度上一般是不允许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组织上对我是信任的。西安是一个花花世界，拿上钱（当时流通的是法币）什么事都是可以办的，如果思想意志不坚定，很有可能会出问题。
1940年3月，由于国民党不断地对八路军制造摩擦，双方关系趋于紧张，中央决定办事处的人员缩编，只留下四十多人，其余人员一律调回。我和很多人一起调回了延安，我的工作交给李青萍了。
回顾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两年多的工作情况，我在政治上是坚定的，在经济上是干净的。自己一个人又管钱、又管账，要是做点鬼弄点钱花，那是很方便的，但是我做到了一分一厘也不马虎。在西安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可以说没有乱花过一毛钱。有时候一些同志要我请客看电影（一张电影票一毛五）我都没有答应。我经受住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考验，这对我以后的成长和进步是很有帮助的。事实上，在我回到陕北两个月后，组织上就派我到绥德专署当了二科科长。这和我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两年的严于律己、敬业工作不无关系。我难忘这段经历。#我的生活也是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