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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政治改革，与“文臣主枢密”相呼应，太祖令“文臣任知州”。太祖认为，文臣即便造反，危害也远小于武将，因此让文臣代替节度使出任地方一把手。

为强化文治，笼络读书人，太祖、太宗大兴科举，通过科举者即授官，科举入仕人数大大超过唐代。

宋廷还规定，武官的磨勘，即考课年限比文官更长，其升迁速度较文官缓慢。

文官的福利待遇也比武将高，除去官俸，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厨料、仆人衣食等各样杂费，以及“职田”，即依官阶高下可得良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退休后还能享受较高俸禄。

因此文臣不愿改任武官，武官则很难跻身文官之列。

太宗时，文官主政、重文轻武的局面基本形成。此后的历代君主均因循不悖。北宋被金人灭亡后，高宗赵构重建南宋，他本人一度被金兵穷追入海，惶惶不可终日。

而一旦抗金形势转好，他便解除岳飞、张俊、韩世忠三大将兵权，并与秦桧一道残杀岳飞父子。重文轻武，严防武将，作为遗传基因，已深入赵宋王朝的骨髓。

但就防乱的初衷而言，宋初的改革相当成功，奠定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唐五代以至前代屡见不鲜的武将擅权、藩镇割据、权臣篡逆宦官外戚之祸、大规模农民起义等，在两宋基本没有出现。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盛赞说：“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

改革促进了新国家的稳定，稳定带来了繁荣。

太祖开国的头四年史称“建隆之治”，期间，国家兵马强壮、国库充裕、社会安定，中国历史达到了自唐开元盛世以后的又一强盛时期。

在此基础上，北宋经济全面恢复，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城市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

美籍华商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感叹道：“公元960年宋代的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称：“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发生有千五百多年历史，并在宋朝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早了约六百年……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国家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使宋朝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出内向与和平的特征。但繁荣与富足，常常唤起他人觊觎的野心，和平需要武力之盾，这个文治的王朝能够守卫和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