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会计都不愿意教人（会计师傅不教你怎么办）

说到避税，一些会计、企业似乎把这作为自己的本事。但若你爱国，国家给你一提供好的工作环境，能交税还是正常交吧。

有人笑话董明珠给自已发500万工资，光个税就要交给国家45%，甚至想到能为她避税的“妙招＂。

其实，合理交税是爱国的表现。希望网上少一些教人避税的“毒鸡汤＂。

不如把精力放在企业增效上，减少让别人去触碰税法；效益好，自己挣钱多，交税多，国更强，你的环境才会更好。

国家站在高处，看着大家的表现。

1976年10月，金庸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查传侠自缢身亡，这成为他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他痛苦地回忆：“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身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之后，他亲自去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儿子的自杀也成了他信奉佛教的直接原因。当时他正在修订《倚天屠龙记》，几个月后他在后记中写下这番话：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

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一句“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写不尽他心中的至痛与伤心。1961年，金庸写《倚天屠龙记》时，对于“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还没有切身的生命体验。

1977年3月，他提笔写下这些文字时，离查传侠自杀不过短短五个月，伤口犹新，创痛宛在，所以语含至痛。中年丧子，那是真实人生最深的不幸。

但是，他认命了，因为早有相士告诉过他，命中只有一子。早年有人为他算命，说他命中只有一子，但朱玫为他生了两子，他心想不过是算命的乱说，长子的弃世不幸验证了相士的预言。从此金庸对相术算命之类深信不疑。

关于查传侠自杀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一种说法是与父母离婚有关。查传侠在美国读书，得知父母要离婚，非常伤心。他多次尝试劝说父亲，但没能改变这个事实，父母的离婚对他的打击极为沉重，他在绝望中选择结束年轻的生命。林燕妮说：“在离婚期间，查良镛和朱梅（玫）都经历了人生最痛苦的时刻，那就是十八岁的爱儿在父母闹离婚时自杀逝世。”

另一种说法是，金庸对这个儿子感情很深，相反，母子的关系不太好。查传侠十一二岁时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人生很苦，没什么意思，先天有佛教思想。有人说应该阻止孩子这样想问题，他却觉得儿子是对的，人生本来就像他想的那样，甚至夸奖儿子深刻早慧，根本没想到儿子会因这思想断送性命。查传侠那时在美国读大学一年级，还未选科，有一个女朋友在旧金山，他们在电话里吵了几句，他就不想活了，冲动之下选择了自杀。

1991年，金庸将《明报》卖给于品海，有人就说那是因为于品海长得像他死去的儿子。记者问起此事，他回答：“理性上我没这样想。但他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可能有。”

金庸现有两女一男，和死去的查传侠都是朱玫所生，已各为人父母，都不从文。长女查传诗（英文名Grace），曾在《明报》六楼的广告部当过普通职员，听力有问题，一般的音量她听不到。有传言说《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就是从他女儿“小聋女”而来，一些员工背后就称她为“小龙女”。

1988年5月15日，查传诗与《明报晚报》副总编辑赵国安举行婚礼，当时报纸曾刊出他们的结婚广告。赵国安离过婚，据说金庸不大高兴，他的决定是，赵与他女儿结婚后必须离开《明报》。

次女查传讷（就是金庸文章中提到的“阿讷”）在树仁书院毕业后，1987年与医生吴维昌结婚，《明报周刊》对他们的婚礼有图文并茂的报道。

次子查传倜喜欢美食，有意尝尽天下美食，以蔡澜为师，给报章杂志写食评，自号“八袋弟子”（“八袋”是指柴、米、油、盐、酱、醋、茶、酒）。他最喜欢东坡肉和香口食物。因父亲也爱东坡肉，他吃遍了香港的东坡肉，有好吃的，他总要与父亲一起去吃。

他说：“小时候，我与哥哥查传侠同在圣保禄学校读书，哥哥成绩优秀，甚得师长欢心，我就非常顽皮，要被教务处罚站，有时还要请家长来校。”查传倜到英国学会计，没有毕业就回港，在明河社出版公司任副经理，协助出版父亲的武侠小说。他表示：“对我来说，金庸是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家，而查良镛是我的父亲。”

1994年11月25日下午，金庸对冷夏说：“每一个礼拜六晚上，我们都有一次家庭聚会，一起吃饭。他们三家都住在同一栋大厦，跟我家很近的。他们三兄妹感情很好。对我也很好……我跟我离了婚的太太也常常聚会，一起吃饭。”

他在央视对白岩松说：“作为父亲我对儿女很宽容，可惜少于教导，我爱他们，但是好像我不太喜欢教人，所以我现在怀疑到底做教授行不行，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