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企业会计准则税费（小企业会计准则企业所得税）

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减税与退税并举。一方面，延续实施扶持制造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政策，并提高减免幅度、扩大适用范围。对小规模纳税人阶段性免征增值税。对小微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至300万元部分，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为制造业减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扶持起步期和成长期的创业者。

李昌平：实事求是（八）—— 承包田，到底是“责任田”还是“福利田”？

上篇文章中写到1995年江汉平原耕地的年租金，是400元/亩左右。湖北农口朋友私信说，没有这么高。不专门作答，但下面的讨论会涉及到。

1997年以前，我国农村有农业税、农林特产税、粮棉油定购任务、三提五六七八九统筹费、义务工及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集资款等负担，这些负担都落在土地上。1997年以来，逐步取消了粮棉油定购任务、农业税、特产税等各种费用。2003年前后，国家反过来加大农业投入，增加各种补贴，还大规模启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基本公共服务。总之2003年前，农业是自我造血并向城市及工业输血。此后逐渐转变，不仅不用向外输血，还接收外部大量供血。输出减少和输入增加相加，最近20年，平均每年不少于2万亿吧！

不可否认，近20年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风貌有了很大改变。但是，1997年二轮承包以来，我国除新疆、内蒙、东北等少数省份外，农地及农民家庭的农产品综合产出却大幅下降。有一半以上的省，由粮棉油肉蛋等净调出省、变成了净调进省。我国也由豆粮油肉蛋等净出口大国变成了净进口大国，每年仅净进口的大豆和粮食总量，就需要6至8亿亩耕地生产。大家百度一下进出口数据就知道了。比较而言，我国的进出口数据还是比较靠谱的！

这就是说1997年前，我国农业养活国人绰绰有余。近20年，每年减少农业负担和增加投入2万亿，反过来需要大量进口，才能养活国人！我的问题——既然取消了农业各种负担，还对农业增加了海量投入和补贴，为什么农民反而降低了生产积极性？为什么农地和农民家庭的农产品综合产出量，大幅下降？

中国1997年以来的农地承包制度及一系列配套制度，诱发一个奇怪现象：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延长了承包期、承包权物权化、取消一切税费负担、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各种农业补贴，但加剧了家庭农业的副业化，土地及庭院经济产出大幅下降。怎么办呢？

如是：鼓励承包农户流转土地——加大扶持大户及龙头企业力度——小农户消极抵抗土地流转——政府行政手段操作土地流转——财政补贴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离开财政补贴就死——老板农业一批接一批新生和倒下——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下降。

谁能参透上述奇怪现象的机理呢？对此，能不能直面数据和现象，能不能实事求是，可不可以、应不应该深刻反思一下呢！？看来，至少现在还做不到！

我今年60岁，毕业后分配到公社工作，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从事三农发展的实践与探索。我认为制约中国三农发展的最大瓶颈有两项：一个是农业土地制度出错了，一个是农村农业组织制度出错了。没能实事求是，没有与时俱进！

1997年，土地二轮承包“30年不变”、接着承包地取消定购粮棉任务、再接着承包地不交承包税费和不出义务工、再接着是按照承包地面积发补贴、再接着承包地可以继承……再接着就是承诺2028年三轮承包“再顺延30年不变”。这样做的结果是：承包田由“责任田”变成了“福利田”。拥有承包田的农户只有福利，且没有任何义务与责任。

在这样的制度前提下，由于农产品价格和其它商品价格的比价越来越不合理（1995年到现在，粮食收储价由0.55元/斤上涨到现在1.25元/左右，而同期肥料、种子、农药、工资、教育、医疗及房价等的涨价幅度比粮食价格涨幅高出几十倍或更多），再加上环保限制及资本挤压，农户家庭多种经营及循环农业模式失去生存空间，分散且超小承包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机会成本极高、风险极大，“躺平”成为无义务责任“承包小农户”最理性选择。

三十年不变，再顺延三十年不变，就是几代人不变！中国是多子均分制，家庭承包地规模被均的越来越小，农地及农业收入在农户家庭收入中占比越来越低，低到了无关紧要。农业，成了家庭的副业，甚至副业也算不上了；农地，就成了家庭的鸡肋——和闲置老宅差不多。土地产出多少农产品，对家庭无关紧要。甚至出现了千古奇像：农户守着农地领补贴，拿补贴买粮食吃。

一家三五亩承包地，转包给别人，年租金就一千多元。对一个进城工作和生活的农二代而言，土地荒着少收入一两千元，是没所谓；如果几亿进城的农二代都如此，这对国家而言，就危险了！

二十年前，我曾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但是，我从没有像今天这般对中国农业抱有深深的忧虑！

不是没有办法，是不能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就没法实事求是。我国农村必须完善四项基本制度：基本产权制度、基本组织制度、基本经营制度、基本治理制度。这四项基本制度是一个体系，是三农走出困境的制度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论三农》一书都讲到了，遗憾的是学习不深入，贯彻落实不坚决。

中国乡村振兴，缺少一场大讨论、大反思，需要一场大变革！要着重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

本文为《实事求是》系列文章的第八篇，未完待续，请大家继续关注。#李昌平##农业#

【财政部：落实更大规模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财政部今日发布2022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报告指出，落实更大规模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行业范围。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做好印花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工作，进一步明确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积极推进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税种立法工作。健全地方税体系，结合消费税立法，研究推进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改革。

#我在乌鲁木齐过大年# 乌鲁木齐 支持个体工商户

发展的若干措施

降低个体工商户经营成本

(一)减免征收相关税费。(二)落实社保补贴政策。

(三)合理减免个体工商户经营费用。(四)推动歇业制度有序实施。 ​​​

广元旺苍县大力推动“小升规”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1月19日，记者从广元市旺苍县了解到，该县多渠道宣传激动力，全方位合作简流程，套餐式扶持促转型。

据介绍，该县按行业、分区域精准建立“小升规”意向培育库和潜力库，采取送法下乡、送法进企、送法入户等形式，向企业传达关于“小升规”税费优惠、财政支持、准入服务等80余条扶持内容，全县召开政策培训会5场，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走访企业110余户，纳入意向培育库管理的企业达15户。强化经信、市场监管、人民银行等部门信息共享和工作会商，落实预约服务、跟踪服务、延时服务等制度，设置“小升规”绿色通道，“一对一”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指导、帮办代办等服务。设立“小升规”服务专区，推行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就近办“四办”服务模式，积极兑现相关激励政策，畅通企业转型渠道。以“键对键”“面对面”方式，指导转型企业及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精准推进企业合理合法诉求“动态清零”。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县组织银企对接活动3次，18家企业现场达成融资意向8笔，涉及金额400余万元。全县兑现政策奖补资金349.2万元，解决企业诉求56个。

（唐福升）

有一种我们天天都在吃的东西，在古代却被政府严格管控，但仍有许多人为它铤而走险

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暴利的行业，其实这种行业已经是危害到了民生的存在，因为从古至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盐分的补充，中国每一个朝代对于盐铁的管控都是十分的严格的。

而盐又能排在铁的前面更加说明了盐分的重要性，如果说一个国家控制铁的流动是为了避免国家发生叛乱的话，那么限制盐商私售就是为了防止这些商人伤害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盐分究竟有多么重要，就相当于非洲一些干旱地带对于水分吸收的重要性。我们在沙漠之中行走的时候会需要水分，但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对盐分的需要绝对不会比水分更小。

盐是人体最需要补充的一种养分，如果失去了盐分，人类甚至会因此得上很多怪病。

以前是因为生存需要，现在更是为了食物美味的需要。

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无盐之面，难以下咽；饥饿之人，狼吞虎咽”。

也只有一个人真正到了饥饿的时候，才会不注重盐分的摄入，但是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持续不了多久。

在西汉的时候，国家就开始专门针对盐分设置了相应的官职来管控，这种官职历朝历代都有，每一个朝代的商人只要能够搭上有关于盐的生意，那就已经意味着这一生注定会发财了。

到了清朝的时候，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我们都知道清朝有过繁荣也有过腐败。但是无论在任何一个时期，国家都没有放弃对盐商的治理。

其实早在乾隆时期，很多盐商就开始和官员勾结在一起了。

盐是一种暴利行业，国家之所以会大力管控盐商，一方面是因为这会给国家的财政带来巨额的收入，另一方面更是因为有关于盐的生意一旦落入民间，那么一些商人利用自己手上的盐来调整或者太高价格，整个市场都会受不了。

我们都知道在马关条约之中，清朝政府赔偿了日本两亿两白银，但是即便到了这样的情况，赔钱可以同意。打开盐路却不行。

一个国家关于盐的生意如果只是被自己国家的商人掌控了，那么最多会对国家带来一定的影响，至少还有挽回的措施。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有关于盐的生意被其他国家掌握了，那才真的是灭亡的开始。

当初清朝盐商们通过一些官员的指引，在乾隆皇帝下江南游玩的时候，四处搭建舞台，花费人力物力讨好乾隆，乾隆对此也是十分高兴。

但是高兴归高兴，当乾隆知道这些商人都是依靠贩盐来赚取收益，最终再来讨自己欢心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一丝手软。盐分生意落入民间，这在古代是一种足以抄家的罪名，但是因为巨大的利益，不少商人还是想要铤而走险地去尝试。

可是这些盐商赚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依然是从我们普通的穷苦老百姓身上赚取的。

财富积累的越多意味着对农民剥削的就越严重。这样的情况是任何一个帝王都无法忍受的，这是在动摇一个国家的根本。

虽然很多盐商最终想要通过捐钱捐粮的方式来躲避灾祸，但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这些人在掌控盐价之后，基本上就是掌控了我们人民的命运。

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窘迫，国家对此根本无可奈何。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皇帝下令改变盐的制度。

只要交纳一定的税费，每个人都可以贩盐卖盐。这其实是一种壮士断腕的做法，国家虽然失去了一项很大的财政收入，但是也终于不用再担心这些商人垄断生意了。

其实自古以来关于盐的生意一直都是被管控的，在古代，盐商们的下场不是被诛杀就是被人民给举报。根本没有几个盐商能够真正的高枕无忧。

任何想要通过垄断这种方式来获取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何况垄断的还是关乎民生的盐。这一点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都是零容忍。

即使挣钱很快，下场都不会很好。我们应该以此为戒，做生意讲究的是细水长流，而不是一夜暴富。

李昌平：实事求是（六）—— 耕地的租金，内蒙乌拉特中旗比湖北江汉平原高出一倍，这是真的吗？

我最近有一种接连“闯祸”的感觉。

在《实事求是（二）》中说，西部玉米亩产量2500斤，遭遇很多人嘲讽，说我“没有常识”。《实事求是（五）》中专门就玉米产量做科普时，不小心说“内蒙乌拉特中旗的耕地租金（1100元/亩）是江汉平原耕地租金（400元/亩）的两倍”。最近接连有农经界朋友打来电话核实此事，先是湖北农口老前辈打来电话，问是不是搞错了？我回答说：“内蒙乌拉特中旗耕地（种玉米）租金是湖北江汉平原耕地（种水稻）租金两倍，千真万确”。老前辈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连说了三次。这三个“不可能”，我是能够理解的。

1995年，我在湖北监利县周沟乡当党委书记时，曾在内蒙古达拉特旗二道圪梁林场租地2500亩种苏丹草（育种），一亩地年租金是5元，租期30年。2022年，重返达拉特旗二道圪梁当年种草的那片地，年租金竟然已是1000元/亩。1995年，湖北江汉平原耕地，每亩租金约400元。1995年，周沟乡耕地，一亩地种三茬（油—稻—稻），一亩地可年产2200斤稻谷和400斤油菜籽。现在江汉平原的耕地，绝大多数一年就种一季中稻，亩产1200多斤稻谷，土地租金还是400元/亩。

不是说改革解放生产力吗？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湖北农口的老前辈连说三个“不可能”，我想，他老先生大概是惊到了。

湖北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打电话来和我讨论，说如果内蒙农地租金是湖北农地租金的两倍，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内蒙农业生产力水平比湖北农业生产力水平高？我回答：湖北江汉平原现在的农业综合生产力比30年前差远了！

京城农口一位老前辈，为此叫我去他家聊聊。老先生说：昌平啊，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内蒙耕地租金比湖北江汉平原的耕地租金高出两倍？我说：前辈呀，内蒙的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江汉平原的农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是不相适应的。老先生说，你说具体一点。我想了一会儿，给老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我当年在乡党委书记蹲点的赵家村，有个劳模白五爷，有三个儿子，共12口人，共分得责任田11亩地。1993年，带领三个儿子和儿媳妇，精耕细作这11亩地（油—稻—稻），养了50头猪，家庭年收入不到1万元，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1994年，赵家村搞“两田制”，人均分配三分福利地（含宅基地、自留菜地等），福利地不向集体交任何负担。其余的地叫责任田，责任田要竞价发包，要种粮食，价高者得。白五爷承包了160亩地，每亩地每年向村集体交700斤粮食。白五爷带领三个儿子和儿媳妇种160亩地（油稻稻）外，养了80头猪、11头牛、300只鸭和200只鸡，还养鱼6亩，植藕9亩。立体循环农业，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家庭年纯收入9万多元，人均年收入7000多元。赵家村两年大变样，外出打工收入和在家务农收入都获得突破性增长，集体经济收入也大幅增加，“后进村”变成了“先进村”。

1997年，二轮承包（承包期30年不变）时，否定了“两田制”，赵家村农地制度由“联产承包责任制”变成“有偿均包制”，白五爷家户头由1家变成4家，4家地合起来还是11亩。2000年后，逐渐取消粮食定购任务和农业税费，赵家村的农地制度由“有偿均包制”演化为“福利性均田制”。承包农地变成了一种福利，种地有补贴无责任，白五爷由农业劳模变成了留守老人，主业是带孙子孙女，副业是不让11亩耕地荒芜，土地产多产少天决定。

现在的赵家村，养猪、养牛、养鸭都没了、大循环农业没了，只剩下老人农业、望天收农业、副业化农业，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几乎无所谓了。在一拨一拨的好施小惠者的一轮又一轮“三十年不变”及“再三十年不变”的反复“宣誓”中，赵家村集体所有土地变成了赵家村“农户”的家庭财产，土地的农业功能、乡村治理功能和粮食安保责任完全消解，“责任田”实际上变成“承包者”的“自留地”或为进城农二代、农三代在农村预备的“伊甸园”。 

在内蒙达拉特旗二道圪梁也有一个白五爷，他家也有三个儿子，一大家15口人，共有承包地225亩，草场511亩。种玉米和牧草、牛羊成群，搞的是规模化农业、大循环农业，农牧业是家庭的主业，农牧业年收入有数十万元。

老先生问：赵家村农民为什么不流转土地搞规模经营？我回答说：谁有这个动力？现实中，推动赵家村千家万户自觉自愿流转土地搞规模化经营的“机会成本”实在是太高，高得只有唯一的“傻瓜”政府，在一个劲推动土地流转，拿高额补贴给承包农户、“引导”他们把土地“流转”给本不会搞循环农业的“老板”们搞所谓的现代农业，成了离开高额补贴就哭的“巨婴农业”。

什么叫实事求是？只有出现了大面积的饿肚子事件，改革才是求是的，实践才是用来检验真理的！不饿肚子，谁肯承认错误？不饿肚子，怎么会自觉地实事求是呢？

#李昌平##农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