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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云南昆明一则一法院法官席地而坐院外开庭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小编：搬把椅子也不为过吧。】

11月21日，云南昆明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法官在法院大门外席地而坐开庭的视频被传到网上引发网友热议。视频显示，在法院的正门一侧，身穿制服的法官正席地而坐进行开庭活动，“庭审”现场貌似有当事人等人员参与。

据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回应：11月21日，因为当事人没有24小时核酸，鉴于昆明这边疫情有点严重（才采取了这种方式）。

小编认为，特殊时期，疫情无情人有情！该法院工作人员没有受疫情因素影响，想群众之所想，及时为当事人排忧解难的精神值得点赞！回应网友关切的说辞略显苍白，如果属实疫情有点严重，大家就都应该严格遵守防疫规定，没有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当事人不能进入法院内，而采取这种院外如此近距离接触的方式，岂不是把法官个人的身体健康“抛之脑后”了？没有事情还好，退一万步讲，如果当事人真有“问题”了，接触他们的法官庭审结束后再单独返回院内，岂不是仍无法防范疫情在院内扩散的风险吗？还是有些网友的建议比较好，就是线上开庭！

再有，这种席地而坐的样子有点过于“接地气”了，简单用几把桌椅布置一下现场，相信也不会有人说三道四，毕竟是对当事人的一种尊重，同时也是为敬业的法官个人健康提供一定保障。

温馨提示：疫情当前，大家一定要积极参加核酸检测，免得需要时耽误行程。积极抗疫、守护健康，你我共同行动！

（图片来源于视频截图，侵删）

#头条创作挑战赛#

#秋日生活打卡季#

【柴继红：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织进厚重的法律条文】8月30日，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庭长、三级高级法官柴继红荣获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

柴继红始终坚守信念、忠诚履职、秉公办案；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以维护社会正义的公心，以严格依法办案的担当，把对法律信仰的坚定守护，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化作默默耕耘的身影。她先后荣获“云南省禁毒人民战争先进个人”“云南省扫黑除恶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网页链接

【省高院副院长吉军一行到元谋法院调研指导工作】近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吉军、书记员管理处处长王天文，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家清等一行到元谋法院调研指导工作。元谋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卢云峰陪同调研。

1997年3月28日, 云南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国内首次采用药物注射的方法执行死刑。

当时刑场的简陋程度如今可能难以想像。刑场上摆放着一把带扶手的椅子, 端坐着的犯人, 双手被绑在扶手上, 防止因为乱动影响注射效果。犯人与执行者之间的隔绝不过是一个黑色纸袋制成的头套。当时选用的试剂是挥发性极强的剧毒药品氰化钾。

如今, 一把椅子就可以进行注射死刑的日子已成过去, 氰化钾也早已远离了注射死刑的针筒, 注射死刑更不再是昆明一地的孤军奋战。据统计, 中国已经有昆明、长沙、成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重庆、杭州、沈阳、平顶山、焦作、武汉、黑龙江、乌鲁木齐等地先后开始采用注射死刑, 大部分省会城市和直辖市都已经迈入或即将迈入采用注射死刑的行列, 上海更是早在2002年的时候就表示, 以后不会再用枪决去执行死刑, 而是完全采用注射死刑。

多年前，相对于注射死刑而言, 枪决所需的成本要低得多。因为它不需要高超技术和复杂器械, 对场地要求也不高。一支枪, 一堵墙或一棵树, 对一名罪犯就足以进行。

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与注射死刑相关的各类专业设备的价格也在逐渐降低。与此同时, 枪决的成本却开始提高。当枪决也需要承担修建刑场这一成本的时候, 枪决与注射死刑在经济成本上的距离便大大缩小了。而且, 枪决需要耗费的人力成本远非注射死刑可比。有担任过多次死刑执行任务的老法警回忆, 早些年要枪毙一个人是一个浩大工程:要组织设置刑场, 要戒严, 要……仅戒严一项, 就“没有百十来人不行”。而从监狱到刑场, 一路上开道车、警车、囚车, 光一个车队就得有数十号人。这样算下来, 成本就高了。

相比枪决,注射死刑要显得平和一些。在注射死刑的行刑室里, 犯人看不到法警, 法警也看不到犯人, 中间是隔开的。犯人大多是通过一个洞把手伸过去接受注射。有的地方为了减轻执行者的心理压力, 在注射执行死刑时, 用4支液体量及颜色完全相同的针剂, 由4名行刑法警随机取用, 其中只有一针是致死性药物, 一针为辅助性药物, 另两针为生理盐水。

注射死刑的快速与安全, 使得死刑犯们不必在临死前还遭受不必要的生理折磨。与枪决相比, 注射死刑的死亡过程一般不会超过一分半钟, 一般也不会出现一次不成功需要再打一针的情况。而注射死刑对尸体的完整保留, 也符合“死留全尸”的中国传统道德。

正是在这样的现状变化之下,随着各地经济水平的提高, 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全面推行注射死刑、废止枪决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过, 不可忽视的一个现实是, 对于不同地区而言, 人力成本与经济成本之间的转化标准并不一样。对于部分经费紧张而人力相对充裕的贫困地区, 可能宁愿多花费些人力成本执行枪决, 而非选择经济成本较高的注射方式。

#法官# #责任心# 看得出这位法官责任心强，尽自己能力帮助到人民群众。

网传法官在法院外席地开庭，昆明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24日回应

#法院新闻# 10月27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吉军，书记员管理处处长王天文，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家清等一行到永仁法院专题调研审判管理和书记员管理工作，永仁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林宏，党组成员、副院长起有光及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等待开庭。七月到现在第四个在昆明中院开庭的案子，比石林县法院开庭还多！

“是虎是猫，你都给我趴着！”云南昆明，交警将闯红灯的女子摁在地上，女子一纸诉状，告上法院，法院认为交警执法“超过必要限度”，判交警大队赔偿女子83000元！

（云南昆明中级人民法院案例）

昆明某地，上下班高峰期，一个40岁女子骑电动车走快速道，闯红灯，被执勤交警拦下。交警予以批评教育，她漫不经心，改为罚款50元后，开始大吵大闹，死活不交罚款，最后，交警不得不作出扣车的决定。

万万没想到，交警警告了10来次，女子就是不下车，一副你拿我没办法的样子。于是交警决定，把她拉下来，可谁知道，她挣扎反抗时，“砰”的一声摔在地上了，骨折、软组织挫伤，后在医院住了21天。

经鉴定，女子的伤情构成伤残10级。出院后，她一纸诉状，将交警大队告上法庭，要求交警大队赔偿她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83302元。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交警执法时，是不是存在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

很多常年工作在一线的交警表示，执法的工作不好做，因为很多人根本不听劝，一说到罚款，他们就开始撒泼打滚，至于动手制止？刚碰到他们，还没开始用力，人就倒地上了，并大喊交警打人，结果无理一方，变成了有理一方。

1、面对普通的、轻微的违法行为，交警有动手制止的权利吗？

我国《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19条规定，对于正在以轻微暴力方式违法犯罪的，尚未严重危及民警人身安全的，经警告无效的，民警可以徒手制止。

这一条说了两点，第一，如果不是严重的暴力犯罪，且可能危及到民警人身安全的，民警不能使用警械。第二，对于普通的、轻微的违法行为，交警需要先警告，然后徒手制止。面对赖在车上死活不下来的徐某，交警徒手拉她下车，没有使用警械，符合法律规定。

2、交警可以在警告无效后，对徐某进行罚款50元和扣车吗？

《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除法律、法规、规章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交警要对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人进行处罚，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如果没有法律依据，交警就不能罚款和扣车。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徐某骑电动车走快速车道，闯红灯被交警拦下后，交警按照法律规定，先是进行了批评教育，没有效果，才决定罚款50元，符合《行政处罚法》第5条规定的，处罚行为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在徐某坚决不缴纳罚款的情况下，交警对她进行10余次警告后，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后半段，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作出决定扣车行为亦符合法律规定。

3、那这场官司，交警怎么就输了？问题出在哪里？

一审法院认为，警察将徐某拉下电动车后，即可对电动车进行扣押，后将徐某摁压在地的行为，已经超过了必要限度。至于徐某骨折，是不是摔下来的时候磕碰的，法院没说；不将徐某摁压在地上，徐某会不会抱着电动车不让扣押，法院也没说。

交警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开庭时，出庭的交警表示，“法律不强人所难，”他们不把徐某摁压在地上，徐某会继续反抗，无法扣押电动车，而且徐某违法在先，又拒绝配合，阻碍交警执行职务，他们的执法没有超过必要限度。徐某受伤，是自甘风险。

最后，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驳回了交警的上诉请求。交警大队赔了徐某伤残赔偿金、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83302元。

大家对“超过必要限度”这几个字是不是很熟悉？不错，很多明明属于正当防卫，却被认为是防卫过当的案件，也是说“已经超过了必要限度”，所以这几个字总有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蚂蚁说法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关注热点问题，探讨人心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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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行动# #昆明##2021生机大会#

云南德宏，28岁的谭女士慕名去一家网红温泉，众人正在水中嬉戏，突然狂风大作，温泉上方的古榕树被吹得吱吱嘎嘎作响，一根粗壮的树枝眼见得摇摇欲坠。

温泉中的20多人不顾衣不蔽体，高喊“快跑”，连忙四处逃散，只有谭女士不知为何，仍然泡在温泉当中，过了五六分钟，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树枝掉了一来，正砸中水中的谭女士。

惨剧发生了，树枝砸在了谭女士的右小腿上，造成严重的损毁伤，谭女士失血过多，当场昏迷过去，紧急送医后，她的右小腿被截肢，风华正茂的她从此成为七级伤残的残障人士。

从经济损失上来说，仅仅是一副小腿假肢，就需要13000元，每3年更换一次，再加上其他配件，谭女士终身至少需要花费45万余元，再加上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等，一共是1851055.6元。在通过当地旅游局协调不成功以后，她走上了法庭。

（案例来源：云南德宏州中级法院）

【@法网人生】

当地政府述称，政府只是挂牌者，不是管理者，更何况涉案坠落的树枝是活枝，无需修剪，不属于隐患范围，与是否尽到管理责任无关，本案是一起意外事件。树枝在掉落时，曾经发出巨大的声响，而谭女士在充足的五分钟逃跑时间，没有采取任何避险措施，自身有重大过错。

林业局也不承认是榕树的所有者，古榕树生长在村里，所有权应属于温泉所在的村民小组，由村民小组直接管理。林业部门作为行政管理单位，对于村民组负有监督责任，必要时提供技术指导，这方面，林业部门已经尽到了责任。本案中掉落的树枝不是枯枝残叶，而是新鲜树枝，不需有修剪和养护，这是不可预见的不可抗力。还有，对于古树名木，不能随便修剪到枝断叶稀，要不，就又违反了保护政策。

村民小组更是感觉冤枉，这棵古榕树根部有一股温泉，水温高达50度，榕树历经沧桑，仍然生机勃勃，这是大自然的天造地设。因为树上的名木挂牌，村民们从不敢随便去砍，当地林业部门也从没有组织过培训。不过，村民组提供了一个线索，涉案的温泉由村民李某岩等三人向每个游客收取3元的环境卫生费，温泉的环境卫生由他们三人负责打扫，树叶、树枝掉下来也属于环境卫生，所以树枝掉下来应该由李某岩三个人负责。

李某岩等三个村民都已经60岁左右，眼见着近200万的赔偿责任要由他们来负，也极力为自己辩解。他们三个人仅仅负责打扫温泉的卫生，游客来泡温泉时，已经明确和游客讲是收的三块钱是卫生费，不是温泉门票，而且还不强制。他们既没有温泉的经营权，也没维护景区安全的义务，古榕树更和他们无关，他们无权对古榕树进行修葺和管理。

对于林木折断造成的损害，民法典有专门的规定，如果发生损害的话，应该由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责任，当然，前提是所有人和管理人具有过错。

本案中的古榕树生长在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上，世世代代是这个村子的标志性古树，所有权应属于村民小组所有，对村木的管理也是村子应尽的责任。

虽然榕树是政府的挂牌古树，但登记管理的具体职责是林业部门负责，林业部门是挂牌名木古树的直接管理单位和指导单位，古树在登记以后，还要做到指导村民对古树进行定期安全检查和隐患排除，证据表明，林业部门没有做到这一点。不仅如此，林业部门仅仅告诉村民要保护好古树，造成了村民对于古树保护的政策理解错误，在这次事故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李某岩等三个村民在温泉管理中，实际履行的是保洁的职责，收取的费用是卫生费，在澡堂管理中，没有对古树修葺的权力，也没有对澡堂进行安全防护的权利，在事故中不应该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而危险发生时，古树发出了奇怪的响声，二十多名游客都采取了紧急避险的措施，和谭女士一起的同伴也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逃离了现场，仅有谭女士没有避险，在事故中有一定的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法院酌定，由村民小组承担赔偿责任的30%，林业部门承担50%，谭女士本人承担损失的20%，经过综合计算以后，认为谭女士的损失总计为69万余元，由林业部门赔偿347089.15元，村民小组赔偿208253.49元。

一审判决后，包括谭女士和村民组在内，都服从了判决，没有上诉，而林业部门不服，进行了上诉，认为谭女士本人至少要承担50%以上的责任，另外，村民组是榕树的所有人，也是直接管理人，也应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

2022年7月，本案二审判决，驳回林业部门的上诉，维持本案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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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法网人生，我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分享有趣、有料、有谈资的社会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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