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厂会计实务（药厂会计工作内容）
刘厂长和孙会计轶事
制药厂车间人们刚来上班，七嘴八舌的议论着，厂子副厂长刘三磊和孙来香失踪了，昨天公安局来警车了，据说卷走了厂子900多万。
孙来香是制药厂会计，她老公王洋在厂子是业务员。其实孙来香出轨，刘三磊偷情，王洋早就知道了，俩人这几年一直分居，夫妻关系名存实亡。王洋为了在这能多挣些钱以备养老用，自己又没别的本事，就这么忍气吞声的过了好几年。孙来香这一跑，心里反倒亮堂些了，命该如此，看开放下，继续努力工作。隔了一年，天津警方找他，让去认尸，听说死在一个出租屋。办完手续，王洋把孙来香骨灰弄回老家，寄存在火葬场。
这事很快传遍了这个小城镇，王洋口碑还不错，又没有孩子，在人们眼里，能挣钱，又有些积蓄，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介绍的大部分都是离婚或丧偶的，有的还是黄花大龄女。见了几个，王洋不太满意，带孩子的，怕累赘，怕处不好关系，离婚的，怕人家跟前夫有什么瓜葛理不清，丧偶的吧，又怕人家跟前婆婆公公扯不清，大闺女，就怕人家性格孤僻，有特殊经历啥的。就这样，小半年过去了，也没遇上个中意的。他以前的中学老师来提亲了，这老师有个远房的侄女，离婚了还带着个女儿。王洋不好拒绝，就在老师家和那女的见了一面，女人挺爱说，王洋常年联系业务，口才也不错，竟然好多话题，好多同感。就这样，他俩成了一家，女人很在意他，夫妻俩过得好不恩爱，女儿由于从小确实父爱，王洋对她也视如己出，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
转眼一年过去，王洋去天津出差，刻意去天津公安局打听前妻的事。案子破了，是刘三磊用麻药害死了孙来香，竟然是他们药厂生产的那种麻药，孙三磊曾经在麻药生产车间当主任。经过审讯，原来孙三磊嫌带着孙来香事多，爱惹麻烦，他俩藏匿目标大，容易被发现，孙三磊给她喝了掺麻药的饮料，趁她迷糊的时候，还给她打了麻药针，剂量超大致死，孙三磊最后被判处死刑。
好多人说，你是在编故事吧，我说真人真事，不过姓名都改了，发生的城市也改了。
东方企业家17
民国政府上海税局在新亭第一药厂的驻厂员方平正在厂长室里坐立不安。左贤厂长把一只马凡陀的手表在他面前一放，说：
“你收下吧，老方。”
方平坚决地把崭新的金黄表面的马凡陀推还给左厂长：
“我不能收。”
左贤指着马凡陀自言自语地说：
“这只表真不错：十七钻，自动，防水，不锈，不怕电，不怕震动，走起来又准，一分也不差，是瑞士的最新出品。现在外边买至少要上百银元哩。”说到这儿，左贤把表戴在自己左手上，说，“戴在手上真漂亮，你看。”
左贤把左手有意伸给方平看：
“你说，这只表不错吧？”
马凡陀表面上的金光在方平面前闪耀。方平的意志在金光面前摇摆。这是一只马凡陀啊，凭他这样一名小职员，至少得束紧一年的裤腰带才能勉强买一只，否则，一辈子也别想戴上。他拿不定主意，吞吞吐吐地说：
“这个表，呃，倒是不错。”
左贤马上解着马凡陀，说：“你在我们厂里当了三年多的驻厂税务员，多承关照，龙总经理很感谢你，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觉得你是政府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很有前途的。我们是老朋友。这表是我个人送给你，留个纪念。这也不是礼物，这是我们两人的私交。”
说完后，左贤解下手上的表往桌子上一放，这次他并不马上送过去，却静静地看方平的神色。方平一双眼睛直盯着那表，说是个人的私交，那哪个不送人东西呢？连方平有时也送点东西给左贤。礼尚往来，这没有啥的。想到自己手上戴的那只白克钢表已经上锈，一天至少要慢十分钟，也应该换一换了。他想拿过来，手伸到半道上又踌躇了，一个政府的税务人员好随便接受商人的如此贵重礼物吗？左贤瞧出他的心思，他抓住方平的手，给他把马凡陀戴上，说：
“自家人客气做啥，太见外了。”
“不，不是的，最近风声有点紧，要避点嫌疑。”方平结结巴巴地说。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还有谁知呢？我绝对不会对人家说的。”
方平放心了。他戴着马凡陀的左手自然而然地放到桌子下面。左贤接着说下去：
“你们当职员的，工资不高，生活不富裕……单靠那点固定收入怎么行呢？”
“唉，这日子，你说的倒也是的……”
“我看你这两天愁眉苦脸的，心里有话，想说又不说，我就晓得有事体。我们虽是老朋友，可是你同我还是不够交情……”
方平听到这儿，跳了起来，说：
“你这是啥闲话，左厂长，”他听到外边的脚步声，有人到斜对面的会计室领款，就把声音压低，没有说下去。
“没有关系，我关照过了，现在没人进来的。你说吧。”
“我方平从来是讲交情的，够朋友的，你这样看我，未免看错人了。”
“那你有困难为啥不对我说一声呢？”左贤逼紧一句，两只眼睛正对着方平。
方平脱口说出：
“不瞒你说，我们局最近换了位新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要作作样子，已经处分了两个……”
“那有啥关系，我们两个人的事绝不会让第三个人晓得。那个津贴你还是收下去，”左贤从口袋里掏出五百银元支票往方平手里一塞，“先花着再讲，不够，说一声，我再给你。”
方平手里给接过支票，心里暖洋洋的，觉得左贤这个厂长实在太好了，自己心里没有说的话，左贤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对他那么体贴，办起事来又那么小心谨慎，处处都注意照顾他。他不知道怎么来感激他才好。他把支票往口袋里一放，伸出手来紧紧握着左贤的手：
“左厂长，我真谢谢你，左厂长……”
因为太激动，方平讲话的声音都有点发抖。左贤像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猎户，欣赏着已经捕获的猎物，悠然自得地说：
“要谢你要谢龙总经理。主意是他定的，钱财也是他出的，我只过是出面而已。”
“那就请左厂长替我谢谢龙总经理了。”
左贤这时试探地说：“听说新局长上任后税局方面有新政策？”
方平感到左贤和龙总经理实在太好了，不给他们做点啥事体那就太对不起人了。他附在左贤的耳朵边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七月一日要加税……”
“哦……这个是……”
左贤想再问下去，方平仿佛感到自己犯了罪，好像旁边有人在监视他，他惶恐地站了起来，拉开门，飞也似地走了。
左贤马上把新得来的内部消息告诉了龙新亭总经理。龙新亭马上下令在七有前要抓紧大批采购原材料和需用物资。又给了左贤一笔奖励金，夸他事情办得很不错。
奸商王康年卖给志愿军假药，毛主席让陈毅彻查此事，最后结果如何？
王康年，一个敢卖给志愿军假药的奸商。
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王康年。
王康年，出生于1924年，是浙江杭州人，他的父亲是一家杂货铺的主人，母亲则是一个传统的家庭妇女，小时候的王康年非常聪明，他的父母对他的未来充满了希望。王康年也没有令二人失望，17岁时就考入了上海大亚电台当电台报告员。这是一个商业电台，报告的内容多为商品行情和商品广告，王康年也在耳濡目染下学了不少关于做生意的知识。
这份工作在当时算是“铁饭碗”，王康年也通过工作结识了妻子，这个“上进”的青年已经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事。后来，在岳父的带动和帮助下，王康年离开电台，自主经营了一家销售日用品的杂货铺。本就有些小聪明的王康年，很快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小生意做的风生水起，家庭也和乐美满。
不久，王康年看到了另一个暴利行业，那就是医药，所以他就开了一家西药店，叫大康西药房，做起了西药生意。当时，药厂的交易模式是先钱后药，但此时的王康年并没有充足的资金，于是，王康年利用自己积累的人脉，首先问客户拿定金，然后去上游厂家拿货，而且还成功了。尝到甜头的王康年继续这一模式。
最后王康年的胆子越来越大，到后来直接套取客户的现金，扣押着货物不给，在整个西药销售行业搞得声名狼藉。直到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在工商局部门、新药业公会的调解下，将大康西药房的货物都转为债务，王康年以负债的状态继续经营药店。工商会也希望王康年能好好经营，然而，身负巨额债务的王康年不仅没有感恩，反而变本加厉，频频空手套白狼，最后居然向志愿军卖假药。
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正在前线浴血奋战，许多战士在战斗中负伤，这时候急需一批医药物资，但由于西方国家的干预，我军在国际上买不到紧急的药品，在此情况下，我军就只能内求。此时的王康年，就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倾尽一切也要拿到这笔订单。
若是大康西药房有货也就罢了，但此时的大康欠有债务，库房里压根没有存货，王康年就用尽手段，投机取巧贿赂相关干部，最后硬是拿下了这笔大订单。在拿到订货款后，王康年也没有老老实实去进货，而是以次充好，甚至造假，用假药。结果运送到前线的药品，不仅不能“救命”，反而成了“催命药”。
伤员的大量丧生，很快引起上级的注意，部队仔细检查这批军用医疗物资后，发现这批医疗物资全是假货、劣货：带菌的烂棉花、旧纱布制成的急救包、玉米粉做成的药粉……
前线战士正在拼死搏杀，后方商人却大发国难财，这些商人的行径简直丧尽天良。毛主席知道后，也是勃然大怒，当即电告陈毅，要他对整个医药行业进行严查。陈毅很快下令严查医药行业，通过审阅调度流水线，查到了大康西药房，大康的员工也纷纷出来举报王康年。
比如大康的会计主任董渊说，志愿军到大康购买药品，王康年明知没有货，为骗取货款却揽下这笔订单，等（1951年）12月11日交货时，店员马维善、滕仲年发现货少了一半，就问王康年该怎么办？王康年不以为意，说：“朝鲜路远，没啥关系，这事我拿得稳。”
马维善、滕仲年也揭发，说：志愿军采购人员到店里采购药品时，王康年请吃请喝，还送手表，收到货款后，王康年并没有按采购单配置药品，而是以热水袋等低价货品搪塞。当志愿军最紧缺的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药品没货时，王康年又以鱼肝油搪塞。部队一直来信催，王康年则把信压住，拖了三个月也没有进货的打算，他将志愿军三个亿的货款用于偿还债务，或者做投机生意。
另一名职工王祖番揭发，说1950年皖北军区采购人员叶海清到店里购药时，王康年将一些过期发酵变坏的止咳糖浆卖给解放军，部队发现后问责，王康年说：“这有什么关系？吃了也不会死人。”还有向部队销售掺杂自来水的复方大黄酊剂、将两桶海克山明（每磅三万元）冒充消发灭定（每磅十二万元）等等。
话说回来，当时大康西药房完全没有大规模的药品生产输出能力，王康年凭什么能拿到这么多订单呢？原来是王康年行贿！所以有的采购员、检验员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王康年的罪行里，第一项就是行贿罪，他曾向分属37个国家机关等单位的85名工作人员行贿，其行贿款额达到人民币2亿元之多。
在各项调查以及大康内部员工的举报下，王康年的罪行最终证据确凿。
1953年2月28日，上海人民法庭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资”等罪名判处王康年死刑并立即执行，同时追缴他所有的违法所得。
奸商王康年，被判死刑也算是罪有应得。
家族历史片段（24）
知青返城，是顺应民心向背、顺应时代进步的举措。百废俱兴中，一切被黑白颠倒的、被时空扭转的人和事也都被纠正过来，1978年的春天，政府为我爷爷召开了平反大会，评价爷爷是一个为乡村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旧知识分子，推翻了一切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诬陷之词，恢复名誉，并发文通告子女单位。从此，地主成分这顶帽子与我们渐行渐远，在生活、学习和就业上，不再受到这顶帽子的干扰。
当时，江苏农垦的几大农场都在招聘教师，我家选择到东辛农场，一是农场有父母的老同学，二是我奶奶的老娘家就在农场，三是农场离我新浦姑妈家更近。到农场后，又经过几番波折，终于在离场部一步之遥的东洋庄定居下来，从老家带出来的物品，也几乎散失殆尽，唯有三个渐渐长大的孩子，成了父母最大的希望。
生活依旧是很艰苦，借住的一间知青宿舍，从外面看是是石头瓦顶，进屋看就是泥墙竹檩，刮风天屋子里面的电线都在晃动，下大雨就里外都是脏水。就是这样的宿舍，还是分场一个好心的老会计帮助协调，才硬占了一间。姐姐们都大了，实在不方便一起居住，隔壁的五保户陈奶奶住在她的亲戚家里，这边的屋子一直空着，就托人传话给老人，想借住一段时间。老人说，你家要敢住就搬去住吧，开门一看本就不大的屋子当中，摆着一口黑漆棺材，是老人为自己准备的寿屋。
也许是年轻火力旺，也许是天生胆大，请邻居帮忙把寿屋移到一边后，我就在另一边支起了小床，当天我就单枪匹马地搬了进去，这一住就是三年。这三年中间，突然有一天早晨，来人通知让抓紧搬出去，说老人不行了，要回到自己的房子过世。这边我正手忙脚乱地收拾，那边已经把老人抬进了门，回来那一天就过世了，因为是五保户，又有现成的棺材，当天就下地安葬了。晚上，丧事的烟火味尚未散尽，我又搬回了这间宿舍，只是对面空荡荡的，感觉屋子大了许多。
八十年代，初中毕业能考上小中专，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从此就可以转为城市户口，端上国家的金饭碗，成为人人羡慕的对象。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已经初二毕业的二姐，从头再来上初一，仅仅是要从ABC开始，零基础从头学习英语。1983年，我和二姐同一年初中毕业，她如愿考入海州师范学校，成为爷爷、大伯、叔伯大姑的校友，毕业后继承祖业，成为我们这一辈中章姓唯一的教师，总算是实现了老章家教书育人的薪火相传。二姐北上海州读了师范，我是南下板浦上了高中，踏上这片曾留下祖先足迹的土地，走进校园中爷爷读书的寺庙遗迹，看见几易其手破烂不堪的祖屋，感觉时光没有变，只是背景换了人物，一切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我请假在家休养一段时间，高中课程的连续性很强，回校后老师就劝我休学一年，我任性没有听老师的话，后来的课程就渐渐跟不上了，最后高考失利，黯然回到了农场。
江苏农垦在苏北的几个中心城市，建设了好多工厂，这些工厂仅面向农垦内部招工，后来我大姐招工去了淮阴农垦化纤厂，当了一名辛苦的挡车工；我则在新浦姑父等亲戚的周旋下，招工进了新浦农垦制药厂。
农场的学校经过不断调整后，我的父母最后在东辛农场中学退休，因身边没有一个子女，后搬到新浦与我一起生活。闲暇之余，父亲会到民主路上走一走，到建国路上看一看，他的小学母校还在，只是沧海桑田换了模样，第一池的石板路经历了时光的打磨，变得油光泛亮，不知是否还能找见他儿时卖香烟的背影。1954年从新浦下乡，1999年从农场进城，近半个世纪，父亲一个人的历史，也是一段城市的见证史，一个时代的变迁史，在灿若星河的历史当中，宛如流星划过长空，虽然短暂，但也照亮了一片天空。
父亲，2021年5月10日去世。谨以这几篇文章献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