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会计客体是什么意思(政府会计的客体)
本书以北京市法律援助体系运作为主体,以北京市法律援助不同运作模式为客体,以规范和实施北京市法律援助制度为内容,以北京市法律援助体系构建和完善为目标,围绕如何提高北京市法律援助体系有效性这一核心问题,采取实证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以实现“所有人的正义”。本书用数据来说话,用资料来证明,北京市政府主导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如何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政府购买律师法律服务模式提供的法律援助存在哪些现实问题,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在减缓社会冲突中扮演何种角色,法律援助与高校法学教育如何更好地结合等问题,以展现北京市政府主导、律师前导、公益倡导、高校教导的全面覆盖、全员参与的法律援助体系。
【#刑法点滴#】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刑法第四百零六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据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2)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由于国家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严重不负责,不遵纪守法,违反规章制度,不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致使国家经济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1、必须有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违反有关工作纪律和规章制度,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所谓的作为,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义务的行为。有的工作马马虎虎,草率从事,敷衍塞责,对于自己应该履行的,而且也有条件履行的职责,都不尽自己应尽的职责义务。
本条规定的犯罪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
所谓签订,是指当事人双方就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达成一致。
所谓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对于合同中所规定的事项全部并适当地完成。
所谓严重不负责任,一般有如下一些表现:粗枝大叶、盲目轻信,不认真审查对方当事人人的合同主体资格、资信情况;不认真审查对方的履约能力和货源情况;应当公证或者鉴证的不予公证或鉴证;贪图个人私利、关心的不是产品的质量和价格,而是个人能否得到回扣,从中捞取多少、得到好处后,在质量上舍优取劣,在价格上舍低就高,在路途上舍近求远、在供货来源上舍公取私;销售商品时对并非滞销甚至是紧俏的商品,让价出售或赊销,以权谋私,导致被骗;无视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擅自越权签订或者履行合同;急于推销产品,上当受骗;不辨真假,盲目吸收投资,同假外商签订引资合作等协议;违反规定为他人签订合同提供担保,导致发生纠纷时承担担保责任,等等。
2、必须具有因严重不负责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
所谓重大损失,是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物质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就本罪而言,一般是指重大的经济损失,非物质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誉等。
3、严重不负责任行为与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是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严重不负责任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错综复杂,有直接因果、也有间接因果;有主要因果,也有次要因果;有领导者的责任,也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过失行为,构成本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指严重不负责任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有必然因果联系的行为。
本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本法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在国家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及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本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过失构成,故意不构成本罪。也就是说,行为人对于其行为所造成重大损失结果,在主观上并不是出于故意而是由于过失造成的,他应当知道自己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的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会发生一定的社会危害结果,但是他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是虽然已经预见到可能会发生,但他凭借着自己的知识或者经验而轻信可以避免,以致发生了造成严重损失的危害结果,行为人主观上的过失是针对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而言,但并不排斥行为人对自己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是故意的情形,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不是出于过失,而是出于故意,不仅预见到,而且希望或者放任它的发生,那就不属于本罪所定的犯罪行为,而构成其他的故意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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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已故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名著《货币经济》一书中曾指出,作为现代经济的货币经济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它省略了参与交换的主体互相或共同对用于交换的客体进行估价的环节。其中一种客体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实物(如水果、汽车等)以及不具有使用价值的服务(如美容),另一种客体则为所有用于交换之物的价值载体即货币。这种省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交易场所中一切被追求之物都已明码定(标)价,而货币的价值也是确定和相对稳定的。这种省略导致了一种“中间帝国”即货币帝国的形成,也导致了很多社会变化的出现。由于几乎所有被人追求的客体都被抽象化、被赋予了货币价值,人与客体构成的世界就渐行渐远了、就越来越远离“存在的整体”了。同时,人对客体或实物以及非实物(比如身体健康)的追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快速扩大。为满足这些需求,人们尝试进入货币中间帝国,从那里取得资源、也就是挣钱。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快速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今天,即使是在可以自给自足的农村地区,人们也在想尽办法挣钱致富。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人们实现这个目标提供着越来越多的机会。作为新经济形态的互联网经济的出现,更是给许多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财致富的机会,不少人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比如开网店、直播)在短时间内积累了惊人的财富。由此可见,“虚拟世界”并非“虚无世界”。
市场经济起源于欧美。几百年来,这一制度经历了很多变化,也在不断完善。这主要意味着,一方面,市场本身在合理化,即市场主体(供给方和消费者)的利益在受到应有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对市场资源的调控在增加。就后者来看,对主体的市场收益进行细化的合理的征税是主要手段。征税是二次分配的主要途径。通过将税收用于对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如养老、扶贫等)、未来事业(如科研)的投资,国家履行着市场无法发挥的、维持全社会良性运行的功能。所以,相关主体积极依法纳税,是市场经济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
互联网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变化多端是其主要特征之一。这也意味着,政府管理部门对其主体的各种活动情况较难掌握,相应的立法执法难度大。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自身的局限性和自我调整的可能性。互联网大数据既可以构成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可以构成政府监管的切入点和基础。在此情况下,虚拟空间的活动主体遵纪守法才是正道。
劳动主体、雇佣主体、劳动内容、劳动客体构成了大学教师劳动关系结构的核心要素。从核心要素来看,印度卓越大学教师劳动关系存在着既成矛盾,主要表现为失衡与冲突。为扭转教师劳动关系的困厄,印度卓越大学建立了政府、市场、学术权力、中介组织多维度的治理结构。印度通过法律和政策等手段促进劳动关系契约化、学校和教师行为法制化、劳动关系鹭港化发展,对于显性调节劳动关系、隐性消弭劳动关系的冲突失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对我国一流大学教师劳动关系鹭港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控制的基本条件包括:制定科学可行的计划、建立专门履行控制职能的组织机构、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内部控制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单位为了提高经营效率、充分有效地获得和使用各种资源,达到既定管理目标,而在单位内部实施的各种制约和调节的组织、计划、程序和方法。
外部控制是指控制主体与控制客体处于不同的组织,如政府部门对企业、事业单位的控制,包括财政控制、税务控制、政府审计控制等。
在现代国际社会上,女性的地位一直是衡量国家民主程度重要的标志。在一个国家中,女性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
而作为拥有世界古代最发达法律制度的古罗马,它在曾经也拥有着当时最民主的政治制度。那么,古罗马女性的地位又是如何呢?
同样,古罗马女性的社会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缓慢提升的过程,女性意识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觉醒过程。
那么,古罗马意识觉醒的原因是什么呢?
古罗马女性地位上升的过程
早在古罗马建城的初期,在古罗马形成了以父性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氏族经济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主要作用。久而久之,在古罗马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女子地位低下,沦为男子的附庸。
后来,随着古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经济解体。在古罗马以工商业为主的农业经济迅速崛起,平民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平民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的与贵族斗争,应平民阶层的要求,古罗马政府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虽然当时的氏族经济早已解体,但是家庭利益至上的思想深入人心,家长权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在当时主流的婚姻制度“有夫权婚姻”中,女子在家庭中没有任何权利,她们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在未经丈夫允许的情况下,她们无法从事任何经济事务,更没有支配财产的权利。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摒弃了“有夫权婚姻”进而选择“无夫权婚姻”。
而在这种婚姻制度下,女子在家庭中享有同女子同等地位,女子不用在逆来顺受,也有可以提出离婚的权利。
不仅如此,待女子娘家的“家父”去世以后女子还对自己的嫁妆享有独立的财产支配权。
后来,女子从事经济事务越来越多,社会逐渐消除了对女子性别的歧视,使得女子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以及在罗马上层社会,妇女参与政治活动越来越频繁、政治影响力也就越来越高。
二、古罗马意识觉醒的原因
古罗马长期处于男权社会,一直沦为男子附属地位的妇女,自我意识是如何从桎梏逐渐觉醒,进而让自己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呢?
(一)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在古罗马社会的早期,是以氏族经济为主导。随着古罗马工商业的不断发展,在家庭中仅仅依靠家长或家中的男子无法处理好家庭中所有的事情。
这个时候就需要妻子的帮忙,随着家庭工商业规模不断扩大,女子的价值也体现的越来越明显。此时的女子已经不是在夫家白吃白喝,她们同样也有为家庭创造经济效益的价值。基于这种情况,女子在家庭中自然会得到尊重,地位也会越来越高。
(二)连年的战争改变了女子的命运
随着古罗马通过不断对外发动战争的形式扩充自己的版图,导致大量的财富和外来人口涌入罗马。这些外来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使得古罗马妇女见识到了与本民族传统不一样的文化。
连年的战争使得古罗马大部分男子都要上阵杀敌,他们要么战死沙场,要么经年不归。家中的资产不能没有人打理,如此一来家中的财产和大小事务便不得不交到女子的手中。
女子便获得了家中财产的处置权,他们为了使家中的财产不断的增值,女子不得不抛头露面从事经济活动。社会也抓奸消除了对女性的歧视,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眼界和见识也不断的开阔,这些都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
(三)婚姻制度的变迁
随着古罗马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大量财富从殖民地运往罗马,使得罗马人积蓄了大量的财富。与此同时,女子的嫁妆也随之水涨船高。
面对高额的嫁妆,女子娘家的家长不甘心就这样将巨额财产白白送给夫家,于是古罗马人逐渐摒弃了“有夫权婚姻”“无夫权婚姻”成为社会的主流婚姻形式。
在“无夫权婚姻”制度中,女子享有和男子同等的地位,男子不再享有特权,女子享有可以提出离婚的权利。在这种平等的婚姻形式之下,家中的大小事务和经济事务女子都有权参加。
在“无夫权婚姻”制度中,即使家中子女的成婚,女子也享有话语权,不再任凭家长的一言堂了。
(四)财产权的获得
在“有夫权婚姻”制度中,女子的嫁妆是女方对男方家族的赠与,女子不享有财产的支配权。自从女子嫁给男方的那一刻起,女子连同嫁妆便成为男子家中的一份子,受男方家长权的制约,充为男方家庭财产的一部分。
而随着婚姻制度的变迁,在“无夫权婚姻”制度中,虽然此时的女子仍然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女子的监护权依然在女方娘家的家长手中,但只要女方娘家的家长去世,女子的嫁妆便归自己自由支配。
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仓廪实而知礼节。当手里握有财产的时候,她们自然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谁愿意在去低眉顺眼的看男方家族的脸色呢。
(五)法律制度的保护
在古罗马早期的法律制度中女子一般都是权利的客体,所以法律也不会保护她们,但是随着古罗马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原来对女子制约也变成了对女子的保护。
在古罗马后来的法律制度中,法律允许家长给女子特有产。也就是女子在既定的嫁妆之外还专门为其保留了一定的财产。从此以后,女子的财产权在法律层面上得到了保护。
被告人:刘甲,男,47岁,汉族,农民。
被告人:刘乙,男,28岁,汉族,农民。
被告人:王某,男,38岁,汉族,农民。
1992年8月,某市某乡农民因收费、摊派等问题与当地政府发生矛盾和纠纷。几经上访未解决,村长刘甲与村民刘乙、王某等率领全村20多名村民带着猎枪、菜刀、炸石开山用的雷管,开着拖拉机堵在市政府广场,发誓不撤书记乡长的职务,就不回村。市公安局接到报案后立即赶到现场做劝导、疏散工作,并宣传《集会游行示威法》,要求群众解散返村等候处理。同时把主要负责人刘甲带离现场扣押,后来经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出面做工作才解决了问题。
[判决]
法院判决认为,刘甲、刘乙、王某三人已构成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根据我国《刑法》第297条规定,对三人分别处以有期徒刑2年、1年半和拘役处罚。
[法理分析]
根据我国《刑法》第297条的规定,所谓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携带武器、管制刀具或者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的行为。其主要特征是:第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的治安管理秩序。第二,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参加集安、游行、示威过程中,携带武器、管制刀具或者爆炸物品的行为。第三,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第四,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因为集会、游行、示威是一种群众性表达意愿的群众活动,而且都是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举行,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过失不构成本罪。
从以上情况分析此案,我认为,刘甲、刘乙、王某等案犯未经公安机关审批,非法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违反了法律规定。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故意,并且是主要组织者、指挥者。客观上实施了携带猎枪、菜刀、雷管等行为,对社会治安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其行为完全符合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的特征。由此可见,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
行为主体身处“非公”组织从事公务,却依然可以认为系“国家工作人员”,原因何在?其中的缘由就在于,受“委派”之人依然系为了履行国家职能、维护国家利益、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其虽然身处“非公”组织,依然可以等价于“国家机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非国有公司、企业理当包括国家参股、控股公司企业,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49号),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代表其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组织、领导、监督、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本意见所称“国家出资企业”,包括国家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独资企业,以及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参股公司。这似乎说明,即使行为主体身处国家参股、控股公司企业,只要其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批准或者研究决定,依然可以在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此种情形也被称为“二次授权”。“二次授权”之所以得以存在,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本质系国家职能的延伸。但是,如果认为前述“经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中的“国家出资企业”也包括国家参股、控股公司,则意味着在非等价于“国家机关”组织存在前提下,也有“国家工作人员”成立的余地,此点确实值得研究。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3】167号)(三)规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在特定条件下行使国家管理职能;二是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具体包括:(1)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人民陪审员;(3)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农村和城市基层组织人员;(4)其他由法律授权从事公务的人员。
事实上,在不存在等价于“国家机关”组织下的人员之所以可以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依照法律”。所谓依照法律,实质上乃为国家授权行为主体履行国家职能,由于“法律”本身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故“依照法律”使得行为主体的生存前提等价于“国家机关”。因此,前述立法解释和纪要便直接强调行为主体客观行使职权的特征,以此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依据。类似的规定还有:
例如,200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中指出: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虽然该批复旨在说明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客体特征,但也侧面说明岁虽无“身份”但有职权的事业编制人员,可以成为国家工作人员。
再如,2000 年 12 月 15 日,《关于合同制民警能否成为玩忽职守罪主体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合同制民警在依法执行公务期间,属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论。也印证此点。
缅北(缅甸北部)没有一夜暴富,只有挨打、做水牢、体罚、卖yin,今天下午到镇三楼会议参加关于缅北诈骗相关电视电话会议。
书记通报新区有50名人员在缅北做诈骗,涉及每一个乡镇,我们村也有一个,姓黄,是个女的!
然后就是观看视频,好多人都是在手机上看到国外高薪招聘,一个月不用做什么就走一两万的工资,好多人都心动了,然后坐飞机到瑞丽,再做私家车4、5个小时,这个时候好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偷渡出国了,然后下车在走2、3个小时的山路,来到一个荒废的工厂,这个时候想回去已经不可能了,四周都是真枪实弹的人,只要想逃跑,就要遭到毒打,直到打到你就妥协!
女人到那边也是做活,就像他们说的,男人的白天做活,女人是晚上做活,分工明确!
如果没有你一直咋骗不到钱,也要遭到毒打,
回来后,及时将相关信息发到我村相关工作群,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就算是掉馅饼,要相信也不会砸到你。
最后提醒广大群众,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网络上关于缅北地区的招工信息。同时,再次提醒滞留缅北人员及其家属,请及时联系劝导亲人尽快回国,拒不入境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
【法律小知识】
偷越国(边)境罪,是指违反出入国(边)境管理法规,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出入国(边)境的管理制度。所谓国境,是指我国与邻国的交界。所谓边境,是指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分界。国(边)境是出入国家的门户,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我国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加强对出入国(边)境的管理。#普法行动#
这是前段时间整理及发布过的材料,只是想归纳在一个组里,方便查阅!
什么是质量?
1、质量的概念
(1)概念:客体的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
(2)三层含义1
a.固有特性:可区分,他可以定性的,也可以定量的
b.满足要求:明示的,通常隐含的或必须履行的需求或期望
c.满足程度:具体的,特定实物“质量”中的“量”的确定
(3)三层含义2
a.产品的质量(包括服务质量)
b.工作的质量
c.质量管理体系的质量
2、小质量和大质量
小质量:通常指产品质量
大质量:(朱兰)设计质量、符合性质量、有效性和服务
3、质量管理
(1)在质量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协调的活动
(2)质量管理的核心内容:质量规划、质量保证、质量控制、质量改进
4、质量管理体系
目前流行的质量管理体系:全面质量管理体系(TQM)、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QMS)、卓越绩效(PE1000)模式
5、质量管理常用的工具
(1)五个工具:APQP、FMEA、SPC、MSA、PPAP
(2)七个手法:检查表、分层法、鱼骨图、排列图(柏拉图)、散布图、直方图、控制图
6、质量发展的历史进程
(1)1920年前
(2)质量检验阶段,1950年前
(3)质量统计阶段
(4)全面质量管理
(5)质量管理绩效评审、ISO、卓越绩效
7、著名质量专家
(1)泰罗:美国,1911年提出质量检验。把产品的检查从制造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道独立的工序。
(2)休哈特:美国,1924年提出质量统计方法、PDCA提出者。产品质量不是检验出来的,而是生产制造出来的,质量控制的重点应放在制造阶段,从而将质量控制从事后把关提前到制造阶段。主要著作《产品制造质量的经济控制》、《质量控制中的统计方法》
(3)戴明:美国,PDCA推广者,质量管理14条原则,为全面质量管理奠定了基础。主要著作《转危为安》、《戴明论质量管理》、《工业、政府和教育的新经济观》
(4)费根鲍姆:美国,1956年,全面质量管理(TQM)提出者。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主要著作《全面质量管理》
(5)朱兰:美国,质量管理三部曲(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改进),特别强调战略,帕累托分析提出者。主要著作《朱兰质量手册》、《质量控制手册》
(6)克劳士比:美国,零缺陷、质量免费提出者,主要观点,第一次把事情做对。主要拙著作《质量免费》《质量无泪》《消减质量成本》《领导法则》《永远成功的组织》等
(7)石川馨:日本,品管圈。被誉为QCC(品管圈)之父、日本式质量管理的集大成者;鱼骨图的发明者。以石川馨博士为代表的日本质量专家们总结出了QC7大手法。主要著作《质量控制》、《质量控制指南》
(8)田口玄一:日本,田口方法,质量损失函数。创造了田口方法(Taguchi Method),为品质工程的奠基者
质量不是靠检验得来的,也不是靠控制生产过程得来的。主要著作《田口方法》、《田口式质量工程导论》
备注:(1)没有德国的质量专家?(2)中国质量专家呢?
8、主要质量奖
(1)世界三大质量奖
日本戴明奖、美国波多里奇奖和欧洲质量奖
(2)中国国家质量奖
政府组织:中国质量奖
质量协会:全国质量奖
(3)建筑质量奖
鲁班奖和詹天佑奖
知识产权,科技时代“大金矿”
知识产权是个啥?来看看权威说法。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中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利:(一)作品;(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三)商标;(四)地理标志;(五)商业秘密;(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七)植物新品种;(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狭义理解知识产权就三类: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
知识产权有多重要?还记得二十世纪末的唱片巨头滚石、飞碟吗?当初红极一时,手握大把当红艺人,日子滋润腰包饱满。为什么突然衰落了呢?
因为生不逢时,赶上了互联网兴起。一款Napster 软件+一个MP3硬件使得盗版横行免费成风,轻轻松松就把两大唱片巨头统统“斩落马下”。可怕的互联网。
滚石一怒之下将 Napster 告上法庭,当然毫无疑问胜诉,巨额罚金直接压垮这家软件公司。Napser,赢在创新,“死”在知识产权保护“剑”下。
无奈倒下一个Napster,起来千千万万个“Napster”,在刚兴起的互联网大潮中前赴后继着Nasper的玩儿法。滚石虽打赢官司拿到巨额赔偿,却挡不住时代洪流,最终黯然落幕。
这场世纪之交的知识产权(版权)侵权之争没有赢家,这是老法律碰到了新问题,只能边解决边完善。这是法律缝隙之痛。
没有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形同虚设,有名无实。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如此重要,甚至决定一个企业的生存或灭亡。
如今科技为王时代,知识产权更是科技之钻。成了真假科技企业的试金石,手里没几个发明专利怎么叫得上科技企业。
企业发明专利多,产品迭代快,创新标签会反哺其“商标”,商标驰名了品牌效应自然产生。
品牌效应又产生品牌溢价,赚钱多研发经费就足,就再创新再拿专利……,如此良性循环,企业在知识产权加持下,从“专精特新”小巨人发展成技术垄断“独角兽”其实并不难。
知识产权是科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且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一种权益,还是最给力的生息资产现金牛。
举几个例子你就清楚了:
1、比如专利:秘密通讯系统
发明人海蒂拉玛。被誉为CDMA之母。她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电影明星。这件发明被认为奠定了当今手机与无线通讯系统的基础,后来的很多专利都直接间接引用自它(从google patent看到引证数量达到112)
高通(Qualcomm)后来将这件专利涉及的CDMA技术民用化,并围绕着功率控制、同频复用、软切换等技术构建了专利墙,可以说成为了当今专利制度最大的受益者:每年专利授权收入达到几十亿US刀。
2、比如版权:比如J.K.罗琳(J.K. Rowling),陆续推出哈利·波特系列《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哈利·波特与密室》和《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2004年,罗琳荣登《福布斯》富人排行榜,她的身价达到10亿美元。
3、比如商标权:最贵的商标权授权使用价当属“世界杯足球赛”,使用一次最高要花掉20亿美元。世界上最贵的商标3921亿,根据市场研究机构Brandz的评比结果,谷歌是世界上最贵的商标。
华为也在今年宣布向全球所有的厂商收取通讯专利费用,而根据华为官方所公布的收费标准,每台华为5G手机的收费标准最高是2.5美元,预计带来超200亿元的收入。这是国内第一家能够向全球厂商收取通讯专利费用的企业。值得骄傲。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吧。知识产权是科技时代的赚钱利器,“授权使用”是最能“挤奶”的现金牛,最能“下蛋”的“战斗鸡”,无论专利、版权还是商标权,“使用权”都会源源不断把大把银子赚回权益人手上,妥妥的躺赢。
如今,这知识产权不光能生息赚钱,还能融资变现。而且不仅质押贷款间接融资,还能“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发债直接融资。厉害吧。知识产权已成为明码标价的标准化资产了。稳定的现金流,清晰的产权,是资产证券化绝好的标的。也许下一步会纳入公募REITS。
对于公募基金和券商资管来说,又是一类好产品。
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将“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提升为国家战略。
围绕知识产权保护,数字化智能化法律科技平台将应运而生,辅助政府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类型知识产权不同纠纷精准分类,精准服务。法律科技将大大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一片法律新业态的大蓝海。
知识产权,对于实体企业是核心的“护城河”;对于法律科技业来说是利用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维权的客体;对于大资管金融业是收益稳定又安全的好产品;对于一级市场投资人,是收入囊中或干实业或择机变现“生蛋”的好资产;对于二级市场投资者,是判断真假科技的好标准。
知识产权就是钱。这一无形资产,其使用价值将远远大于房产、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
这座大金矿,到了开采的黄金季。
#男婴遗体遭弃16年产生40万保存费#
弃婴遗体16年,产生了40万保存费,这对于医院和保存室来说,这笔费用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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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国人历来讲究“死者为大”、人死后“入土为安”。没想到医院的太平间却有这么多无人认领的尸体。
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太平间管理人员不直接处理这些尸体呢?
与尸体处理最密切的法律规定是《刑法》302的规定:侮辱尸体罪,即以暴露、猥亵、毁损、涂划、践踏等方式损害尸体的尊严或者伤害有关人员感情的行为。
侮辱尸体罪侵犯的直接客体是社会风尚。主观上为故意,即明知道是他人的尸体而故意进行侵害侮辱,行为人的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这个罪认定的关键在最后一句话,即行为人的动机不影响本罪的成立,这就是为什么太平间管理人员不敢擅自处理这些无名无主尸体的法律依据。
当然,这只是尸体本身法律方面的原因,有些无名无主的尸体,可能还存在刑事案件未侦破需保留,交通肇事、医疗事故纠纷等各类矛盾未解决需保留。这些尸体,在未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或授权前,太平间管理人员也是不能擅自处理的。
那么,这个尴尬的局面怎么打破?
我个人的意见是还得从立法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从材料中也看到有的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无名无主尸体处理的地方规章或地方法规,但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牵扯到社会风尚和祭奠逝者的重大问题,应该由全国人大给予明确的立法,通过法律,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人逝去后,即不火葬,又不土葬,尸体留在世间,有伤风化,也不符合我们的传统伦理道德。
回到本事件的处理上,虽然最后太平间管理人员找到弃婴的父亲,对弃婴的遗体作了妥善处理,相关费用即保存尸体费应该也得到了减免,但这仅仅是解决了一件事。面对大量的无名无主尸体,还需要从国家层面上出台法律,依法、合理的予以尽快处理。
最后,让我们祈祷,祈祷那些无主的灵魂,早入天堂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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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漠北虎 ,一个有良知的法律人!
#“退休公务员”同时交往多位女友#海宁市阿李(女)跟阿忠(男)是通过一个网上认识的,阿忠自称公务员退休后又反聘到政府部门,自己还接工程。今年1月,她与阿忠正式见面后,觉得他俩的爱情更加踏实了。阿忠就以自己工作需要向阿李要了33000元,但是过了很久也没有返还,反而对阿李冷淡了不少。隐约觉得不对劲的阿李,动身前往了阿忠位于临安市的家中,在邻居的口中得知,阿忠根本没有丧偶,也不是什么退休公务员,更没有承包绿化工程。经警方调查,在阿忠与阿李谈着“恋爱”的同时,与阿美、阿芬等人也谈着“恋爱”。 阿美前后给了他49000元;他又从阿芬处骗取4万元。陈某忠承认欺骗了多名女性,涉案金额10多万元。目前陈某忠已被海宁市公安局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爱情很美好但我们也要在相信对方的情况再谈恋爱。本文就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
首先,阿忠冒充公务员身份、自己当老板与多位女性谈恋爱,他触犯的是诈骗罪还招摇撞骗罪呢?笔者认为他涉嫌招摇撞骗罪。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行为人都对被害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这两罪的区别在那里呢?(1)行为人采用的手段不同:招摇撞骗罪中行为人采用的是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而诈骗罪中行为人采用了虚构事实,让被害人自愿交出钱财(2)侵犯的客体不同,招摇撞骗罪中行为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还侵害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和权威,干扰国家机关正常的活动。而诈骗罪中行为人仅仅侵害他人的财产所有权。(3)立案标准不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为3000元而招摇撞骗罪中,行为人只要冒充国家机关机关工作人员对他人实施欺骗就构成犯罪。本案件中,阿忠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3名女性交往并且骗取他们的财物,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涉案金额巨大,已经触犯了法律。
其次,阿忠和几名女性之间没有写有借条,他们之间是赠与关系吗?恋人之间会有正常的资金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往往认为一方是自愿给对方的,是算赠与的。但本案件中,阿忠自称是单身他对几名被害人隐瞒了自己已经结婚的事实,欺骗了他人的情感,他不是为了结婚才与几名女性谈恋爱而是想非法占有她们的财产,所以双方之间不是赠与关系,而且阿李事后也向阿忠要钱可见她是把钱借给阿忠的,不是赠与的行为,几名女性受害人可向阿忠要回自己的钱财。3名受害人可在刑事诉讼中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向其要求赔偿。
最后,阿忠同时和几名女性交往,这几名女性是否触犯了重婚罪呢?重婚罪要求一方明知对方是结婚的前提下仍于其结婚的行为,而本案件中几名女性都被阿忠欺骗了,她们都认为阿忠是单身所以她们不构成重婚罪。
每个女性要希望自己拥有美好的婚姻但幸福从来不会从天而降而是需要我们的细心经营和长期努力。爱情是建立在彼此存在信任和了解的基础上,甜言蜜语固然好听但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让自己最终收获爱情而不是美丽的陷阱。#头条法律金牌普法官第二季#
3月17日,江苏如皋市江安镇葛市小学,8岁读一年级的小姑娘被父母送去上学后,惨遭校车碾压致死。目前,肇事司机已被控制,涉事学校校长也被停职接受调查。#江苏如皋教育局通报校车致学生死亡#
到底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校车怎么会碾压到学生?可能所有的人都是满头雾水。
校车的安全,关系到我们每个家庭的安全,虽然它不属于特种车辆,却必须取得当地教育部门审批的“校车使用许可”。本案中,据自称孩子父母的人称:孩子被送去上学后在“校内”被校车碾压致死,而学校在发生事故后并未通知家长,直接将孩子拉去了殡仪馆,也未向孩子的父母进行解释。这可能就是校长接受停职调查的原因吧。
对于驾驶员而言,可能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因为事故发生在校内,而校内并不允许社会车辆进入,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道路”。交通肇事罪主要侵犯的是交通运输安全,校内发生事故侵犯的客体并非交通运输安全,所以,本案并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犯罪特征。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55条规定,学校违反本条例规定,导致发生学生伤亡事故的,对政府举办的学校的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同时,孩子在学校发生伤亡事故,学校应第一时间通知家长,但该学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可能也是至今孩子家长说不清事发经过的原因吧。
对于本案,你有何看法?#南通头条#
@秃头君说法关注我,在生活中学法、懂法。
#诗词# #博物馆# #博物馆大拜年#
仰韶文化到底是个啥?(之一)
大名鼎鼎的仰韶文化,到底是个啥?让我们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看个热闹。
仰韶,是个村儿,具体说,是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乡仰韶村。解放前,瑞典人安特生在仰韶村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根据考古命名惯例,就把在这里发现的古文化称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遗址我去看过,还写了一篇《雨中游仰韶》,前些天放在头条号上了。那个地方很美很美,可惜看了令人心塞。好东西都被安特生弄到瑞典去了,他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搞了个东方博物馆,里面八成都是咱们的东西,所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在西方博物馆中仅次于大英博物馆。这些东西大约永远也回不来了,不仅如此,仰韶村出土文物中所剩下的一半东西还被民国政府搞丢了,真是废!这事儿想起来很痛苦,却又无能为力,所以以后不想想也不再提了。
这事儿也不是孤立的,全国所有解放前发掘出的文物不少都所剩无几。只要是解放后发现的遗址,那都保存得很好。比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那是1964年发现的,就保存得非常完整。我前些天发了一篇《快速变迁中的郑州城郊剪影》,就是几年前去那里玩时写的游记。那里是以仰韶文化为主的遗址,我们这次就以大河村遗址博物馆为客体,来观察一下仰韶文化。
图片摄于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谨致谢意!
#关于知识的讨论#为什么有些观点或论述看起来高大上,但你总感觉哪里有问题?
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论述中。一般来说,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向大众传播自己的观点时,首先给人的印象都是“高大上”的,表现为:他们的理论是高级的、立场是广大的、矛头是向上的。比如这句著名的公知言论:“不要大国崛起,只要小民尊严。”其(人本主义)理论高不高级,(小民)立场广不广大,矛头指向(国家战略)够不够向上?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以下是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① 忽略知识判断的逻辑前提。一切知识之合理与有效,都是有前提的。换言之,失去判断的前提,就丧失了知识判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再把这句话引申一下,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观点只在一定范围或条件的限定之下,才具有正确与否的讨论价值。公知们在表述观点的时候,常常引用“正确的观点”,却从不说明这个观点“正确的前提”。
比如:在纯粹学术探讨的范围正确且必要的“言论自由,思想无罪”,在组织管理与社会协同领域就非但不正确且极其有害,是滋生“无政府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土壤。再比如,在以个体体验为主体的文学艺术领域,个性化差异具有最高的“样本价值”,因而极端化和不可再现性得到肯定,然而在以构建整体秩序为目标的社会伦理学领域,极端化显然是有害的,不可复现的行为则是无意义的。
凡此种种,都说明正确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但公知们从不表明这一点,而是反复强调他们表达的是“普世真理”,意味着我们如果要听从他们,则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遵循“同一法则”,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知识启蒙”了,而是“信念传递”,亦即通常所说的说教“洗脑”。
② 混淆“真理”的范畴。“真理”有两种,一种是“客观规律”,属于客体知识范畴,一种是“主观信念”,属于主体精神范畴。可见,“真理”是有其“范畴”的。不止“真理”有范畴,凡是涉及到“一般性”的观念或者理论,都有其特定的范畴。换言之,只有在特定的范畴下,“一般性”才成其为一般性。超出特定范畴的“普世真理”与超越前提的逻辑辩论一样,等同于“强词夺理”的诡辩。
然而我们观察大多数“公知言论”,看起来十分的理性客观,实则是主体与客体不分,主观与客观混淆。不仅如此,他们还混淆经验(实践)范畴与观念(逻辑)范畴、个体(情绪体验)范畴与整体(理性评判)范畴,更有甚者,混淆最基础的知识范畴(比如将机械的物理原理运用于系统性的生命现象,将底层的生物学冲动理论运用于高级的精神现象构建等等,或者反过来)。我个人认为,这种范畴的混淆,一方面是出于诡辩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反应了一部分“公知”缺乏必要的知识素养——他们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范畴”这个概念。
③ 标榜个体“真实”,用个体“真实”解构群体“共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关于个体真实最著名的“格言”,也是很多公知内心最强大的“真实性逻辑”。然而,无论有多少个读者心中的汉姆雷特,都改变不了“只有一个莎士比亚”的事实。
真实不等于事实,然而事实是什么?如果说“真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那么事实在哪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极其深刻的,牵涉到复杂的认知理论,然而就社会实践范畴而言,事实就在社会实践的“共识”里(请注意这一判断的前提范畴)。
为什么要限定“社会实践”这一范畴呢?因为,大多数公知言论就正好处于这一范畴中。如果是在“学术范畴”,其实是不存在“公知”,也是不承认公知的。公知之所以是公知,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公众(非专业人群),涉及的是社会实践(非纯粹学术)话题,而在公众参与的社会实践中,“共识”既是最基本的前提,也是最重大的事实。前者,共识是社会实践所要遵循的原则;后者,共识是社会实践所以如此的依据。而公知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那就是“构建共识”——这也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公共价值”。
但是,当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开始以“个体真实”代替“群体共识”(举例:写日记的方方),那么其作用就不是“构建共识”而是“解构共识”了。“解构共识”并不可怕,事实上,历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与进步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解构共识”,可怕的是解构之后如何重构?如果是基于“个体真实”的重构,那不就成了“一个人的宗教”?这无疑是“文明的倒退”。因此,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共识,而只是以所谓的“个体真实”来“控诉社会不公”、“批判大众愚昧”,其对社会实践的冲击以及对文明的破坏不亚于一场“邪教”。
综上所述,当我们看到“高大上”的公知言论的时候,如果你感觉有问题,不妨问一问:其观点正确的前提是什么?其表述的是什么范畴的问题?能够成为共识吗?
“不让插队,就砍人?”辽宁阜新,温某在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欲插队,被工作人员制止。随即,温某返回家中拿出菜刀,对隔离设施进行砍砸,并造成一名工作人员受伤。
后来,还是一名工作人员持棍制止了温某的暴力行径。最终,温某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批准逮捕。
目前东北的防疫形势很严峻,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着想,所以才组织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作为公民有义务配合防疫部门的防疫措施,自觉遵守核酸检测的秩序。
温某为了一己私利大闹核酸检测现场,其行为肯定是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但究竟应该对其行为如何定性呢?
通常我们见到涉及核酸检测的事件时,嫌疑人通常被追究的是妨碍传染病防治罪,鲜有见到本案的妨害公务罪的。两罪之间存在什么差别?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意即需要行为人存在违反国家疫情防控的政策,拒不执行相关的疫情防控措施的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我们经常见到很多阳性的患者逃避管控,并使得疫情扩大的情形,即构成此罪。
但本罪是结果犯,只有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温某虽然大闹核酸检测现场,但其行为对疫情防控本身没有造成严重的影响,未造成疫情扩散,故不构成此罪。
而妨害公务罪需要行为人存在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情形。此罪,侵害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对象需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本案中,在现场组织的工作人员有社区志愿者,肯定也有当地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甚至是当地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其行为严重的妨害了工作人员开展核酸检测工作,被追究刑事责任是罪有应得。
同时,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是一名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持棍制止了温某的暴行。该工作人员在温某施暴的过程之中,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对温某采取了措施,该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需要承担任何的刑事责任。
疫情来袭,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抽身开来,唯有众志成城,才能最终战胜疫情,还望各位积极配合疫情防控措施。#官方通报男子插队核酸追砍防疫人员# 头条热榜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评论、留言、转发。#315全民行动# #辽宁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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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罗召均律师
带你用法律视角解读时事问题。
两名男子到村里拍照竟然是间谍!!!!村干部果断采取行动,对二人进行询问和限制,配合警方,成功将二人抓捕。
2021年8月,广东汕尾某村的进来两名陌生男子,在村子附近不断拍照,其中一人一直在拍摄村委会公告栏。两名男子行为异常,拍照时神情紧张、到处张望。因为该村附近是我国某重要基地,村干部警惕意识非常高。村干部意识到,这两名男子来着不善,有可能是为窃取我国重要机密从事间谍活动,于是上前询问。
在村干部的询问下,二人声称是受公司委托前来调查信息,村干部询问受哪个公司委托,开展什么业务,二人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于是村干部分开行动,一组负责拖住二人,防止二人逃脱,另一组以最快的速度向当地派出所和武装部汇报情况。
随后,民警将两名男子带至派出所。经审查,其中一人是国家安全机关在侦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甲,目前二人因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已被逮捕。
(来源:肇庆市检察院“正义肇庆”)
我们平时经常会接受国家安全知识培训,这方面意识比较高。”
村干部何某说,从村里的监控中,他们看到这两名男子行为异常,拍照时神情紧张、到处张望,村干部立即想起参加镇里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时,提及境外间谍机关勾联我境内人员的手法——间谍人员会指使勾联对象。前往部队活动周边拍摄部队演习公告等公开信息。
什么是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犯罪主体是自然人,主观方面是故意;客体是国家尊严的不可侵犯性,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给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
境外,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以外或者领域以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尚未实施行政管辖的地域,包括尚未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省和1997年7月1日以前的香港地区、1999年12月31日以前的澳门地区。
境外机构、组织,是指回归之前的台湾、香港、漠门等地区和外国的机构、组织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和分支组织。
国家秘密是指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依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于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
如果行为人实施上述行为时被抓获,实际上未能完成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犯罪行为时,也应构成本罪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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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如何判刑?
犯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的,一般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特别恶劣、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可以判处死刑。以上处罚均可并处没收财产。
对于打击非法窃取、泄露国家机密的犯罪行为,要进行严厉打击。虽然我们作为普通民众感觉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很远,但是其实离我们非常的近,只是犯罪分子手法隐蔽,我们不易察觉,但是对于发现可疑线索一定要向公安、国安部门第一时间汇报,保卫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揭开集资诈骗案的“画皮”#【揭开集资诈骗案的“画皮”】 近年来,集资诈骗案不断发生,犯罪分子一开始即以非法占有他人的钱财为目的,通过实施以各类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隐蔽性行为,骗取社会公众信任而跟随投资导致被割“韭菜”。
◆【案例回放】◆
据媒体报道,秦某某因自己经营的公司严重亏损,在他人提议下,伙同李某某、王某某等人采用虚拟币运作模式,利用他人设计的“TTC”(三农链)手机App软件进行网络集资牟利,最终,3人因集资诈骗罪获刑,受到法律严惩。
2018年7月3日,由被告人秦某某出资,与被告人李某某、王某某等人在银川市西夏区万达广场注册成立了“宁夏富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由王某某担任法定代表人,李某某为股东并负责市场运作,秦某某为股东兼实际控制人,通过会员注册手机App购买“TTC”虚拟币,虚拟币以每单3500元的价格购进,可获得电子虚拟币1.75万元积分,推荐下线入会可获得奖励等手段吸引投资。3年多来,3人先后在银川等地组织召开招商会,通过公开授课,播放虚假的“宁夏永新集团”宣传片等方式,诱骗宁夏、山西、新疆等地投资人进行投资。2021年1月,西夏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3名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非法集资47.8万元,数额巨大,构成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秦某某、李某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7万元,判处王某某有期徒刑2年10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5万元。
◆【以案说法】◆
本案是一起利用网络融资的典型集资诈骗案。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92条对该集资诈骗罪及刑罚作了明确的规定。构成该罪的4个要件为:
本罪侵犯的客体,既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又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实施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且数额较大。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主体。本罪在主观上由故意构成,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将非法聚集的资金据为己有的目的。
集资诈骗案的典型特点是:集资是通过使用“诈骗”方法实施的,是犯罪分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谎言,捏造或者隐瞒事实真相,骗取他人的资金的行为。
在实践中,实施非法集资行为的诈骗形式表现多种多样。如有的行为人利用网络融资行骗;有的谎称其集资行为得到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同意,有时甚至伪造有关批件,以骗取社会公众信任;有的大肆登载虚假广告,利用社会公众投资盈利心理;有的打着举办集体企业或发展高科技的幌子,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优厚的红利为诱饵;有的虚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企业或企业计划,只要行为人采用了隐瞒真相或虚构事实的方法进行集资的,均属于使用欺骗方法非法集资行为。群众投资时,一定要擦亮眼睛识别风险,不要让辛苦钱进了骗子的口袋。(来源:宁夏法治报)
在世界古代发展史中,在同一时代的东方和西方都曾经崛起过强大帝国。如:在东方秦朝和汉朝相继雄踞东方,成为东方的霸主。
而在遥远的西方,古罗马帝国通过对外发动战争的形式不断对外扩张进而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
然而,秦、汉和古罗马的强大并非是偶然,而是通过不断的调整内部关系,从而形成适合本国发展的国家治理体系。
为了适应本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在东方的秦、汉王朝形成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中华法系。
而在古罗马的长期发展中,形成了以家长制为基础,程序法优于实体法,私法优于公法的古罗马法系。
这两个国家,在本域内通过不断的发展逐渐变得强盛,进而成为雄霸一方的帝国,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影响都非常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那么,在东方形成的中华法系和在西方形成的古罗马法系它们有何异同呢?
中华法系和古罗马法系的相同点
(一)法律形式相同
无论是中华法系还是古罗马法系,它们都完成了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它们的法律形式都是成文法。
无论是秦汉时期的《秦律》、《九章律》以及以儒家学派所著的《春秋》等篇章,还是古罗马法系中的《十二铜表法》、《万民法》、法学家著作以及《国法大全》都将人们要遵守的规则以条文的形式确立了下来并公之于众让大家知晓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赋予法学家的著述以法律效力
在东方的汉朝,尤其是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纳了儒家学派代表人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思想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主流思想。
不仅如此,汉武帝为向全社会推崇儒家思想他还要求官员在审理的案件的时候,当遇到律例中没有规定的时候,以儒家学派《春秋》等著作的解释为裁判依据。
同样在西方的古罗马,随着古罗马的版图不断扩大,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多。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此时在古罗马的社会上便出现了专门解释法律的法学家,为了更好的解释法律,古罗马政府赋予权威法学家以“公开解释法律的特权”。
规定只有被政府授予“公开解释法律特权”的法学家的著述才具有法律效力。从而丰富了古罗马的审判依据,为古罗马法官裁决案件提供了便利。
从国家政治的角度上,中华法系和古罗马法系都用权威法学家的著述,来弥补成文法典无法穷尽所有社会规则的不足,进而使得这两个国家在处理棘手案件的时候能够有法可依,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三)发展规律相同
法律是服务于政治的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政体,无论是中华法系还是古罗马法系,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从分权到中央集权的发展规律。
在秦汉时期,分封制和郡县制并存。为了更好的统治国家,统治者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汉武帝采取《春秋决狱》的审判依据之后,就是汉朝进行统一文化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形式。
古罗马法系《从十二铜表法》中程序法优于实体法、私法优于公法的法律特征,随着古罗马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国家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随着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命人将古罗马的所有的法律进行整理和编纂,最终形成《国法大全》并统一下发执行,同样也是古罗马集权的一种方式。
在这两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都呈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法律规定的内容和形式也逐渐走向集权。
中华法系和古罗马法系的不同
法律的侧重点不同
中华法系自始至终都强调的都是实体法,将权利义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予以确定下来。它的内容都是实实在在的权利义务。无论是权利与义务是否对等,也不论法律条文内容针对不同阶级所体现不同的内容,但是它的侧重点始终都是强调是非对错,从来都不考虑程序。
当官员进行审理案件的时候,只关心法律规定的是非对错,至于审判程序是无关紧要的。虽然这样的法律能够极大提高审判效率,官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只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
罗马法系则不同,罗马法是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古罗马公民信奉契约精神。他们通过斗争将权利义务以法律条文的内容确定下来。
古罗马公民认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将所有的审判程序置于全体公民的监督之下。认为只有司法程序公开才能保证结果公开。
(二)法律结构不同
由于中华法系一直都是由国家权力机关主导而颁布的法律,是政府自发的行为。所以在法律条文的结构中多以国家如何对臣民进行管理,臣民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否则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为内容。
从而,在中国便形成了中华法系的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法律结构。所以在中华法系中,公法的内容是十分发达的。
而罗马法是平民与贵族之间斗争的结构,所以在罗马法中规定的多是平民所关心的私权利。因此,在罗马法中,私法是要比公法发达。
法律的客体不同
在中华法系约束的往往是民,都是强调臣民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否则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而在罗马法大多约束的是官,强调官员在行使国家权力的时候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否则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