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会计档案的销毁程序的有（简述会计档案的销毁程序）

在官方档案里可以发现很多空白，那些可能会损害指挥官名誉的文件都被抽取出来销毁了；而更难发现的是一些用来调包的伪造文件。大体而言，英国的指挥官们似乎还比较老实，仅仅是销毁文件，或者将命令的日期提前几天。法国人则要狡猾得多。一名将军会根据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达命令，从而捍卫了部下的生命和他自己的名誉，因为没有人发动攻击，但是所有人都分享了荣誉，因为这已记录在案。——《战争的底层逻辑：战略大师李德·哈特的历史哲学》

美国黑历史（一）：毫无人性的“mkultra计划”

这个恐怖的实验在历史真实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全程秘密进行，很多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作为了实验对象，其中还包括很多名人大咖。

在冷战时代，为了控制人们的精神，美国中情局秘密启动了“mkultra计划”。该计划主要目的是为了研制一种控制人体精神的药物，可以让人产生幻觉，主动说出秘密信息，用于间谍情报工作。LSD是目前已知的最强致幻剂，对其研发是重点。1957年实验之初，他们把自己人作为实验对象，他们为了验证药物对受过训练的军人会产生什么作用，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位退伍军人，但后来发生了一件恶劣事件。这名退伍军人一次参加酒会，本来在和别人愉快聊天，后来他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感，同时感觉天旋地转，房屋都在360度的旋转，他掏出了手枪对准了一名调酒师，幸好被当场保安人员用电棍当场制止才避免命案的发生。这时这帮疯狂的科学家才意识到不能用自己人做实验，于是他们把实验对象放在了不怎么被人关注的边缘人群，选定了囚犯、瘾君子以及嫖客这类人。这就催生出了一个子计划“午夜高潮”。中情局秘密建立了许多妓*院，买通了特殊行业的妇女，这帮疯狂的科学家还煞费苦心的布置房间，把每一个房间都悬挂了法国艺术家创作的极具挑动性的油画，并在场所的房间内安装单面镜，几乎所有嫖客都在酒精、油画和本性的趋势下落入了陷阱。当嫖客服下不同剂量的LSD后，科学家会在隔壁透过单面镜观察并记录嫖客的反应，根据受试人员的反应调整药物剂量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再后来实验又向极其不人道的方向发展，研究人员还偷偷的在监狱里给犯人服用LSD。甚至他们开始在公共场所、旅游景点把无辜的民众作为实验对象，把LSD投放到这些场所的饮料和食品里，让人们服下，这其中包括许多平民、影视明星等等各个阶层的人都被动服用了LSD药物，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实验对象，当时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恐慌。他们还向大众秘密招募志愿者，包含各行各业人员，很多人因此产生药物依赖成为瘾君子。这其中有一名肯塔基州精神病患者连续174天注射LSD。传说卡亲斯基，911之前美国最危险的本土恐怖分子。本来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后来性情大变，向多家大学邮寄炸弹，造成多人伤亡，据说就是因为他大学时期参加了这项实验，他的疯狂举动都是药物导致的。

这帮科学家们还不满足，认为LSD还有更大的作用。他们找到了疯狂的科学家卡梅伦。卡梅伦是著名的精神科学狂人，他认为人格是可以通过药物重塑的，“mkultra计划”这是他发挥自己才能的项目。他给实验对象催眠、服用LSD，甚至电击的方式，当然这些手段全无效，反而还产生的药物的毒瘾。他对一名病人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自己的实验，这名患者在回家以后，基本丧失了生活能力，常常会无缘无故的大吼大叫，只有在极少数时间内是正常的，才能说出自己在医院的遭遇。他每天都被注射LSD，扭曲了他的感官功能，闭着眼也能看到画面，如果不服从就会被电击治疗，更惨无人道的是他一边接受电击，一边被注射14次LSD。卡梅伦还会剥夺受试者的生活行为能力，比如说让他们不断变换穿衣形式，甚至连上厕所的方式都要不断变换方式。

直到1967年迫于社会压力，美国才将LSD列为违禁药品，中情局的秘密实验被大幅度消减预算。1973年在水门事件影响下，这项实验才算寿终正寝，大量秘密档案被销毁。后来，一个媒体报道把这个实验全部揭露出来，这篇报道如果一颗炸雷印发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响，大量受害者都站出来了。1995年，美国才向公众道歉，承认了确实在很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了LSD实验，但也强调这是在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这项实验进行了20多年，牺牲了那么多的鲜活生命，导致了那么多的后遗症，也没有给美国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

大家还觉得美国是维护人权的卫士吗？

二战德国臭名昭著的生命之泉计划

     1935年，二战德国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秘密成立了一个机构，名字叫做生命之泉，

这个高度保密的组织机构主要任务是为德国繁育出源源不断的纯种雅利安人。简单地说，就是让金发碧眼的德国少女与精心挑选的党卫军结合，就像是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下纯种的雅利安宝宝，为德国提供源源不断的雅利安战士。

    大量被洗脑的通过种族纯洁测试的雅利安少女，自愿加入这个计划，以为帝国的未来生下后代为荣。金发碧眼和蓝色的眼睛是首选，而且，家族的三代必须没有犹太基因。与此同时，所有的党卫军战士都收到了国家的召唤，建议他们在奔赴战场前，至少为帝国的未来留下一个孩子。于是，党卫军士兵与这些德国姑娘经过一周相处，挑选自己喜欢的人。

当所有的雅利安姑娘全部怀孕后，立即被送到专门营地特别护理，生下的孩子被批量送到德国专门开办的教育机构，由国家统一抚养。更为残忍的是，为了保持人种的纯正和高贵，会清理掉残次品。如果生下的孩子达不到金发碧眼的要求或者有其他残疾或缺陷，就会无缘无故地消失掉。

    这个臭名昭著的计划直到柏林被攻克后才浮出水面。人们第一次发现，生育的孩子原来与集中营中的死亡一样残忍无情。战后，大约有1.9万名雅利安宝宝出生，由于所有的资料档案被希姆莱下令全部销毁，没人知道这些可怜孩子的父母是谁，这些孩子在战后的德国饱受歧视，成为二战德国的牺牲品。

1937年10月26日，戴笠收到了战区副司令顾祝同命令上海闸北地区驻军八十八师撤退的消息。

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向蒋介石建议留下一个团的兵力死守咽喉地“四行仓库”，这个仓库位于闸北，地处要道，能够坚守阵地一分钟就是为撤退的大部队提供了一分钟生还的希望。

蒋介石答应了孙元良的请求，并指派戴笠率领别动队的陶一珊所部——第五支队配合正规军队守住南市，以响应闸北的五二四团在四行仓库战斗。

为了能够随时向戴笠汇报南市的战况，第五支队在戴笠的授意下从西门子驻上海分公司搞到了4部西门子电话。电话在平时的上海并不是稀罕物件儿，但是战事起来以后电话就成为了稀缺品了。

电话中的一部由戴笠亲信文强亲自转交给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另三部则转交陶一珊。此时的上海，炮弹横飞，爆炸声时不时就在身边响起，文强和周伟龙为了能够顺利地将这4部宝贵的电话送至目的地，他们不顾生命危险，连夜驱车赶往南市。

几次炸弹就在他们的汽车周围发生爆炸，所幸没有炸到汽车的关键部位。就这样，他们两个各自驾着汽车在炮火中艰难地到达了目的地，将电话安装好，接通了信号。

此时，战壕以外的地方几乎全部被炸成了平地，炮弹、子弹交加，像冰雹一样纷纷落下来。这样的情景下，驻守的陶一珊决定让文强留在战壕里，等炮火稀疏一点之后再离开。

文强告诉陶一珊自己的包里还有一部电话要转交给谢晋元时，陶一珊呆在了那里：“现在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送死的地方，躲还来不及，你往那儿干嘛去啊？”“这是戴长官亲自吩咐的任务，必须完成！”文强坚定地对陶一珊说，说完就再次飞奔到已经破旧的车里，飞驰而去。

当文强把电话送到谢晋元团长团部的时候，谢晋元正在组建敢死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行仓库八百勇士”。谢晋元为这八百勇士做了战前动员：“兄弟们，上海我们是守不住了，但是就是撤退，我们也要在撤退之前狠狠咬小日本儿一口！”他用自己高亢的嗓音大声对自己仅存的八百兄弟喊着，他的声音和炮火的声音交叉到一起，让文强深受鼓舞。

当文强和他的副官驾驶着已经破旧不堪的汽车来到戴笠面前时，戴笠激动地握着他的手，拉进办公室，亲自为他们二位倒上茶水，并关切地询问战事情况。

文强向戴笠汇报：“报告戴长官，我已经将4部电话顺利地送往了目的地，请长官放心！”文强镇静一会儿之后，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向戴笠做了汇报，戴笠首先对文强表示了赞许，然后对五二四团组建八百敢死队表示了崇敬之情，并让秘书将谢晋元携八百勇士与敌军“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战斗精神综合上海的战事向蒋介石做了电话汇报。

谢晋元五二四团八百敢死队固然让人动容，但是国民党军在上海的溃败之势已经无法逆转。日军在金山卫抢滩登陆之后，国民党在淞沪地区的军队就开始了全线的溃败。

一夜之间，近百万中国军队被日本军队赶得落荒而逃，四处逃命，长江沿岸更是死尸无数，血流成河。但是此时的戴笠仍然镇定地在上海部署着自己的特务潜伏工作，他决定要在上海埋下无数颗炸弹，让被占领后的上海成为日本人的流血场地，让日本人在上海不得安生。

戴笠宣布由刚刚执行任务回来的文强任前敌办事处负责人，负责将在淞沪战场上被打散的军队和别动队集中起来，重新组建武装队伍；然后令上海特务总部机关、苏浙委员会总部机关迅速向南方方向转移。

在转移的过程中，戴笠又下了一条命令，令周伟龙任上海潜伏区总负责人，负责协调已经安排下来的潜伏人员。文强将自己负责的文友社向王树人做了工作交接，然后带着一些残兵败将掩护诸多机关单位撤退，监督将不能带走的文件、档案销毁，将准备做逃兵的特务人员做了严肃的处理。

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对日的谍报工作，戴笠将自己刚刚“考验过”的亲信程克祥、彭寿悄悄地安排在了上海潜伏区，负责对日本军方的谍报工作，同时开展对日的反间谍工作。日本人也不甘落后，他们也已经开始部署间谍网络了。

就在戴笠命令上海特务处总部机关开始撤出上海的前一夜，日本就已经将自己的间谍派出，针对国民党展开了多种多样的间谍战了。据悉，这次日本人的进攻目标是攻克国民政府首都南京。

这个消息已经被程克祥、彭寿得知，于是他们向戴笠请示建议成立专门的对日反间谍组织，戴笠同意他们两个的建议，并为他们精心挑选了得力干将，以配合他们开展工作。在戴笠的主持下，程、彭二人和南京潜伏区负责人钱新民进行了沟通，这样，上海和南京的特务处就联袂开始对日反间谍工作。

1941年底，广州地下组织遭到伪政府特务的严重破坏，几个月后，地下党员孙照文奉命潜伏入广州特务处，在敌人的老巢里，他仅凭一份“死亡档案”，就揪出了混进地下组织里的“内奸”。

这份“死亡档案”之所以引起孙照文的重视，是因为此人已经“死”了2年，档案还没被销毁。

按照孙照文的经验，特务处会定期整理人员档案，一旦有特务死亡，其档案就会被撤掉。至于采用“假死”方式执行秘密任务的，其档案一般掌握在特务处高层手中，其他人接触不到。

所以，田耀鹏的档案出现在他面前，只有两个可能：

要么，田耀鹏确实死了，定期清理档案的人疏忽了；要么，这个田耀鹏的上线离开了特务处，他现在是断了线的“风筝”！

为了弄清楚田耀鹏的身份，孙照文又仔细翻看了一遍他的档案。

田耀鹏，广东韶山人，1939年6月加入特务处。

进入特务处后，田耀鹏的表现很一般，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动向。可是，仅仅半年后，作为新人的田耀鹏就死了，至于原因，档案上只写着“不详”二字！

如果说发现死去2年的特务档案还被保存是蹊跷，那么，“不详”的死因就让敏感的孙照文坚信：这个田耀鹏一定有问题！

几个月前，孙照文奉命潜伏进广州特务处，任情报科组长。为了找到可信的证据，孙照文在档案室仔细翻看，查找与田耀鹏相关的所有档案。

在一名特务的行动记录中，孙照文发现了一条相关的记录。

根据那名特务的记录，田耀鹏曾是他的助手，在2年前接受前任情报科长沈安霖的指令，单独执行一项任务，却因为经验不足“阵亡”了。

孙照文马上大胆推测：

这个田耀鹏极有可能就是沈安霖安排“假死”脱身的。不过，几个月前，沈安霖在内斗中失势被调走，他在离开前，把田耀鹏的档案退回了档案室！

孙照文有一种直觉上的笃定，田耀鹏应该就是混入地下组织内部的特务！

不过，到底是不是如他所想，只需要简单确认一遍。

收拾好资料，孙照文随手把田耀鹏的照片从档案上撕了下来，揣进了裤兜里。

数日后，孙照文按照约定的暗号，把照片送到地下组织手中，让他们查找此人。

地下组织对孙照文送来的情报十分重视，立即安排人手对广州范围内的地下组织成员进行排查。果不其然，一个叫“张耀鹏”的人浮出水面，和田耀鹏的相貌一模一样！

至此，潜伏在广州地下组织里的“内奸”终于被发现。

田耀鹏很快被控制起来，并交代了他犯下的罪行。

原来，田耀鹏早在加入伪政府广州特务处之前，就已投靠日本人，并在日本驻上海特高课培训了一年。由于他善于伪装，在培训结束后就被派来广州，以一个新人的身份加入特务处。

不过，在整个特务处，只有前情报科长沈安霖知道田耀鹏的真实身份。

半年后，田耀鹏在一次行动中“假死”脱身，伪装成进步学生，靠近地下组织。

在加入地下组织半年后，田耀鹏依靠沈安霖提供的小有价值的“情报”，屡次“立功”，渐渐取得地下组织的信任，开始接触核心秘密。

此后，田耀鹏就源源不断地把情报传给沈安霖，让地下组织蒙受了重大损失。

可就在田耀鹏得意之际，他的上司沈安霖却在特务处的内斗中失势。

按照惯例，在离开特务处之前，沈安霖应该把自己掌握的“下线”上交。可是，出于某种阴暗的心理，沈安霖并没有那样做，而是把田耀鹏的档案直接还给了档案室。

就这样，田耀鹏被他的上司果断抛弃了，成了断线的“风筝”。

对沈安霖来说，一个田耀鹏可有可无，他宁可丢弃这枚棋子，也不愿让对手拿去领功。由此可见，这些投靠了日本人的汉奸，内斗也很激烈。

沈安霖的突然离开，让田耀鹏又惊又怕。

为了不暴露自己，田耀鹏从那开始就隐藏了起来，成了一颗“死子”。

按照他的想法，只要自己有用处，终有一天沈安霖还会再来找他，到那时，他就可以“复活”了。不过，即便沈安霖再也回不来也没关系，毕竟他的档案应该被销毁。

所以，他只要伪装好自己，暂时就不会有性命之忧。

田耀鹏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响，却低估了地下组织铲除“内奸”的决心。不久，在隐蔽战线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孙照文被调来广州，仅凭一份“死亡档案”就揪出了他这个“内奸”！

由于田耀鹏罪大恶极，证据确凿，很快就被处决。

估计田耀鹏到死都没想到，正是他最信任的上司沈安霖的故意之举，才让他这么快暴露的。不过，即便没有沈安霖，他也很快会被揪出来。

对于长期活跃在隐蔽战线上的孙照文来说，只需留意近2年失踪、死亡的特务名单，他一样逃无可逃。

在抗战时期，在隐蔽战线上，活跃着无数勇敢、无畏的战士！

他们大胆、智慧，心细如发，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每一次都是在高空上走钢丝。他们用青春、热血和生命，牢牢挡住来自敌人的阴冷暗箭，为加快抗战胜利的步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的名字、英勇事迹，和为了伟大事业付出的一切，让后人永远牢记！

#历史回眸##抗日战争#

1921年，北洋政府发不出工资，就将故宫内8000麻袋大内档案，以400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造纸厂。造纸厂正要将档案通通化浆造纸时，一个老头匆匆拦下，说他愿出5倍价钱买下来。

这个人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敦煌学家罗振玉。他为什么对一堆“废纸”如此情有独钟呢？故事还要从晚清讲起。

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驾崩，醇亲王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辅佐溥仪处理朝政。

载沣非常爱面子，为把就职典礼办得风风光光，特意派人到内阁大库，查找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档案，作为参考。

内阁大库，实际就是大清的档案馆，存放着明清两朝所有的密档资料，大到军事外交，小到日常文件，无所不包。

然而，清廷对这些档案的管理却非常混乱，不仅阁楼年久失修，就连档案也胡乱堆放，有的已经发霉，有的残缺不全。

看着堆积如山的档案，官员们暗暗叫苦：这么多档案，一个个翻岂不累死？

很快他们就想了个节省工作量的“妙计”，向载沣汇报：大库中很多档案都失去参考价值，毫无储存必要，建议直接焚毁。

载沣哪里懂得这些档案的重要性，竟然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这可把官员们高兴坏了，急忙雇来一大帮人，不管内容，一股脑地搬到广场上，准备就地焚烧。

就在下人们忙着搬运时，却碰到一个人。

原来，学部尚书张之洞正奉命筹建京师图书馆。他派学部参事罗振玉，前往内阁大库挑选有关书籍。

罗振玉得知官员们要烧掉这些档案，顿时大惊失色，连连哀叹：“愚昧至极！”

要知道，这些宫廷密档，对研究明朝灭亡和清朝开国有着重要历史价值。一旦销毁，无疑是重大损失。

罗振玉恳请他们暂缓销毁，连夜赶到张之洞府上请求张中堂出面上奏，保护好这些密档。

张之洞左思右想，始终不愿出头，但也架不住罗振玉据理力争，最终只好同意让罗振玉悄悄地把档案保护起来。

问题是，这么多的档案，放在哪里合适呢？

几经波折，最终这批档案被装了8000麻袋，整整几十万斤，转移到国子监的敬一亭中存放。总算暂时得以保全。

哪知，若干年后，随着风云激变，这批档案又将面临灭顶之灾。

1921年，由于连年战争，北洋政府财力空虚，连雇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这时，有人想起来，故宫里还有些废品可以卖掉换钱。

于是，他们把秘藏在国子监的8000袋大内档案，全部拉出来，当做废纸，以4000银元的低价卖给了北京的同懋增纸店。

这天，已经55岁的罗振玉，哼着小曲，踱着小碎步，在街边闲逛。突然，他被一个卖字画的小摊吸引住了。

只见摊前赫然摆着明代揭帖，还有朝鲜进贡贺表。

罗振玉眉头一皱：这些密档不应该在宫里吗？怎么会出现在集市上？

经过再三追问，老板才不耐烦地告诉他，这些东西都是同懋增纸店从宫里收的。

罗振玉一惊，手中拐杖“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他顾不上捡拐杖，叫了辆车，就心急火燎地赶往纸店。

哪知道，纸店早就把大部分档案，都装车运往唐山、定兴的造纸厂，准备化浆造纸。

罗振玉急得一把抓住老板的衣领，捶胸顿足地恳求道：“马上通知造纸厂，把档案拉回来，我愿出5倍价钱购买。”

好在造纸厂还没来得及把档案销毁。罗振玉最终变卖家产，花了2万银元，才把这些档案保住。

没想到不久，日本人也盯上了这些档案，想从罗振玉手中高价收购，却被罗振玉一口回绝了：国家宝藏，岂能外流？

此后，罗振玉对大清密档进行了精心整理，先后编写了《史料丛刊初编》《清太祖实录稿》等著作，成为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献。

不仅如此，罗振玉还对敦煌文献的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自1900年道士王圆篆发现敦煌藏经洞之后，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先后带人潜入敦煌，窃取了大批文献。

然而可悲的是，当时的国内学术界对这批文献的价值却还一无所知。

有一次，罗振玉跟随直隶总督端方访问伯希和，伯希和当场向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

罗振玉看后痛心疾首，没想到如此珍贵的文献竟落到外国人手中，然而苦于大清积贫积弱，也只能摇头叹息。

返回住处后，罗振玉立刻通知陕甘总督毛实君，把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的古物全部封存，严禁外流，这才及时止住了损失。

1910年，这批宝藏悉数解送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

此后，罗振玉又陆续用收购、借阅和拍照的方式，取得了多份敦煌文献，并整理校录，写成《鸣沙石室佚书》《西陲石刻录》等著作，开启了国内敦煌学的先河。

@渠小白聊历史

国学大家王国维，把8000麻袋的清宫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简和敦煌汉唐写经，并称为近代推动我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四大发现。

不敢想像，假如没有罗振玉的保护，这些珍贵秘档，恐怕早就被销毁了。这对我们的历史传承，无疑将是一笔巨大损失。

有人说，要摧毁一个民族的自信心，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否定和抹杀这个民族的历史。历史，是民族自信之源。

如今，我们越来越强大，我们已经有能力，也有责任，去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历史。#历史# #故事#

2002年，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西斯在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学术发布会上，宣布中国人绘制了最早的世界地图，郑和才是全球航行第一人。这个说法挑战了世界史三大经典学说，即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利玛窦把西方的地理知识带来中国。

孟席斯1937年出生于中国，两年后因二战爆发离开，1953年加入英国皇家海军，曾经在皇家海军服务期间，率领舰船沿着哥伦布，迪亚斯，卡布拉尔和达.伽马的航线走遍世界，退伍之后多次来到中国与亚洲各国，专注于郑和下西洋的调查和研究。

对郑和下西洋一事，他研究了整整14年，足迹遍及120个国家，访问了900多家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最终写成了一本名叫《1421：中国发现世界》的书。所以他的说法并不是凭空想象的。

书中介绍了明永乐19年，郑和下西洋发现美洲大陆，比哥伦布要早70年，还发现了澳洲，比库克船长早了350年，到达麦哲伦海峡，比麦哲伦出生早一个甲子，而中国人解决计算精度的问题，远远领先欧洲三个世纪。

但是郑和航海的一些记载却遭到损毁，船只任其腐朽，相关的记载也被有意毁掉，所以关于郑和当年航海的更多细节，并不为人所知。

梦席斯花了14年时间，研究郑和当年的远航足迹，找了大量的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比如近些年来发现郑和船队沿路留下的碑文，以及中途的沉船，还有水手在各地祭拜妈祖的遗址，这些都足以证明郑和和他的团队曾经到过这些地方。

有文章表示，郑和下西洋使用了托勒密世界地图。

15世纪晚期，一名来自德国东南部城市纽伦堡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师亨里克斯，马蹄勒斯，绘制了一幅长201厘米，宽122厘米的世界地图，这是目前现存的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

根据研究，这幅地图大致可追溯到1491年，图中标明了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位置，但并没有标出美洲，对于亚洲的描述，他们引用了马可波罗游记里的一些细节，以及葡萄牙人于1488年经过好旺角的地点。

多年来，外界一直认为郑和下西洋使用的大明混一图，也是受托勒密世界地图的影响，但郑和下西洋所使用的海图，可能被那些敌视宦官关的明朝官员们付之一炬，所以很难知道这幅地图的全貌。

不过有人说，坤舆万国图并非是利玛窦所绘制，而是郑和下西洋回来之后，根据自己的环球航行经验，独立绘制的，由此可以推断，郑和比哥伦布更早抵达美洲。

那么，有没有能够支持这个观点的佐证呢？

有学者提出，明朝成化年间，宪宗皇帝朱见深曾有意再派人下西洋，但他接到报告说，郑和出海时的资料档案已被悉数销毁，下西洋变成了一个空想，然而，作为郑和当年出海资料档案之一的坤舆万国全图原本，却被保留了下来，被秘密收藏在明朝南京的内府，到明万历年间，一批明朝官员就谋划着将地图公布出来，可之前在成化年间已经向朱见深报告所有资料被销毁，如果这个时候拿出坤舆万国全图就是欺君。

为了能让这幅图出版，他们不得不假借利玛窦的手，这也是为什么都认为坤舆万国全图是由利玛窦所绘制的原因。

而这个观点的依据之一，就是明代梁辀在公元1593年绘制的地图，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

梁辀在序中介绍了这幅地图的绘制起源，说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很重视地图，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努力，但是一直没有好的地图版本。

在这份地图上，出现了美洲地名亚伯尔耕，利玛窦当时参考的奥特里乌斯1570年世界地图，却没有出现亚伯尔耕。

另外，地图也没有出现亚墨利加，因为亚墨利加这个词是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后才翻译引入的，所以从时间点上来推论，郑和要比哥伦布更早发现新大陆。

到了明朝末年，有人编纂了一本叫《武备志》的书，书中便有一张海图，根据参加过郑和远洋航行船员所遗留下的航海日志分析，这很有可能就是郑和舰队所使用的海图，通过指南针，采用中国传统的绘画形式，描绘了从南京到波斯湾，霍尔木兹港口的漫长航线，包括河流的入海口，岛屿，暗礁，沿线的主要城市，港口，航线，指南针的方位，行程距离等数据，与伊斯兰世界天文航海法的海域，采用完全不同的绘制方法进行的绘制。

而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那幅地图，应该是大瀛全图，不过这幅图并没有流传下来。

西方一直以来将自己标榜为文明的起源，世界的核心，所以一直否认在古代创造的灿烂文明和历史，否认中国夏朝的存在，而在被考古界认定的夏文明所在地，河南二里头遗址不远的山西汾河平原襄汾县，发现了一个史前王宫，这座城市有300多万㎡，比平遥古城还大，有双城墙，居民区，手工业区，墓葬区等，还有天坛，地坛，天坛有一座天文观测台，用于计算24节气等，4000年之前的黄赤交角与现在是不同的，科学家经过计算，这个观测点与4000年前的黄赤交角吻合，分布完全按照中国礼制布局，而这是在夏朝之前发生的事情，所以中国文明的起源还可能会更早。

中国文明的发展历史远高于西方，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睁眼说瞎话的时代是时候终结了。

#沧州头条#特产出口途中遇“插曲”

沧州海关为沧州红枣“正名”

“非常感谢海关工作人员的帮助，顺利为我们解决了红枣产品的通关事宜，今天我们的货物已经放行了。”日前，北京同仁堂驻澳大利亚分公司相关负责人，给沧州海关查检一科致电表示感谢。

近日，北京同仁堂驻澳大利亚分公司通过新疆一家贸易公司，将沧县崔尔庄镇的7200公斤红枣出口到澳大利亚。这批货物经沧州海关查检并出具植物检疫证书，但澳大利亚海关误认为这批红枣植物检疫证书缺乏真实性，要求企业退运或销毁货物。企业在向澳方申诉无果的情况下，转而向中国海关求助，通过石家庄海关关长信箱反映了此情况。沧州海关收到石家庄海关关长信箱转来的信访诉求交办单后，立即成立工作专班，迅速联系北京同仁堂澳大利亚分公司，详细了解具体情况，寻求解决途径。

沧州海关根据企业诉求迅速拟定解决方案。一是调阅沧州海关业务档案进行比对核实：沧州海关确于2022年8月11日为该批红枣签发了植物检疫证书。经比对，确认北京同仁堂澳大利亚分公司微信传输至沧州海关的证书正本图片与沧州海关档案留存副本内容完全一致。二是迅速向石家庄海关法综处、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汇报情况，进行请示沟通。海关总署综合业务司规范标准处与中国驻澳使馆取得联系，由中国驻澳使馆出面与澳大利亚海关进行交涉。正值休息日，工作人员每日跟踪督办相关进展情况，及时向沧州海关带班领导上报最新进展。

在多方努力协调推进下，澳大利亚海关认可了该批货物植物检疫证书的真实性，令企业头痛数日的忧心事件得到圆满解决，不仅避免了经济损失，更增强了企业扩大出口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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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1994年绘制的铅笔草图，描绘的是纳粹德国A-4（V-2）弹道导弹发动机静态测试场。当年就是在德国图林根莱厄斯滕矿区的这座测试场，V-2的动力系统得以完成测试。这张草图的绘制者是伯纳德·泰斯曼——当年参与纳粹德国导弹工程的技术专家之一，后来在著名的“曲别针行动”中随导弹科学家冯·布劳恩一道迁往美国。他在美国早期火箭研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V-2是德国在二战期间研发的弹道导弹，也是世界上第一种实战弹道导弹。纳粹战败后，泰斯曼在布劳恩的指示下藏匿了许多V-2的设计蓝图、档案和资料，使得它们免遭党卫队销毁，最终这些资料和德国技术团队大多流向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