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报名时间
1943年4月，日军出动十几万人对太行山的国民党军进行扫荡。日机进行轰炸，奇怪的是却不轰炸孙殿英的军部，就像提前说好一样，这引起了军统少将文强的警觉。
战斗打响前，文强随孙殿英的新五军军部驻在临淇镇。由于对孙殿英不大放心，文强暗中作了一些应变准备。
20日，下了几天阴雨的天空忽然放晴了。正午，临淇镇上空出现了日军机群，前后三次盘旋侦察。文强预料到这是开始进攻的信号。午饭后，他将带到山上来的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工作人员分成两个大组：第一大组由宋波、孙义珍率领，带电台一部和足够一月的粮食、物资，到北山上潜伏。该组行踪对孙殿英绝对保密；第二大组由文强亲自率领，准备随孙殿英行动。
为了对新五军前方情况有真实了解，文强还秘密派人在新五军军部通前方的电话线上搭了一个耳机，随时窃听孙殿英及其参谋长冯养田与前方指挥官的通话。当晚，情报科长孙耕南和会计主任熊杰向文强汇报，他们从孙殿英一个姓谢的军需处长口里得知，孙殿英在离临淇镇不远的山上挖了一个大坑，将军部禁押的十多个犯人活埋了。据说都是平日与孙殿英作对的人，大乱之时，不埋掉不行。
这个消息，像给文强心头压了一块石头，使他更加警觉和紧张起来。21日拂晓，日军轰炸机群飞到临淇镇进行了一次盲目的投弹和扫射，但奇怪的是，对新五军军部驻地却没有惊扰。
一会儿，文强得知四天前向他领了经费并携带电台去平津地区建立情报组的李国安又回来了。文强正对此事生疑时，孙殿英已派了两个卫士骑马到北河沿村找到他，说前方情况紧急，要他立即到军部去会面，并要他带着所有人员一道到军部随他们行动。文强带着他那一组人员到了孙殿英军部，见面后孙殿英却又说情况并不紧急，说他已接到塔岗口前线指挥官的电话，前方部队与日本兵拼刺刀，已将敌人几次冲锋打退，还俘虏了一个日本小队长和十几个日本兵。
文强听着孙殿英胡吹，表面上装作十分高兴的样子记录下来，拟就给洛阳、重庆汇报的电稿叫人发出去。实际上，文强已从窃听电话中得知，孙殿英已向前线指挥官杨明卿等人下令，不作抵抗，只对空放几枪，然后向预备阵地后撤。并告诉他们，李国安已经回来，已“接好了头”，等撤退到了预备阵地再听他的指示。
接着，孙殿英叫出他的机要秘书李国安来见文强。这位据说曾做过天津《大公报》记者的李国安，装腔作势地对文强说，他在汤阴车站被日本兵扣留，花了一笔“运动费”才得以脱身。因而去平津的任务没有完成。孙殿英在一旁说：“亏得李秘书机警，密电码没有被日本人搜出来，电台也另托人送走了，没有受到损失。花点运动费又算什么？算在我名下好了。”
孙殿英又告诉文强，为了躲避轰炸，决定军部连同文强的军统人员一起搬迁到离镇不到10里的关帝庙。他又故作神秘地对文强说：“真奇怪，山上刚打响，与彭城庞总部的电话就不通了，与二十七军也无法联络。我看这里面有文章。不是被汉奸特务破坏，就是有人故意割断。庞瘸子向来只顾自己。潞王坟车站他派代表与日本人开过会，还到处打电报洗白自己。我看现在这情形，不能说与潞王坟车站会议无关。老弟，你是聪明人，这样想过没有？你对庞老总怀疑过没有？平日没有听你说过呀！”
孙殿英这一居心叵测的发问，使文强联想起战斗打响前夜神秘的活埋案，不禁毛骨悚然。但他不让心头的恐惧感表露出来，镇定地以和缓的语气说：“要防止日汪破坏山上的团结，以免动摇军心。太行山区根据地如果丢失，你我都是有责任的。在目前情况下，要冷静来考虑问题。电话不通，要派员前往联络，还要限时接通。总部、军部相距不过五六十里，骑马半天也可打个来回……”
文强话没说完，孙殿英就不愉快地打断说：“老弟，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对庞老总没有成见。电话不通，我已派了联络参谋前往，一早去到正午还不见回来，不会是遇到了不测吧？”
说完，大概是鸦片烟瘾发作，孙殿英丢下文强独自钻进一间小屋里去了。文强趁机赶到新迁驻地，作了一些应变准备，做好干粮袋，规定夜间行军联络办法等。还没有准备完毕，孙殿英就派来一个王参谋，送来一份前方“捷报”，要文强迅速转报洛阳、重庆。文强早与译电员王鸿骐约定暗号：凡是没有签上文强的别号“念观”二字的电稿，一律不发。文强看了看王参谋送来的这份“捷报”，假意签上“限一小时内译发”，但未签“念观”二字。王参谋不知其中有诈，欣然离去。
这时，文强又收到庞炳勋与刘进来电，说电话联络中断，估计山上汉奸敌探不少，要文强设法清除。这是战斗打响后文强收到的庞、刘二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电。
第二天清晨，情报人员向文强报告，说发现孙殿英已经派部下打出白旗和日军联系了，文强大惊失色，他可不愿和孙殿英一起去当汉奸，于是文强带着亲信脱离孙殿英部，独自上山去突围。很快，文强得知，孙殿英正式投日了，他本要拉文强这个军统少将去向日军邀功，幸亏文强警觉，躲过一劫。
我十分信中医。85年我老伴得更年期综合症，在我们职工医院，住了几次院，拆腾了一年多也末治好。无奈到洛阳市笫二中医院，找了陈医生，吃了他开的三付中药，神奇的好了。又过了二三年，我到营房科有事，迂到了会计丁芬若，她向我诉苦，说半年多身体难受的不能上斑，住了二次院也未好。我问她多大了？她说49岁了，我当时判断她的病和我老伴得的病-样，是更年期综合病，西医是没特效药的。我说你得的是更年期综症，和我老伴症状一样，到笫二中医院，找陈医生去，我老伴二年前就是陈医生看好的。大概又过了二三个月，我碰到了小丁，问起她的病治的怎样了？她说，吃了陈医生三付药好了，早都没事了。中医灵的很，大家为何不去看呢？一是缺乏广告宣传，二是西医排斥，三是价格贵，一付中药七八十元，一般人若不报销，承担不起。
1968年，汉阳县副书记赵开祥路过废品站，听到有人说：“这些铜罐只给5毛钱实在是太少了。”他转头一看，顿时脸色大变，连忙出声制止交易，没想到因此挽救了一件国宝。
关于铜罐的故事，要从两年前说起。1966年春，武汉蔡甸区长征村村民王体坤去田里犁地，突然，耕牛停下了脚步，任凭他如何挥动长鞭，仍无济于事。王体坤暗道铁犁卡住了，于是在地里一阵猛刨，谁料刨出一个造型奇特的大铜罐。
这个铜罐不知被掩埋了多久，周身爬满了淤泥。王体坤拿着铜罐用力抖了抖，铜罐身上的淤泥哗啦啦掉落，8道扉棱瞬时显露出来。见其中两道扉棱上端有圆环，他恍然大悟，原来是这玩意儿勾住了铁犁。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抱着好奇心，王体坤将铜罐扛到溪水边清洗起来。不多时，铜罐终于显露真身：这是一个造型古朴的青铜器，呈方形，水桶大小，周身纹满了纹饰，纹饰刻画细腻、精美华丽。
“难道挖到古墓？”王体坤皱起了眉头，心想：“那岂不是下面还有东西？”他一边寻思一边回到原处继续挖了起来，果不其然，又给他掏出5只“小铜罐”。
傍晚时分，王体坤扛着6件青铜器回到村里，很快就引起了轰动。村民们热火朝天地讨论起来，可谁也不知道这些青铜器有何用途，但他们一致认为，这些青铜器可能是随葬品，带回家不吉利。
王体坤深以为然，便将青铜器扛到村口，头也不回地走了。
就这样，这些青铜器再次回到野外，任凭雨打风吹，一直无人问津。后来，有人觉得这东西扔在村口也不是个事，便将其搬到村里的仓库。
不久后，这批青铜器被文物征集员带走了，谁知没过多久，工作人员又以“无人认出是何物”为由，原封不动地将其送了回来。从那以后，这些青铜器更加不受待见。甚至连最大的那件青铜器的盖子丢了，都无人在意。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1968年，彼时，队里决定成立宣传队，而宣传队，最重要的家伙就是铜鼓。由于当时要以铜换铜，人们终于想起那些沉寂已久的青铜器。
于是，队长安排民兵排长谢先祥和会计两人，将这批青铜器送往县城的一家锣鼓店。谁知锣鼓店的工作人员见这些铜器锈迹斑斑，当场就拒绝换购。无奈之下，两人又将这些青铜器扛到废品站，准备当废品卖掉。
万万没想到，工作人员见这批青铜器纯度不高，根本无心收购。即便谢先祥费尽口舌，对方只给出了5毛钱的收购价。
谢先祥一听，顿时一个头两个大，他觉得价格太低了，回去没法交代，于是商量道：“同志，我们千里迢迢挑过来，5毛钱实在是太少了，要不再加点？”
工作人员摇了摇头，正要解释，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突然响起：“这些东西好像是文物，还是送到县文化馆去吧！”
原来，时任汉阳县委副书记的赵开祥刚好路过废品站，他见这些青铜器造型古朴，很可能是文物，因而出声制止了交易。
得知谢先祥和会计是为铜鼓而来，赵开祥亲自带着他们去到县文化馆，留下青铜器后，又让文化馆解决了铜鼓的资金问题。
几经周折，这些青铜器终于有了安身之处，可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没人知道这些青铜器的来历，这些青铜器很快又被转移到文化馆的阁楼上，蒙尘十年之久。
十年间，这批青铜器被移来移去，到最后，只剩盖子遗失的那件，其余5件不知所终。
1978年，县文化馆拆迁，这件盛满了灰尘的青铜器终于重见天日，工作人员觉得这件铜器造型精美，不同凡响，于是连忙上报，最终，这件饱经风霜的青铜器辗转送到了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经过武汉市原博物馆馆长李家煜鉴定，这件被视为废品的青铜器是商代晚期的“罍”，距今已有3200多年的历史！
据文献记载，罍是商代用来祭祀盛酒的礼器，非王侯不可用，是身份的象征。罍的形制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圆形罍盛行于商代和周代初期，方形罍只出现在商代晚期。这件凤纹方罍横宽纵狭，是典型的商代方形罍，非常稀有，弥足珍贵！由于罍上纹饰多为凤纹，专家因而将其命名为“凤纹方罍”，也称“商•凤纹青铜方罍”。
凤纹方罍，为青铜质地，高38.5、口径16.2x14.7、底径17x16.5厘米，通体青绿，轮廓优美，罍周深布满了浮雕和线雕，造型与纹饰动静结合、相得益彰。其凝重的造型、繁缛的纹饰、高超的铸造技术，无不展示着中国青铜器鼎盛时期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凤纹方罍的发现，还是商代疆域重要的历史佐证。学术界素有“商疆土不到长江流域”的观点，后来武汉盘龙城遗址的发掘证明，商早期势力范围已经到达长江流域。而凤纹方罍正是武汉区域出土的，这意味着，商代晚期贵族仍然活跃在长江流域。也再次证实，商代晚期王朝的势力，仍在长江流域根深蒂固。
凤纹方罍的发现，不仅展示了灿烂辉煌的中国青铜文化，更为夏商周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标本，意义非凡，因而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现珍藏在武汉博物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方的寻找和比对，专家参照了洛阳博物馆藏的“母鼓”龙纹方罍，成功制作了一个方盖，为凤纹方罍再次“加冕”，这件命途多舛的国宝，终于圆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