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下城区会计证转入

戴笠对汽车是特别感兴趣的，他认为有了汽车，不但行动方便迅速，更重要的用途是在进行逮捕、绑票、暗杀，以及在跟踪和监视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很显著。所以戴笠把汽车列为军统局最重要的物资之一。

到了抗战后期，军统局和中美所的各类车辆很多，共有卡车二千多辆，中小吉普车和轿车有一百四十多辆。归戴笠自己经常使用的新型小轿车有十多辆，其中大多是美式、英式的汽车，他的汽车都是军统局最好的，而且同一年份、同一式样、同一颜色的总是有两部，只是牌照号码不同，这样便不能让人一下就看出他是坐在那一部汽车内。

外出时，戴笠经常调换所乘汽车，他有时乘深蓝色的别克车，有时又乘墨绿色的别克车或草绿色的军用雪佛兰车。 除非情况特殊，平常戴笠从不坐吉普车，一方面是嫌坐着不舒服，另一方面觉得容易被人发现。

戴笠在重庆时，因为当地不少街道窄狭，他怕在小街小巷中乘漂亮的汽车引人注目，便改乘英国出产的奥斯汀汽车。

让人有些匪夷所思的是，虽然戴笠那样酷爱汽车，但自己却不会驾驶汽车，更不懂得汽车修理。汽车偶尔出了毛病，戴笠只是骂司机，他不论在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总是不准司机离开汽车。他一走向汽车，司机便得立刻发动引擎，等待他一坐好，马上就开走，不能稍停片刻。戴笠还规定他的汽车不准和别人的汽车停在一起，怕司机去和其他司机聊天。戴笠懂得这些地方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戴笠坐汽车总是坐在前面和司机并排着，让警卫人员坐在后面。因为这样不仅可以看清楚前面的情况，有事可以马上作出紧急处置，可以就近指挥司机开车或停车。每次上车，戴笠先上，警卫后上，而下车时则叫警卫先下他才下去。只有戴笠带着女人时，他才坐在后面，而叫警卫挤在司机一起。戴笠爱叫汽车开快，使人看不清谁在里面，因此也常常闹出一些小问题。

抗战期间，戴笠兼任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这个处除了在各处公路水路设立了几十个检查所，检查来往汽车、轮船之外，连当时重庆市区内的两路口也设了一个检查站，每隔不久便连在重庆市区上下城往来的车辆也得停车检查一下。

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坐的是第一号牌照的车， 但也经常被挡下来检查。只有蒋介石因每次出来先有军统局出动特务警戒，才会不挡。

戴笠虽然有很多好汽车轮换使用，但他却在重庆南岸两公里处，专门备有一辆1936年美国制造的“凯迪拉克”老式汽车，而且经常要去乘坐。原来当时重庆经常受日机空袭，蒋介石时常不住重庆而住在黄山。戴笠起初去见蒋介石，也是乘较好的汽车，后来听到他派在蒋介石身边“随节警卫检查组”的特务说，有一次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黄山马路上散步，看到炮兵总监邹作华乘着一辆美国新式的敞篷车，风驰电掣而过，蒋非常的不高兴。

注意到这个问题后，戴笠以后只要去见蒋介石，就改乘这辆旧车。戴笠之前乘坐好车去黄山时，怕遇上蒋介石出来散步，往往老远下车，当戴笠换成旧车之后，每次去见蒋，必先打电话问“随节警卫组”的特务，故意在蒋出来的时候去见。

有好几次戴笠乘着这辆旧车，遇到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散步，他便赶忙从这辆车中钻出来。有一次，蒋介石看了也有点过意不去，叫戴笠买上一部好点的车用。戴笠当然不放过这一机会，连忙说: “这车虽用了好多年，但机器还好，还可以用几年，用不着换。”蒋听了，自然是非常满意。

戴笠喜欢汽车，抗战期间进口小汽车很困难，他除了用军统局的名义购买以外，还用他兼任的几个公开机关的名义去买。戴笠兼任缉私署长时，利用该署名义买了两部新式的别克轿车；1943年因为与孔祥熙闹得不可开交，戴笠辞去这一兼职，由蒋介石另一亲信宣铁吾担任署长，在办理移交时，戴笠把这两部汽车不列人缉私署开支，而转人军统账内。

宣铁吾到任后，也想买车，该署文书科长解鸿祥为了讨好新署长，便把过去的购车档案拿给宣看。宜便当面向戴笠要这两部车，戴笠回答不是用缉私署的钱买的，只是用该署名义出面，所以坚决不肯交与宣铁吾，两人为此弄得面红耳赤。

之后，戴笠得知是解鸿祥泄漏出去的，马上把解调回军统局，准备处理，;经毛人凤劝阻后，解鸿祥虽未坐牢，但从此便一直被打入“冷官”，不再重用，戴笠连见也不肯见他。

戴笠虽然有那么多的好车，但给军统局的“三巨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乘坐的仍旧是老旧的车。毛人凤因在军统局办公，还可以轮流用一下几部公用的车辆，在军统局兼职的郑介民，唐纵则对此极为不满。

在戴笠时期，军统局的处长们都没有专车。戴笠对汽车的使用控制得很严，甚至蒋介石派到军统局负责会计财务的经理处长徐人骥的儿子在重庆结婚，想借戴笠的好汽车一下，都被戴笠拒绝。

不过，如果是军统局出任务，比如重庆的稽查处、特务总队等要进行搜捕工作，或解押犯人时，戴笠都是答应马上派车，而且每次都叮嘱总务处长沈醉将好车派出去，要多少就派多少。

戴笠死后，他留下的好车就被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瓜分，军统的处长们也都分到了一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