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派别

　　华东七省一市最能掐会算、精打细算把钱抠得死死的和最大气磅礴的地方你可能想不到，比较精打细算的是上海和江苏以及第一大岛，最大气的是浙江。这对想要找工作的毕业生极具借鉴意义，这也是为什么浙江能成为共同富裕试验地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原因。华东七省一市能掐会算排名，第一，上海，第二，江苏坐二望一，第三，第一大岛坐三望二，第四福建，第五江西，第六安徽，第七山东。上海精打细算，尤其是男人更能掐会算，故此地人喜欢上财会专业，生活上拎得清，不花一份冤枉钱该买的还得买，当然此地人不喜创业，都爱上班。江苏比较精打细算，如果说上海做事拎得清，那么江苏那是门儿清，用人那是一个人能当八个人用，一个萝卜多个坑。第一大岛不够大气，甚至小家子气，就像草字头的派别，不够大气，进入台资企业的工人都知道工资算法一水儿的清澈，清汤寡水工资低。浙江就不一样，藏富于民，温婉中有不收门票把西湖开放的大气，不计较小得小失，勇于闯世界。对此，大家有啥意见?说得不对，自罚半杯。

　　[玫瑰]2014年8月的时候，我参加了那年的武林大会，是在峨眉金顶，不过实际就是噱头大会，有和尚老道，僧道俗尼全到，还有丐帮，我也接到邀请，当年总共72家武林派别参加大会，但是少林就占了22个，武当分支10个，余下40个是小门派，其中有12个种子门派直接进决赛，余下的60家争15个晋级名额。

　　[玫瑰]60个门派分为10组，每一组6个门派，抽签决定2个门派对决，每一组最终出线3个门派，这三个门派再抽签，就分成两大块，一个是20个门派直接对决，一个是10个门派混合抽签，这样一个大块就决出10个，另外一个大块决出5个。

　　[玫瑰]也就是说，最终可以称为武林的门派，实际就是27家，这个是个奇怪的组合。27家抽签抽出3家，这3家不用比武，直接作为武林大会的理事会成员，和联合国安理会有一拼，但是这三家同时失去成为常委的资格，很公平，余下的24家，分成2组，每组12个门派22对决，胜出的12家再交叉比拼，出来6家就直接进入理事会，这六家，就是六大派，抽签再战，决出最高的三个是常委，就是武林盟主，这个武林盟主不是一个，是三个，然后抽签决定谁是第一，轮换1年做一个，3年后重新再战。也就是说，武林联盟有9个理事，3个常任的理事。

　　[玫瑰]是不是很神奇。我退出了街头以后，转行去了江湖，成为了断刀门的左护法，实际断刀门是我创立的，但是嘿嘿，一般幕后老大都不会做门主，门主是需要遥控的。实际上，断刀门的拳法就是大洪拳，这个是人学一个星期只要不偷懒就会学的有模有样。后来韩剧看多了，大当家的就改成大房大爷，地下的是都房大爷，然后是大行首，行首，本店会计等，总之你混上了行首，就是高级成员了。

　　#不确定性#时代

　　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和朋友办过哲学社。那时候我们校区依山傍水，坐落在郊外的高尔夫球场和富人区之间。每到周末的读书会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也感受到了为何专家建议大学欧美那样修在郊区，更有助于激发学生“纯粹的求知欲”)。

　　我记得当时有很多女生，男士稍少，大家的风格、观念、偏好不同，存在几种“派别”。其中有两个家伙，我印象比较深刻。简单来说，一个向内探索，探索灵性、修养、内心潜能，每当后来我看起印度、东方的哲学，都会想起他;另一个是一位怀疑论者，他似乎对任何理论都保持警惕、距离和克制，怀疑人类的能力，怀疑外在的事物，我记得他曾经说过类似他有一种无法爱上一个人的心理障碍，我想他对哲学理论也是如此的。

　　还有许多位女同学，她们有一些共同特征：好奇、爱智慧;探索对于自己作为女性个体的发展，思考对于女性集体的地位与权利;又或者只是纯粹来锻炼大脑。

　　而我和一些男同学，则似乎有一种改造人们精神世界，增强大家的精神动力的使命。总希望大家能够拾起哲学，并视之为一件宝贵的“武器”，以哲学批判的角度，来看待身边的一切。那时候我深信黑格尔式的主客体辩证法——主体必须积极地改造客体，客体也必然被主体改造，只有在这个猛烈的改造过程中，我们才能从活动和结果的反映种，了解到主体。就像照镜子一样。而且认为这是每个人的试炼之路，只是看你是否开启了。可以说哲学社里大部分的同学，都是更趋向积极的“革命性/批判性”一些的。

　　现在回头看过来，当年无论从大学的哲学社里，还是网络、媒体、爆款文章的舆论环境来看，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一次短暂而、迅速、激烈的变化。我们更多趋向认同不确定性、随机性、怀疑论;认为世界难以改变，个人只是时代的浮萍，无力改变自己的人生(但又并非是宿命论，而是一种类似扔骰子的随机性——决定我此时此刻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外部力量，而自己力量的影响少之又少);既然外部的一切风谲云诡，唯一有确定性的，似乎是自己内心的修炼。

　　流行的观念词汇是树叶，作为根茎支撑它们的是哲学理论或者其他学科的基础理论。

　　特别是疫情以后，我看到越来越多“躺平”、“摆烂”的消极应对，也看到越拉越多本来追求金融会计行业的人，转而树立起旅游、做公益事业、做学者的目标，开始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

　　曾经的我不喜欢看商业类书籍，尤其是商业成功人士的传记性质、说教性质的书。那时候的我目空一切，觉得凭什么让这些世俗的资本家来教育我，我要和永恒的哲学家对话。但后来因为忙，我看了很多商业类书籍，反而少看了哲学，印象深刻的诸如《黑天鹅》《漫步华尔街》《原则》《纳瓦尔宝典》。

　　我发现哲学作品虽然是永恒的，但比起商业类经典(其实如《黑天鹅》研究的黑天鹅事件和背后的不确定性，已经有很多较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只是它们通常放在商业类的书架上，姑且称为商业类书籍)，哲学书的永恒，是无法和人类意识形态的周期同频的。

　　我感觉人类的意识形态有着周期变化，就像有“躁郁症”的人，在某些世纪或者持续好几个年代，人们激烈地变革、批判、改造一切，包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自认为人类有着很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而在另一些世纪或年代，人们严重怀疑自己能在历史和自然的进程中发挥的作用，甚至对股市这样一种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都认为无法理解它的规律，只能够忍受它的随机性支配，人们敬畏异化、不确定性，又或者干脆认为试图改造外部是徒劳的或者无意义的，唯一能够改进的是自己的心灵。时而躁动得必须按照自己的意见改造，宁可大战，无法和解;时而抑郁地认为外部都是虚幻的泡影，唯有内心真实。

　　而商业书籍，是和这些意识形态周期同频的。当人类集体进入“抑郁”时代时，商业类书籍会提出很多对于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新见解，并从古老的斯多葛学派、休谟、康德等哲学家那里寻那些永恒声音的回响，同时揪出柏拉图、黑格尔作为一个坏榜样举例。当然也并非如此绝对，例如马克思，就既可以被用于“躁动时代”的改造武器，也可以作为“抑郁时代”批判人类所制造出来的异己社会之腐朽、无望。柏拉图可以被当作观念论的人类自大狂表现，又可以被当作摆脱外部实在的虚幻性的典范。

　　【出卖江姐的叛徒，解放后冒充脱险同志，妄想上大学】重庆解放后，“脱险同志联络处”响起愤怒的喊打声。原来一位叛徒企图冒充渣滓洞脱险同志蒙混过关，不料被人揭穿底细。此人正是出卖江姐江竹筠的叛徒冉益智。

　　1948年6月14日中午，江姐刚走下万县地方法院的石梯路，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叫她。江姐回头一看，是重庆地下党委副书记冉益智。江姐的丈夫与冉益智有过工作联系，因此江姐认识冉益智。江姐很疑惑，重庆的同志怎么来万县找自己?原来江姐所属的下川东地工委受川东临委领导，重庆市委与川东临委没有横向联系。江姐再联系当前重庆一批地下党同志暴露被捕的消息，立刻警觉起来。

　　江姐问道：“你怎么来这里?”冉益智支支吾吾地说：“是三哥......老王......叫我来找你。”三哥(老王)是指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根据地下党的工作纪律要求，严禁在公共场所谈论工作。江姐立即察觉冉益智有问题，于是不再搭理他，径直往前走。冉益智狗急跳墙，急忙拦住了她。江姐见状，更加肯定冉益智出了问题，于是断然否定不认识什么“三哥”、“老王”。同时大声斥责冉益智，并一把推开了他。此时周围的国民党特务冲上前抓住了江姐。江姐就这样落入了敌人的魔掌之中。

　　冉益智，又名冉启熙，1909年出生四川酉阳(现重庆酉阳)的地主家庭，于1936年加入国民党。冉益智曾任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干事，主编县党部机关刊物《党政周刊》。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反动刊物，为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摇唇鼓舌。比如鼓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反动政策，大肆造谣污蔑红军。

　　当时酉阳县有王子履、蔡干卿两大“王派”、“蔡派”封建派别。两大派别争权夺利，矛盾尖锐，斗争非常激烈。冉益智是王派的得力干将。蔡派掌握的别动队把冉益智抓了起来，并把他投进了重庆监狱。在重庆监狱中，冉益智隐瞒反共历史和国民党员身份、伪装进步。后来“王派”通过疏通关系，报复“蔡派”，冉益智得以出狱。出狱后的冉益智便混入了我党。

　　混入我党的冉益智逐步高升。1947年10月，冉益智成为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捕，缘于被捕的中共党员叛变引起的连锁反应。1948年初，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发现重庆的一家书店店员陈柏林与中共有联系。于是特务们伪装进步，骗取了年轻的地下党员陈柏林信任。通过陈柏林，特务们抓捕了陈柏林的上级“老顾”。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

　　“老顾”本名任达哉，是中共重庆城区委的党支部书记。任达哉叛变后，供出了他的上级杨清，造成化名为“杨清”的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被捕。许建业以志成公司会计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因此在他志成公司的住处保存着党的相关材料。许建业落入敌人的魔掌，第一个想到的却是保护党组织、同志们的安全。

　　许建业的真实身份尚未暴露。为了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情急之下的许建业托一名曾经给中共党员捎过信的看守送信，通知地下党的同志销毁材料。不料这封信却落到特务手中，造成自己的同志被捕。许建业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坚贞不屈。最后许建业同志被敌人杀害，英勇就义。

　　志成公司出事后，刘国定来志成公司找许建业办事。于是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捕。刘国定坚称自己只是帮人送信，其他一概不知。为了脱险，刘国定料想地下党员李忠良应该转移了，于是把李忠良供了出来，岂知李忠良并未转移。被捕的李忠良叛变后，马上供出了一批中共党员及积极分子余永安。

　　特务从余永安口中得知了一个叫“老张”的人。1948年4月的一天中午，“老张”从一家小饭馆吃过午饭出来，碰上了余永安。在余永安的示意下，特务们抓捕了“老张”。这个“老张”，就是冉益智。特务们稍微用点手段，“老张”就招供了，承认他的真实身份是重庆市委副书记。特务们惊呆了，居然抓到这么大的一条鱼。

　　软骨头冉益智供出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同时还说出了刘国定的真实身份。冉益智的口供，导致了刘国定、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等人的暴露，刘国定成了叛徒。涂孝文又供出江姐等16名党员，导致江姐被捕。涂孝文供出的16名中共党员坚贞不屈，他们经受住了敌人的种种酷刑和非人的折磨，是党的好儿女!

　　此后，冉益智为了邀功和向上爬，又供出一大批地下党员。冉益智是最无耻、最凶残的叛徒。鉴于冉益智的“突出的功劳和表现”，他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中校专员。这些叛徒们以为叛变革命，投靠敌人就能飞黄腾达。事实上特务只不过是利用他们，没有利用价值时，弃之如敝履，如涂孝文、任达哉于1949年被特务枪毙。

　　重庆解放后，心存侥幸的冉益智企图蒙混过关，不料被人揭穿真相。冉益智被捕后，称其保护了同志。实际上，冉益智向敌人供出的都是对自己有威胁的同志，无威胁的才不说。冉益智又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读大学深造，继续为人民服务。真是厚颜无耻、毫无节操!1951年，叛徒冉益智、刘国定、李忠良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