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调公务员俄语（俄语公务员怎么说）
1949年10月18日，刘亚楼从苏联回到北京后，毛主席立即停下了其他工作，和周总理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了他。刘亚楼详细地汇报了出访苏联争取援助的过程，以及回国后勘定校址、选派人员办航校的打算。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后，不时受到蒋介石空军的袭扰。毛主席感受到了来自天空的威胁。1949年7月10日，他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总理写了封信：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
接到信后，周总理来见毛主席。“主席认为该由谁来组建空军呢？”周总理问。
“让刘亚楼来干！”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组建空军要老大哥帮忙啊！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据说俄语说得不错，回国后又兼任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来空军司令最合适的人选！”
“好，那就这样定吧。”周总理对刘亚楼也十分中意。
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以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催促着他忙碌于收集资料、研究筹划、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这些方案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提供了很好的建军参考。同时，刘亚楼亲自出访苏联争取苏联援助。
周总理说：“中央认为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即将下达。开办六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也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紧锣密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
“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一定要唱好唱活这场戏。”刘亚楼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
“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好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航校办得怎么样你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选好办校人。”毛主席叮嘱道。
刘亚楼庄重地点了点头。他告辞出来，已经走到门口了，毛主席忽又追上一句：“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可以说，刘亚楼是抱着一柄尚方宝剑走出中南海的。原本就有一柱擎天气魄的刘亚楼，如今更是气宇轩昂，对人民空军的迅速腾飞信心百倍。
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同一天，萧华被任命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中央为空军建校迅速拨款，一个航校的开办费为250亿元(相当于现在的250万元)。六所航校，大约1500个亿。
10月30日下午，也就是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六所航校的当天，刘亚楼在北京灯市口福夹道7号原军委航空局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空军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是空军领导班子和六所航校的临时负责人。一个落地有声的军令从刘亚楼的口中下达了： “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一年内训练出300名以上能作战的飞行员，当然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因此，你们受命开办航校要只争朝夕，一天一小时也不能后拖。从今天军委下令开办六所航校，到全部建成开学，给大家的筹备时间，按通常的速度，起码要三四个月吧？但我现在只能给你们一个月。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
航校的行政干部解决了，尚缺合适的政治委员。刘亚楼专此起草了一份从各野战军选六名师政治委员或军政治部主任的报告，面呈毛主席。“我看你们要十八名候选人，从中选出六名符合条件的干部。”毛主席看了报告后说。
刘亚楼没想到主席对空军这么厚爱，不禁十分激动。
毛主席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写了遒劲有力的字：“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各野战军提出三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
毛主席的批示变成电波，火速传到各野战军。很快，空军从各野战军推荐的十八名优秀政工干部中，选中了姚克佑、李世安、王学武、李发应、王绍渊、张百春、罗野岗，经军委批准，让他们分别担任航校的政委。这种选配干部的方法在我军历史上实属空前，以后也少见。
12月1日，航校如期开学了。刘亚楼陪同朱德、聂荣臻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
刘亚楼不负毛主席的厚望，迅速的组建起来一支空军队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大战雄威。
毛主席的用人艺术：让“晕机”的刘亚楼当空军司令员，让“晕船”的肖劲光当海军司令员
01.“晕机”的刘亚楼当空军司令员。
1949年5月下旬，四野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正收拾东西准备南下时，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见毛主席。刘亚楼当即赶往毛主席的住地。
毛主席见到刘亚楼后说：“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洋面包，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当空军司令员，怎么样？”
刘亚楼没有一点准备，他以为毛主席找他，是有什么新的作战任务要交代，所以就有些吃惊地回答：“主席啊，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而且我有些晕机，恐怕是不能胜任啊！”
“不是有句老话，‘知之不为而为之’吗？我就是让你这个自以为做不了的人做。”
“那我只有边干边学了。”刘亚楼说。
于是，“晕机”的刘亚楼被毛主席任命为新中国空军首任司令员。1949年10月，刘亚楼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毛主席果然慧眼识才，刘亚楼上任后，连忙奔赴莫斯科，利用自己在苏联的关系，争取苏联援助。很快就与苏联达成协议：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六所航校以及一所飞机修理总厂，同时卖给中国各型飞机434架，派878名专家来华协助工作。
从苏联回国后，刘亚楼立即赶往中南海和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对刘亚楼说：“空军的基础如何，起步快慢，关键是要看航校办得怎么样。你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好办校人，这方面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经过一番筹备，刘亚楼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六所航校的领导班子组成人选，航校的校长均由原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担任。
1949年10月30日，6所航校确定了选址，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从各地选调了930名飞行学员，1980名地勤学员。12月1日，6所航校全部开学。
而向苏联购买的飞机也陆续到了。1950年6月19日，我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了。这些从苏联购买的飞机装备，这些经过简单培训的飞行员，很快就在抗美援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2.“晕船”的肖劲光当海军司令员。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焕发了生机的北京城处处洋溢着喜气。在通宵达旦的繁忙中，毛主席的脑海中正酝酿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组建新中国海军。问题是，谁来担任新中国海军第一任司令员呢？
思来想去，毛主席想到了肖劲光。
这时候，时任四野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肖劲光正在衡宝战役前线指挥战斗，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主席召见，有急事相商。”
肖劲光不敢怠慢，连忙赶回北京。
见到肖劲光，主席说：“解放全国的重任虽然相当繁重，但组建空军和海军的任务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中央打算让你当海军司令员，你看怎么样呢？”
和刘亚楼一样，肖劲光也是毫无心理准备，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就说：“主席啊，我是个旱鸭子，哪能当海军司令呢？这么多年了，我就坐过五六次船，还晕得不行。海军司令员还是让别人做吧。”毛主席摇了摇头，说：“我就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再说了，让你当海军司令，是让你去组织指挥的，又不是让你天天出海！”毛主席沉吟了一会儿，又说：
“你做过改造旧军队的工作，有经验，了解我们部队的传统。还有，我们搞海军，需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你留过苏，懂俄语，了解苏联部队的情况，让你当海军司令是合适的。”
于是，肖劲光不再拒绝，欣然领命。
1949年12月，肖劲光受命组建解放军海军。
这位“晕船”的“旱鸭子”，果然没有让毛主席失望。肖劲光上任后，非常重视培养海军的技术力量，强调建军先建校，在短短几年内创办了十所正规海军院校和六所预备院校，又从苏联那里引进了一批先进舰艇，先后组建了我军第一支快艇部队、第一个航空兵师、第一个潜水艇支队、第一个驱逐舰大队等等。
当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时，在海军建设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肖劲光坚决贯彻中央确定的自主生产、自力更生的方针，领导科技人员科研攻关，自行解决了装备问题。
因为担任海军司令员期间贡献突出，毛主席直言肖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员”。
在海军司令员这个位置上，肖劲光一干就是30年，直到1980年1月才卸任。
1949年10月18日，刘亚楼从苏联回到北京后，毛主席立即停下了其他工作，和周总理在中南海单独召见了他。刘亚楼详细地汇报了出访苏联争取援助的过程，以及回国后勘定校址、选派人员办航校的打算。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驻北平后，不时受到蒋介石空军的袭扰。毛主席感受到了来自天空的威胁。1949年7月10日，他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总理写了封信：
“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学习六个月至八个月，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
接到信后，周总理来见毛主席。“主席认为该由谁来组建空军呢？”周总理问。
“让刘亚楼来干！”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组建空军要老大哥帮忙啊！刘亚楼在苏联留过学，据说俄语说得不错，回国后又兼任东北航校校长，对航空有所了解，我看他是未来空军司令最合适的人选！”
“好，那就这样定吧。”周总理对刘亚楼也十分中意。
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以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催促着他忙碌于收集资料、研究筹划、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这些方案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提供了很好的建军参考。同时，刘亚楼亲自出访苏联争取苏联援助。
周总理说：“中央认为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即将下达。开办六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干部和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也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紧锣密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
“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我们一定要唱好唱活这场戏。”刘亚楼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
“亚楼同志，空军的基础好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航校办得怎么样你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选好办校人。”毛主席叮嘱道。
刘亚楼庄重地点了点头。他告辞出来，已经走到门口了，毛主席忽又追上一句：“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可以说，刘亚楼是抱着一柄尚方宝剑走出中南海的。原本就有一柱擎天气魄的刘亚楼，如今更是气宇轩昂，对人民空军的迅速腾飞信心百倍。
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同一天，萧华被任命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中央为空军建校迅速拨款，一个航校的开办费为250亿元(相当于现在的250万元)。六所航校，大约1500个亿。
10月30日下午，也就是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六所航校的当天，刘亚楼在北京灯市口福夹道7号原军委航空局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空军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
出席会议的是空军领导班子和六所航校的临时负责人。一个落地有声的军令从刘亚楼的口中下达了： “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急需空军，党中央、毛主席殷切期望一年内训练出300名以上能作战的飞行员，当然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因此，你们受命开办航校要只争朝夕，一天一小时也不能后拖。从今天军委下令开办六所航校，到全部建成开学，给大家的筹备时间，按通常的速度，起码要三四个月吧？但我现在只能给你们一个月。12月1日必须全部开学！”
航校的行政干部解决了，尚缺合适的政治委员。刘亚楼专此起草了一份从各野战军选六名师政治委员或军政治部主任的报告，面呈毛主席。“我看你们要十八名候选人，从中选出六名符合条件的干部。”毛主席看了报告后说。
刘亚楼没想到主席对空军这么厚爱，不禁十分激动。
毛主席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写了遒劲有力的字：“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各野战军提出三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
毛主席的批示变成电波，火速传到各野战军。很快，空军从各野战军推荐的十八名优秀政工干部中，选中了姚克佑、李世安、王学武、李发应、王绍渊、张百春、罗野岗，经军委批准，让他们分别担任航校的政委。这种选配干部的方法在我军历史上实属空前，以后也少见。
12月1日，航校如期开学了。刘亚楼陪同朱德、聂荣臻参加了第六航校的开学典礼。
刘亚楼不负毛主席的厚望，迅速的组建起来一支空军队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大战雄威。
亚历山大三世是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20岁之前，他根本没想过要当皇帝，所以，给他安排的课程，也没有关于法律行政或者哲学思想之类的帝王功课。最近这一轮的沙皇特征挺明显，生下来就知道要继位，从小就遴选名师特别教育特别关照的沙皇，都犹豫反复，行为纠结；而从没想到要继位，突然成为沙皇的呢，都比较果断，意念清晰。前者比如亚历山大一世和二世，后者比如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三世。
亚历山大20岁时，大哥突然死了，临终前正预备大婚，迎娶丹麦的公主。大哥不仅将王储之位传给了亚历山大，还嘱咐他迎娶这位丹麦公主。亚历山大当时心有所属，他看中了一位宫廷女官，甚至想为这位女官放弃继承权。可真事到临头，沙皇的冠冕就在眼前时，亚历山大屈服了，他接受了准大嫂。
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个八卦故事，亚历山大这次婚姻选择，直接影响了俄罗斯的外交关系格局，可能是后面很多大事的根源。1864年，普鲁士启动了铁血的统一德意志战争，第一战就是找丹麦的麻烦，收服了北方一直由丹麦实际控制的地区。两边因此结仇，丹麦公主当然恨死了俾斯麦。
亚历山大三世虽然刚开始跟丹麦公主没什么感情，可是结婚后，感觉还挺好。皇后天天在沙皇耳边念叨，普鲁士是大灰狼，一定要防，而且眼看他们统一了德意志，成为沙俄一个强悍危险的邻居，所以，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放弃了和普鲁士睦邻友好的一贯外交政策，跟法国、奥地利走得比较紧密。
俄罗斯政府高层的进步派，对于亚历山大二世突然被杀都很扼腕，因为眼看着，沙俄的改革会更进一步。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就省了这些麻烦了，从他父亲启动改革，他就打心眼里不赞成。如今自己能说了算了，除了不能恢复农奴制，他是想尽办法，要么遏制改革的进程，要么就尽量消除改革的影响。
一上台，亚历山大三世就宣布，他无意放弃不受掌控的个人权力，给了预备立宪的大臣们迎头一盆冷水，随后，这些浑身冷水还没恢复过来的进步派大臣们，就被挨个请出了政府班子。
所有的革命行动和进步思想一概要镇压和清除，而“反动思想”的滋生地就是大学，先皇给予大学自治，是危险而错误的，马上收回来；提高大学学费，净化大学生的阶级种类，贵族子弟偶尔有点小冲动还可以约束，都是被大学里来自底层的穷小子教坏的，以后没钱的，不准上大学；颁布新的出版法，所有激进的刊物全部取缔，即使是温和派的自由主义刊物也要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行政上，沙皇取消了地区自治的有关法令。
亚历山大三世是标准斯拉夫派的沙皇，而且认为必须在一个宗教、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和一种制度下统治整个俄罗斯。俄罗斯西部边境被兼并过来的日耳曼人、芬兰人、波兰人都被要求学习俄语，如果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跟东正教徒结婚，则后代要无条件信仰东正教。
这时，老话题又来了，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每当搞宗教净化之类的动作，首当其冲受害的，肯定是犹太人。中世纪末，因为波兰的接纳，很多犹太人向东欧迁徙。在19世纪初期，巨多的犹太人定居在俄国西部。沙皇政府一直让他们在“犹太人定居区”内活动，强加给他们大量的限制。
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在俄国西南部对犹太人展开了一场疯狂屠杀，原因是，犹太人疑似参与刺杀先皇。当时俄国政府给出的处理犹太人的办法是：三分之一皈依基督教，三分之一驱逐出境，三分之一肉体消灭。
俄罗斯于9月6-7日高调举行“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中国史学界一般称为“伯力审判”）研讨会，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分别来信和致辞。拉夫罗夫在致辞中大声疾呼：世世代代都要牢记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时犯下的兽行。俄罗斯之所以高规格搞这个研讨会，主要有以下考量：
1、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相比，伯力审判的历史意义长期被低估。事实上，伯力审判是对东京审判的补充，有力揭露了日本二战期间打细菌战、搞“人体试验”这一灭绝人性的兽行。事实上，美国在东京审判中对日军细菌战罪行视而不见，是因为美日已达成交易，以免于追究日本细菌战犯来换取日军的细菌战资料。
2、有人故意选择遗忘，就需要有人时刻提醒。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太平洋战争结束纪念日当天点名批评说，日本至今拒绝承认已被全世界公认的二战起因、过程和结果。但事实上，军国主义日本是唯一一个在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之后，仍在远东和太平洋发动战争的纳粹德国盟友。最近几年，日本某些势力已经淡忘了自己“战争罪人”的身份，念念不忘从俄罗斯手中要回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甚至有人叫嚣要诉诸战争手段。军国主义思潮阴魂不散，让邻国不得不提高警惕。
3、高调宣传伯力审判，是俄罗斯与西方对二战话语权争夺的一部分。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均由美欧主导，而伯力审判是由苏联主导。近年来，西方与苏联对二战话语权的争夺日趋激烈。在美国的纵容之下，一些东欧国家肆意诋毁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和地位，甚至将苏联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在这一大背景下，俄罗斯需要讲历史，正视听。
以下是有关伯力审判的背景资料：
1949年12月 25 日至 30 日，苏联在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城）设立特别军事法庭，从当时拘禁的数十万日本战俘中遴选出12名细菌战犯，就其所犯下的细菌战争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前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前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前第731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前第731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前第731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前第 731 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前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前第100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前第 100 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前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及前第 731 部队第 162 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山田乙三对日军细菌战罪行供认不讳。据他交代，在他出任关东军司令官之前，日本就在石井四郎部队的基础上秘密组建了两个细菌战部队：哈尔滨的731部队和长春的100部队。他任关东军总司令之后，731部队直接听命于他，一切有关细菌武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问题均由他负责（这也间接证明了连日军高层都认为细菌战不可告人，视为最高机密）。由于当时的苏联废止了死刑，所以对山田乙三的最终判决结果是在劳动营内服刑25年（当时苏联的最高刑罚）。这样，罪行累累的山田乙三免于一死。他在伯力第 45 特别收容所的农场里服刑半年后，被转押至中国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和改造，因认罪态度较好、也因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治需要，1956 年 6 月被特赦回国，1965年 7 月 18 日病死于日本。#国际情报员##俄罗斯印象##军事##每日国际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