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 新法（新公务员法是公务员管理）

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标志王安石与君臣遇合之道、势合一的外在化（下）

而李常虽亦为安石所荐，然明言“不欲青苗收息”（《宋史·李常传》），这与王安石理财缓解中央财政之弊的目的，有很大出入。

以上所列四位持异议或保留意见的条例司检详文字官，有三人为王安石本人荐引，这一情况说明：在变法的过程中，“异论”总体是受到尊重和容许。

若说苏辙是神宗“有意”放入变革的集体，以存“异论”，那么王安石荐引的人中，有一半也对安石治理之术心存“异论”，且安石所推举对象，实际多为故旧，他们皆自求去，非安石所迫，这就表明王安石最开始也不以这些人的异论为非。

事实上，在设立三司条例司时，陈升之、王安石即有尊重异论的表示，据载，陈、王曾联名发表声明，称：“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

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这则声明表明，熙宁革新运动实质在其机构设计的构成人员方面，就内在包含着异论的可能。

王安石对“合众智”以求“天下之理”的认可，暗示在改革初期他对异论的尊重。在这里，“三司判官”与“诸路监司及内外官”之有理财之能者，“具事状闻奏”且“听于本司”，在职权架构上，条例司完成了理财权的整合，三司条例司虽侵夺了三司之财权，但构成这一机构的人事部分，则包含着“异论”。

就异论而言，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实践中，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异论”本来屡见不鲜。但在宋代，异论却成为赵宋皇室约制朝臣的“祖宗之法”。

邓小南教授指出，在宋代，笃信“祖宗之法”不仅是一种政治实践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它作为一种规范，往往见于宋代君臣的观念之中，对于现实政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变法逐步推进时，逐渐表现出负作用。

因此，王安石在变法前期尽力尊重这一家法，企图在“异”中求“同”，故对三司条例司内的属官，能够使之以才。

但“异论”一旦成为新法推行的掣肘之力，王安石就从尊重“异论相搅”的家法，一变为“人无异论”的政治要求。

甚至在这个转折中，他多次以“避位”不出，逼迫神宗表态支持。君臣之间的“道—势”融合，在异论这一家法中出现了裂缝。就“异论”而言，本就是维护皇帝所拥有的“势”，如果“异论”一旦消失，臣下就会构成威胁皇权的力量。

因此，神宗不得不优先考虑“势”的稳固。而王安石的新法推行，又不得脱离君之“势”的支持，而“势”的分离其因就在“异论”的掣肘，所以在新法推行下去以后，他表现出由统“异”而趋“同”的“人无异论”的执政风格与自然过渡。

三、“异论相搅”到“人无异论”的形成

那么，这种由“异论相搅”而至“人无异论”的转变，是怎么形成的呢？事实上，改革开始推动之时，即遭受各方的异议。

这种不同意见，不仅见之于改与不改表现出的“因循故事”还是“祖宗不足法”，也见于如何改、依照什么方式改的多方面之彼此纠缠。

熙宁二年十一月，迩英阁经筵讲席就针对是否应该变法展开争论，其代表分别是司马光和吕惠卿。然而这场观念之争，并非直接自讨论新法开始，而是体现于文化行为中，此在前文已有引用，故简言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讲读内容为西汉早期历史中著名典故“萧规曹随”，其借古喻今之意明显，故而引发神宗“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的追问与反诘。

这次讲席内容和皇帝的追问，可以理解为以司马光为“宗主”的“异论”向变法的一次试探。故吕惠卿借讲说《尚书·咸有一德》之机，列举儒经所载多个变法案例来针对司马光之异论。

吕惠卿指出“萧规曹随”并非因循苟且，向司马光等“异论”发起挑战，他指出：“愿陛下深察（司马）光言，苟光言为是，则当从之；若光言为非，陛下亦当播告之，修不匿厥旨，召光诘问，使议论归一。”

显然，此时变法派已经意识到“异论”对变法推进的负作用，所以表达“使议论归一”的要求。但如果说此时尚且还存在着政治上的理性，只是表现为各派之“道”的较量，力图以研议经术义理将异论归为一统，那么，变法愈至后期，就变为以自己所据之“势”，抗压别家之“道”的激烈方式实现“异见”的统一。

总结

在王安石新法推进过程中，异见凸显的负面影响迫使变法成员对“异论”改变态度。在变法的初期，制止三司条例司的设立除了保证权力的巩固，还有防止异议的作用。

熙宁三年五月，神宗决意废罢三司条例司时与王安石交涉，就点明变法派防范“异论”这一目的。

显然在熙宁二年至三年，变法派在面对“异论相搅”的祖训时是尊重、防范多于排抵。但及至三司条例司在熙宁三年被废止，其权重并入中书，变法派对异论的态度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钱穆先生认为王安石最大的弊病在于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又固执不受人言，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的狂言，结果被群小所包围。

王安石变法无论用意如何，并不是必须激急推行，不是不可缓行，但王安石为了新法的推进，不惜牺牲许多不应放过的人事上之助力，实在是他的失策，如欧阳修是竭力奖进王安石的前辈，只比王安石大两岁的司马光是安石的同朝好友，比安石大约小10岁的程颢是很有意帮助安石的人，他们均不能与安石始终共事，这实在是王安石失败的最大原因，苏轼曾上奏议论新法，说：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营器械,阅习鼓旗,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辞?”当时反对新法者大多都是君子,安石宽以图之,未必无和衷共济之路。当时人说王安石性情执拗，不晓事，好学泥古，狷狭少容。安石的老上级韩琦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

王安石在神宗熙宁二年为相，至熙宁六年，先后共五年，新法次第成立。熙宁七年四月，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后神宗依然照着安石所定的新法推行，先后一共不过十七年，神宗去世，新法即废，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一部分是安石未免自视过高。

但安石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治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

                                                 --钱穆《国史大纲》选摘

公元1086年，68岁的司马光为相全面推翻王安石的新法。当时范仲淹之子，给事中范纯仁奏请继续实施王安石的青苗法，司马光得知后，气得从病床上跳起来，跑到宫中问高太后，是哪个奸贼又在蛊惑陛下发青苗钱？

范纯仁作为辅佐司马光推行改革的大臣，他建议废除新法也要循序渐进，三思而后行，最好是保留新法中有益的部分，将不合适的进行废除。然而处在权力顶峰的司马光似乎被怨恨冲昏了头脑，将王安石所立的新法废除殆尽。

就连同为旧党的邢恕也劝司马光：“今日废除新法，虽然是太皇太后的主意，却是子改父之法令，皇帝成年后会怎么想呢？难道相公不为日后考虑考虑吗？”

司马光却答道：“他日之事，我岂会不知？我是为赵氏考虑，就应当如此。”

邢恕说：“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司马光毅然决然地说：“为了赵氏天下，司马氏何足道哉！”

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彻底地推翻了实行了数十年的王安石新法，完成了他反对新法的夙愿。

至此，北宋王朝从宋神宗开启的变法，让这个帝国面貌稍有改观之后，又重新回到了宋仁宗时的旧制。然而，新党（变法派）和旧党（守旧派）关于变法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那一年，王安石在悲愤中去世，5个月后，68岁的司马光也撒手人寰。北宋王朝两个斗了几十年的天才，相继地离开了。

到了1094年绍圣元年，变法派重新上台，司马光不仅被剥夺了名誉，还险些开棺曝尸。直到近代，很多文人学者，将司马光称为北宋罪臣，认为正是由于司马光的反对，让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新法半路夭折，以至于后来北宋逐渐衰落，发生了“靖康之乱”。

其实从现代人的角度，回望近千年前的北宋，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是不可质疑的。两人都看到了北宋的问题，也都希望通过改革来富国强兵。只是两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改革的方法也不同！

宋神宗时期，国库空虚，又存在冗员，冗兵，冗费的问题。年少的宋神宗有志做一个尧舜一样的君主，希望有贤才来辅佐自己。

司马光在和宋神宗面谈时，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停止滥赐；二是提倡朴素之风；三是减少冗官冗兵，肃清贪官污吏。着重点主要在于“节流”与“人事”。

王安石则不同，他提出从法律制度上进行革新，他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变量，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实现“不加赋而国用饶”。着重点主要在于“开源”与“立法”。

众所周知，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并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新法初行，北宋的财政就得到了改观，可谓是略有成效。然而，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基层单位在尺度上掌握不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成了司马光用来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武器。

司马光为了阻止新法推行，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长达数千字。王安石也给司马光回信，其中最著名的有《答司马谏议书》，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交情匪浅，保持着君子的作风。

有门生曾建议司马光弹劾王安石，司马光说：“王安石新法又没有为自己的私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只是性情比较执拗，太过自信。”

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王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王安石有这样的对手，相信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被尊重吧。如果司马光先逝，相信王安石也能够这样礼遇的。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君子之风，也是大多数北宋文人学者的操守。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之士范仲淹；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北宋大家张载；再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他们个个都是纵横300多年的大宋俊杰。

大宋以文化立国。除了他们，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北宋五子的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朱熹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夺目耀眼的明星。

知名历史作家“艾公子"在他的最新力作《文治帝国-大宋300年的世运与人物》一书中，用34个历史人物，9个历史侧面，从宋太祖黄袍加身，写到宋末帝崖山亡国， 将宋朝300年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

全书以人物为线索，引出历史事件，结构清晰、文章耐读，适合普通读者熟悉宋朝人物，梳理宋史脉络。通过新闻稿式的角度，将读者带入两宋历史人物的成败沉浮中，共同追索两宋盛衰的密码。

余秋雨曾说：”中国历代王朝中，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读史以明智。在这炎热的暑假，读一读这本《文治帝国-大宋300年的世运与人物》，一起走进历史，领略大宋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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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芯片反腐风暴！芯片投资2.0时代，美国新法难治芯病

中美两国近期在半导体芯片领域，都动作频频！招兵买马、调兵遣将、各显神通。美国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案，相关的内容我们在节目中多次谈及，中国则是布局成熟制程的同时，强化基础供应链自主化能力，加大投入和队伍建设，同时整顿纪律。

把过去芯片投资领域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进行彻底的整顿，掀起了中国芯片领域的反腐风暴，同时也在宣告着中国芯片投资领域2.0时代的来临。

外界普遍分析认为，中美两国在芯片领域的大动作，最终效果如何，还要观察后续的走向，不过有一个普遍的共识越来越被外界所接受，那就是美国的半导体相关法案，恐怕难以根治美国的芯片，何出此言呢？

投资行业有十年一个周期之说，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融资额已经登上万亿台阶，但繁荣背后，资本泡沫也随之而来。同时在反腐利剑之下，芯片行业多名高层近期被查。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芯片大基金，其总经理丁文武被查，被认为是针对芯片业的“反腐风暴”正进入高潮。

最新的芯片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事地震，这也在推动着中国的芯片发展，加速进行思维转换。芯片投资从2019年开始持续变热，到现在逐渐进入2.0阶段，更加需要精耕细作。

国内芯片投资变热的“分水岭”是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持续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使国内自主可控和国产替代大大加速，同时科创板开板，给以芯片为代表的硬科技企业打开了退出和未来持续发展的出路，引发创业和投资热潮。

这一点我想不仅仅投资界、半导体界人士感受强烈，即便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都非常了解中国芯片发展的处境艰难。但是从今年以来，二级市场情绪不佳，曾经火热的半导体新股接二连三破发，导致半导体投资降温。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目前，最早一批创业的国内芯片企业都已上市或获得投资，接下来，投资机构需要关注细分领域，比如上游设计需要使用EDA（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中间制造和下游封测都需都专用的设备和材料，这些既是美国精准打击的地方，也是中国比较薄弱的短板领域。

其实讲白了就是，真刀真枪的硬科技，根本就是靠吹泡沫来发展的，也更加不是赚快钱的场合，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行业过去热炒国产替代，未来要更尊重行业规律，一些细分赛道不可能存在那么多玩家，最后就会出现收敛，头部企业会通过自身发展或并购越做越强，从而真正起到追赶替代，甚至超越国外竞争对手的效果

我想中国芯片投资，进入2.0时代的重要标志，就是尊重硬科技的发展规律，资本和投资人本身，也都了解到了科技投资的成长之道，和过去我们在互联网行业所看到的，砸钱圈用户讲故事上市，完全是不同的路数，我想只有尊重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才有可能在未来的芯片发展上，真正的实现突围。

中国如此，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政治黑手，深入到全球科技链产业链之后，特别是美国的芯片法案，推出来之后，现在所面临的情况是，外界普遍认为美国的新法案，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芯片问题。

美国总统拜登近期签署了《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但这个法案却也治不了美国的“芯病”。美国政府虽然看到了问题，却开错了药方。包括缺人、缺供应链生态、工会等法律、环境问题，这一点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先生，也都早有预言，台积电赴美设厂不会成功。

美国的心思放在围堵中国上，中国的心思则放在突破技术瓶颈、实现技术升级上。二者高下立判，最终结果可以预见，我们静待答案揭晓的时刻。

那个时代引领我们的先行者——王安石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特殊的一个朝代，商业经济与文化高度繁盛，政治上讲求包容开放，几乎已经一只脚踏进了近代化的门槛，然而最终功败垂成。

谈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性与现代化变革，王安石改革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缺乏决心、智慧、道德，或者没有皇帝与下属的支持，没有足够大的权力等等具体条件，而是因为他的主张实在太超前，超过了当时整个北宋政府和社会结构所能容纳的程度。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整整1000年前的11世纪中叶，也就是北宋王朝的中期。从表面上看，是一片类似“清明上河图”的繁荣景象，但实际上，建立了将近百年的北宋，已经逐渐在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显露出非常严重的危机。

首先第一个最紧迫的危机，就是军事方面。北宋建国伊始，就失去了幽云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北到山西这一条防御北方草原骑马民族南下的天然地理屏障。因此长期承受超强的军事压力，军费支出居高不下。

另外，北宋的官僚队伍也在不断扩充。官员的主要出身，从唐代的豪门世家大族，变成了科举考试遴选出来的知识分子。并且，北宋整体的政治管理风格，以求稳、保守为主要风格。

为了解决危机，就必须要进行改革。这已经是北宋中期，有见识有抱负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共识。在21岁的时候，王安石中了进士，先后在江苏扬州、常州等地做过几任地方官，显露出卓越的财政管理和治理水利能力，被提升为江宁知府。

1067年，立志于改革弊政，富国强兵的宋神宗赵顼继位。2年后，王安石被招入朝廷面见皇帝，年轻的宋神宗和意气风发、主张改革的王安石一见如故，授予了他行政大权，开始了大家熟悉的王安石变法。

这次变法颁布了以下改革措施：首先，是利用金融手段，刺激资本与货物的流动性，来增加收入，比如青苗法、事易法。其次是政府服务货币化，把拉壮丁改为征收现金，而且征收的金额是累进制，按财富等级缴纳。

接着是“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田地清查与丈量，作为国家征收赋税的依据，然后鼓励地方政府兴修水利，增加农业产量，这样国家每年的收入也会上升。还有未提升军队战斗力的保甲法，按比例抽调壮年男子当“保丁”，接受军事训练，成为地方上的民兵，以及正规军的后备兵力。

为什么王安石变法，最终会遭遇失败。首先，王安石性格非常刚烈，眼里揉不得沙子，做任何事情必须要做到极致。作为儒学分支“新学”代表人物，他常常反对塑学、洛学和蜀学。

不能不说，王安石这种决绝、一往无前的精神，再加上他大公无私的秉性，以及对改革的无比热忱，是他打动宋神宗的主要原因。

具体到政治制度上，新学主张与时俱进，对不合适的制度和管理作出改进，而保守派就会坚持，制度上的问题，可以通过士大夫官僚自己进行内省，改进道德修养来解决。

在经济增长以及政府与人民间财富的分配关系上，王安石是一种正和博弈的动态思维，也就是说，只要手段策略得当，政府和人民的收入可以同时增长，此长不会导致彼消。而司马光取的则是一种零和博弈的静态思维，认为一方的增收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受损。当然，前者已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变法的失败，还是由于整个北宋官僚队伍的堕落与失效。人事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随着昔日的同道，元老名臣和王安石不断反目，王安石不得不更多地提拔和依靠那些资历浅薄、德行可疑，但出于投机而拥护新法的新官僚。他们让北宋朝廷官员中的党争延续升级，还把新法彻底变成了一套如何搜刮聚敛民间财富的技术手段。

如果王安石改变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变化就可以顺利推行了么，很遗憾，也不行。因为，变法，说白了就是一场体制改革，这场改革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北宋，乃至中国传统农业国家赖以生存的底层架构。

首先，王安石在政治舞台上的横空出世，打破了北宋朝廷原本的制度设计，王安石在任上，为了推进变法，打着“非常时期做非常之事”的旗号，在宋神宗支持下，大肆扩张宰相权力。虽然王安石本人公忠体国，志虑忠纯，并没有使用这些权力来满足私欲，但却开启了宋代所谓“权相当道”的恶劣传统。

其次，王安石的新政不仅严重影响了北宋政治体制，更与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底层架构完全不兼容。在当时的中国，没有银行信贷系统，也没有配套的法律，地方官衙门里也没有会计和核算制度，根本无法处理这种数量庞大的小额信贷业务。

中国自秦汉至明清，始终是一个传统中央官吏农耕帝国。它存在的基础，是维持一个大量小自耕农从事生产，自给自足，并向他们直接抽税的扁平化状态。这个系统其实相当脆弱，禁不起太大的动荡与冲击。以土地和人头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朝廷，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与知识，去支持一个现代化的管理体系。

王安石变法的本质，就是试图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部分实现政府管理现代化，与金融商业化，我们在为他的前瞻性视野和魄力赞叹的同时，也必须看清，在当时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安石#

一日，神宗到宫中看望病重的曹太后（当时已是太皇太后)，告诉她准备大赦天下，她却说:“不需大赦天下，赦苏轼一人即可。”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苏东坡做官多年，政绩很好，所到之处兴修水利，灾年开仓放粮。深受老百姓爱戴，官望、民望都很高。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因此他受到政敌的嫉恨。

1079年他陷入“乌台诗案”，幸亏太皇太后，王安石等鼎力相助，才幸免于难。

提起乌台诗案，就要说一说苏东坡的政治立场。

当年朝廷正在推行王安石的变法，变法推行了十来年，没有什么实质进展，却引来朋党之争。

变法成为一些人排除异己，平步青云的工具。

苏轼原来是反对变法的，对变法出现的一些问题他写了几首诗针砭时弊，自然而然被别人抓到了把柄。

事实求是地讲，苏东坡有些诗词确实对变法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讽刺影射，但说的也是事实，并不是对皇帝不敬，但在那些人就要死抠到底，非要把苏轼置于死地。

宋神宗其实很欣赏苏轼，有一次他读完李白的诗问旁边的人:当今朝代，有没有谁能与李白相比？

旁边的人回答:“苏轼能与李白相比”。

神宗说“不对，李白虽和苏轼一样有才，但没有苏轼有学问。”

但是朝廷官员三番五次地上书皇上要求弹劾苏轼这让神宗很为难，加上苏轼确实有些时候让他面子挂不住，遂下令御史台彻查此案。

1079年八月十八日，苏东坡被押送到京都御史台的监牢。因为御史台附近的柏树上有很多乌鸦，御史台就被称作“乌台”。

这一日，神宗来到后宫看望祖母曹太后，曹太后虽然病重但看见神宗脸色难看，便问神宗为什么心事重重。

神宗如实回答：“变法越来越困难，大业未成，苏轼却一再嘲讽批评新政，实在令人心烦。”

曹太后又问：“这个苏轼如今居何处，供何职”。

神宗如实相告。

曹太后语重心长道：“我还记得当年仁宗皇帝因制科考试发现苏轼兄弟俩，那日仁宗皇帝非常高兴，对我说为子孙寻得两个太平宰相。”

“真没想到苏轼竟然会因诗入狱，不会是有小人诬陷吧?”

“大宋开国以来还从未有此先例，我如今病重，不可再有冤屈发生，免得伤了中和之气。”

神宗对曹太后一向敬重，对他来说，曹太后的话非常有分量。

几日后，曹太后病情更加严重，神宗便想大赦天下为祖母祈福。曹太后却说:“不需大赦天下，赦苏轼一人即可。”

这一番栽赃陷害连王安石也看不下去了，远在南京也上书给神宗:

“当今是太平盛世，怎能乱杀才士?”

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算是王安石的政敌，但王安石对事不对人，体现了一种宽豁大度的胸怀。

至此，神宗已有意赦免苏轼，但一想起那些讽喻新法的诗词，心里还是有些小疙瘩，决定再考验一下苏轼。

他派黄门侍郎乔装成犯人去狱中暗中观察苏轼。

俗话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如果苏轼对皇上有不二之心，他一定满怀心事，睡不着觉。

现在苏东坡倒头就睡，说明心无杂念，内心没鬼，正所谓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于是神宗释怀。

最后苏轼被贬为湖北黄州团练副使，且无权签署公务，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只有小小虚衔没有权力的犯官。

正是在黄州，苏东坡写出了名扬天下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乌台诗案”对苏东坡来说是人生的一道鬼门关，让他看透了官场的险恶，自此心性开始收敛，不再陷入政治漩涡，而是醉心于大自然的山水间和佛学研究。

撒小聪明，误大事！

招工海报承诺的补贴，货不对办，原来是信息输错了，富士康郑州的什么高管，太渣了！说的不是人话，大家都知道，但总算改了，办了一件人事，不希望郑州富士康再有这么坑人、损人、害人的事发生。 【#富士康回应补贴政策变动#：系信息输入错误 承诺薪资政策与招工海报一致】 富士康的情商教练有多渣，对比下两千年前商鞅的立木取信，就再清楚不过！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说出的话要算数，就算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回来。 言出必行。。 说到诚信，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商鞅变法，立木为例取信于民。北宋改革家王安石也有诗言诚信“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任秦孝公之相，欲为新法。为了取信于民，商鞅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招募百姓有能把此木搬到北门的，给予十金。百姓对这种做法感到奇怪，没有敢搬这块木头的。然后，商鞅又布告国人，能搬者给予五十金。有个大胆的人终于扛走了这块木头，商鞅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以表明诚信不欺。 现在，一句信息输入错误，不是人话，但也算是办了人事。希望富士康的什么情商教练，什么胡说八道的正能量，真正能付诸于实际，付诸于行动！

1085年4月1日，北宋皇帝宋神宗赵顼[xū]逝世。

宋神宗赵顼初名仲铖，宋英宗长子，北宋第六位皇帝。于公元1067年即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

　　赵顼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即位后立即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赵顼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要负责变法事宜。同时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政班子。变法措施大概分为三个部分：即富国之法、强兵之法和取士之法。随后新法逐渐出台。新法刚一出台，便招来朝野间一片指责和谩骂，不仅从内容和效益上对新法进行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责，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王安石不为所动，喊出了『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口号，赵顼对王安石表示支持，说：『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主张道德与功名并重，反对守旧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做法。

　　虽然新法得到赵顼的鼎力支持，但实行起来举步为艰，由于新法在多方面触犯了享有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同时由于新法本身也存在许多缺点，所以也遭到了一些正直的大臣的反对，苏辙、韩琦、司马光都在反对之列。神宗的思想也开始犹疑起来。保守大臣们反对新法，王安石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改革派内部分裂，给王安石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而这时的神宗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王安石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不重视他的意见。王安石对神宗慨叹道： 『天下事像煮汤，下一把火，接着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呢?』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赵顼向守旧势力妥协的结果。赵顼的目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获得大臣和后族的支持，但是他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并没有变。他一边安抚守旧派的大臣，启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一边坚持改革，以平衡新派、旧派的力量。

赵顼一直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宋朝基本建立起了更有利于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其基本制度一直实行到宋朝末年未再进行大的变动。

王安石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因为按照传统的评价，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引起激烈的“党争”，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由于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也间接影响了后续朝代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继元、明、清三朝，中国逐渐闭关锁国，禁锢思维也算王安石变法的后遗症吧。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其中王安石的“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更对改革先锋有着启迪。

宋熙宁二年，京师地震，人情大恐，宋神宗也减少饮食，撤去音乐，以表示对天神的敬畏。王安石却对宋神宗说："灾异由天，无关人事。"

王安石那时就知地震是自然现象，与人做了什么无关，虽然有为其实施新法辩解的意思，但也确实已具有别人沒有的科学思想了。

当时朝中老臣郑国公富弼听到王安石这样说后，叹息道："人君所畏唯天，天不足畏，何事不可为？"

这老汉的意思是，当皇帝的天下第一，所怕的只有老天爷了，你再让他连天也不必怕，那皇帝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于是就上了一篇"进贤辩奸"的千言书，隐斥王安石为奸臣。

后来还有许多保守派大臣也一起上奏神宗皇帝，都说王安石奸愚，不足为宰相。

宋神宗本来很信任王安石，但众口铄金，不禁也疑惑起来，就问王安石："廷臣都说你只知经术，不通世（政）务。"

王安石笑道："经术正是经世务啊！别人说我不通世务，恰恰是因为他不通经术。"

宋神宗想了半天，似乎有点明白，又问：“那你说当下要经世务，须先采用何术？"

王安石胸有成竹地说："变风俗，立法度，就是当今首要世务！"

接着王安石又从古到今讲了一通富国强兵首先要理财的道理，把宋神宗说的连连点头称善，表示会大力支持。

王安石虽是一千多年前的人，但他的思想观点，都超出了其所处的时代。

比如他"立国之本，首在理财"的理论，就与今天我们先从经济体制开始的改革方法异曲同工。这让人不能不感叹，他被誉为历史上最重要的改革家，确是名副其实的。#历史# #历史杂谈#

最近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律师界的众多前辈为了辅警能不能开车的问题在社交媒体上吵得不可开交。我呢，也算是比较了解公安机关的，就凑个热闹，也说两句。

01

不能开警车

这个论点倒是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是根据公安部发布的《警车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具体条文就不放了，反正你们也不爱看。翻译一下就是：要求驾驶警车的人员为本单位警察，开警车的时候要穿警服，带警察证，驾驶证在实习期的警察不能开。有人这时候就开始搞事情了，问我是不是没驾驶证的警察就可以开了？

我只能说想太多了，虽然《警车管理规定》里面没有说没驾照的人不准开警车，但是警车属不属于机动车？驾驶机动车肯定要按照《道交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嘛。而且，法律里面有一个原则，叫“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有驾驶证，在实习期的都不准开，一个没驾照的还能允许开了？

扯远了，我们接着说《警车管理规定》，这个规定是公安部2006年发布的，距离现在都十五年了。这十五年来，辅警的数量可以说是飙升，承担的任务也是越来越多，这个规定是否还能适应当下的形势我就不做评价了。

02

可以开警车

接着我们看一下可以开警车的规定，根据《江苏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直接规定了辅警在履行职务的时候可以驾驶警用车辆、船舶等交通工具。这就很头大了，公安部说不能开，江苏省人大说可以开。听谁的？这个问题我在当年准备司法考试的时候就遇见过。按道理，这法规之间相抵触，应该由共同的上级来确定适用谁。但是，这俩主体又分属两个体系，需要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当裁判。而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一直没有对此事进行评判。我们就只能自己来瞅瞅了。

首先我们看《江苏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是什么性质，它是江苏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那它就是省级地方性法规了。而《警车管理规定》是公安部发布的，属于部门规章。从法律层级上来看，部门规章和省级地方性法规是同一级别的，不存在谁大谁小。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警车管理规定》是2006年的，《江苏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是2020年的，新法优于旧法。当然，有懂法的朋友会说特别法优于一般法，认为应该按照公安部的规定来。但是我觉得吧，这两者之间不好辨别谁是特别法，因为规制的对象不同，一个是道路交通方面的，一个是公安队伍管理方面的，暂时就无视它得了。综上，我认为，在江苏辅警是可以开警车的，这不违法。

现实情况

虽然大部分地方，辅警开车没有法律依据。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地方辅警都在驾驶警用车辆。绝大多数辅警驾驶警车都经过了公安局内部的审批和备案，那这个违法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然后，估计提出这个问题的律师前辈不知道有很多公安基层单位就只有两三个正式民警吧。（不要说没有，我亲眼见过。）假设会开车的民警已经出去执行公务了，一时半会无法返回。这时候又有群众报警，怎么办？总不能骑自行车去吧？辅警开车即使是违法，是否也具有了紧急避险这一违法阻却性事由？

另外想多说两句，辅警开警车，即使是违法，也仅仅是广义上的违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罚。而且辅警驾驶警车也是为了执行公务，为了这个社会的安定祥和。虽然不合法，但是合情、合理。况且这是公安部自己出的规定，公安部对它进行修改，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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