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公务员 杀人冤案（安徽发生凶杀案）

清朝定远县一高僧与妇人陆氏通奸，被公公捉奸在床，公公反被杀害。看见父亲惨死的儿子没有报官，反而将父亲草草下葬；迷信佛法的知县，让和尚对天发誓以证清白，并将儿子判为帮凶，凌迟处死。案子隐情是什么？冤案能以昭雪吗？

乾隆41年，安徽定远县感兴寺有位叫广明的和尚，因能言善辩，极受当地人信奉。虽是出家人，但广明凡心未了，见了貌美妇女就无法自持。

定远县还有一个卖货郎，叫杜如意，娶了陆氏为妻，有一女。一家三口和公公杜正德住在一起。杜家有一家杂货铺，生意清淡，为了补贴家用，杜如意做起了货郎，常常十天半个月不在家。

这天，陆氏在感兴寺烧香时，与广明对上了眼，眼神里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第二天一早，广明更以化缘为借口，去到城里寻找陆氏。

刚好这天陆氏独自在铺上照应生意，广明走到铺上，旁若无人地与陆氏搭讪，稍加熟悉后，有了言语上的挑逗，甚至四下无人时，还搂搂抱抱，作出了无数丑态。只因公公在家，二人只得不欢而散。

几天后，陆氏听到了门外木鱼的声音，她拿出些钱，让嗜酒如命的杜正德出去喝酒。接连几天，陆氏都让他出去喝酒，杜正德一开始很是开心，几次以后，心里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天天花钱，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他本想拒绝，却还是被陆氏赶出了门。

时间长了，朋友关于陆氏和广明的的闲言碎语也传到了杜正德耳朵里，想着陆氏的一反常态，他心里起了疑。

两天后，陆氏又让杜正德出去喝酒。杜正德走出家门，找了一个对角的胡同躲了起来。广明果然来了，两人进了杂货铺后，便将门关上了。

很久不见广明出来，杜正德气急败坏，在柴堆上拾起一把斧子，踹开大门，便向后屋冲去，砍向广明，广明避开了这一斧，还将杜正德踢倒在地，抢过斧子，反倒将杜正德砍死了。

广明将杜正德的尸体搬到陆氏床上，又将他的衣服脱去烧毁。而后又对陆氏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后，只身回了感应寺。

不几天，杜如意回了家，看见父亲赤身裸体死在陆氏的床上，妻子呆呆地坐在一边。

陆氏边哭边说道：“你爹趁你不在家，妄图对我图谋不轨！我不从的话，他就用斧子劈我！我为了自保杀死了他！”

杜如意虽然不愿意相信，但也有些气短， 也有些理亏。他本还想报官勘验，又被陆氏以丢脸为由否决了，让他买口棺材直接埋掉，对外就说急症而死。杜如意依了陆氏所言，买了一口棺材，将杜正德安葬在城外杜家的祖坟。

父亲死了，杜如意无心生意，反而总去酒馆借酒浇愁，也听闻了陆氏和广明之事。杜如意质问陆氏，却遭到抵赖。无奈之下，杜如意一纸诉状交到了官府，状告广明因奸致死其父亲。

定远知县倪存谟本就是广明的至交好友，两人常有往来，不但不信状纸里所说之事，反而将此事告知了广明。

广明对倪存谟说：“我一出家之人，怎可能干出那样大逆不道的事呢？想必是杜如意，平日向贫僧索诈不成，借此诬陷于我。”

倪存谟本就相信广明，听他如此所说，更没有了怀疑，只是要他赌咒发誓。见到广明指天发誓，倪知县完全地深信不疑了，将其送回寺庙后，反而将杜如意和陆氏带到衙门严刑审问。

陆氏一口咬定公公杜正德因欲不轨，自己不从，才错手将其杀死。倪知县不信她能杀死壮年的公公，猜想定有帮凶。重刑之下，陆氏只能交待：“我丈夫见公公施暴，一时气愤杀死了公公！”陆氏所言，倪知县信了七分。

接着又对杜如意施刑，交待杀父经过。重刑之下，杜如意只得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杀死父亲的帮凶。

证据确凿，倪知县按律拟罪：判处杜如意凌迟处死，陆氏无罪释放。

案件呈报上级，递到了安徽巡抚闵鹗元的手中，闵鹗元看了卷宗起了怀疑：公公与媳妇有奸，即便被儿子发现，也不至于杀人致死，更不会在官府和大庭广众面前将此事公开。

亲信访查后发现，此事源起于杜如意控告陆氏与广明通奸并杀死自己父亲。但案卷中只有陆氏的一面之词，没有广明的审讯记录，仅依据此一项便将杜如意屈打成招，可谓糊涂至极。

闵鹗元请奏乾隆，要求将倪存谟革职查办。

此案又到了直隶州知州倪廷模手里，倪廷模仔细审阅案情后，发现案情记录为杜如意撞见其父欲奸淫其妻，而用斧子砍其父亲，但手软不能毙命，刚好被和尚广明看到，广明夺过斧子连砍致命。

设想杜正德奸淫儿媳应该在无人处，如果是在家，又怎么会被广明看见？既然杜如意的诉状中，广明是最大的嫌疑人，为何反而不审讯？这明显就是包庇和纵容罪犯。

倪知州招来广明和陆氏，严刑拷打，二人不得不交待了罪行。

广明先因奸杀人灭口，后又教唆陆氏栽赃陷害，还胁迫杜如意，数罪并罚，被判以斩刑；陆氏通奸致人死命而知情不报，又栽赃陷害，胁迫丈夫，被判以斩刑。

杜如意虽无罪释放，但因受刑过度，一条腿已残废，无以为生的情况下，将自己女儿卖给了别家，而后离开了定远县，不知所踪。

玩忽职守的倪存谟丢了官职不说，又被罚杖100，徒三年，流放伊犁，终生不能回原籍。，

关注@后山小宝爷，了解历史，了解时间记忆的符号！

#我要上微头条##读史#

“我坚持了17年，就是要给妻子和我伸冤，现在天亮了”。安徽蚌埠，时年34岁的于英生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奸杀妻子的凶手。事发当日，于英生妻子在家中被杀，根据现场情况，凶手在抢劫后对于英生妻子进行了奸杀。案发后，于英生被认为有重大嫌疑，在公安机关将于英生抓获后的第9天，于英生承认了全部的罪行。最终一审法院判处于英生死缓，二审上诉后改判为无期徒刑。

经过多年的申诉后，2013年于英生的案件出现了重大转机。最终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于英生的供述与现场勘验情况、尸检报告等存在矛盾，现场还存在他人指纹，而且死者阴道提取的精子经鉴定不是于英生的。最终认定于英生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犯罪不能成立。

2013年8月8日，17年后沉冤昭雪的于英生走出了监狱的大门。2013年11月，警方将强奸杀害于英生妻子的凶手武钦元抓获归案，最终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武钦元事发时是当地公安局交警支队的三级警督。

于英生在监狱中的17年不知道是如何渡过的，明明知道妻子被他人强奸杀害，凶手逍遥法外，自己对此不但无能为力，还要在监狱中度过余生，用家破人亡来形容恰如其分。所以于英生只能用不配合改造教育和不间断的信访来反抗，最后持续17年的申诉有了效果，凶手被判死刑，妻子在地下有知也终于可以瞑目了。

让人想不到的是，真凶竟然是一名民警，他利用自己的职业技能，在强奸杀人后伪造现场，并企图通过蜡烛点燃煤气罐的方式来制造爆炸，以全面毁灭证据，但人算不如天算，煤气罐并没有发生爆炸，现场不但留下了他的指纹，而且在死者的阴道内还采集到了他的精子，这一切都为17年后的破案提供了依据和线索。否则，没有这些线索，要在17年后再找出真凶就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案中真正让人感到气愤和痛心的是，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要将证据明显存在疑问的于英生认定为犯罪嫌疑人并且最终判刑，而于英生则是因为什么原因，在被抓后的第9天就承认了全部作案事实，这9天侦查人员到底对于英生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提起公诉的检察院，作出判决的两级人民法院，他们将错就错，到底是业务水平有问题，还是明知故犯有其他隐情？我相信在公众看过了这么多冤案后，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在罪犯武钦元伏法后，本案继续应当做的就是启动追查，看看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公诉人员和审判人员到底是徇私枉法还是玩忽职守，在证据存在如此巨大的漏洞时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只有严厉惩处，才能警戒后人在遇到类似案件时坚持依法办案，不要把别人的人生当做儿戏。

作为法律人，我们一定要时刻警醒自己，我们办的不是一个个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

对于本案，朋友们怎么看，欢迎关注@荆律说法，评论、转发、留言讨论。

#蚌埠头条# #普法行动#

乾隆年间曾有桩奇案：老公公惨死在儿媳妇房中，儿媳妇却控诉老公公爬灰。这起人命官司不仅差点成了冤案，还让一位“得道高僧”和一个自诩清明的官员都丢了性命。

乾隆四十一年，安徽省定远县城外有一座感应寺声名远扬。这座寺庙的主理人广明和尚年轻聪慧，论禅讲经极有派头。当地知县倪存谟也是广明的挚友，两人经常彻夜探讨佛法。

这广明和尚有一个佛门不容的嗜好——好色，起初广明碍于身份不敢张扬，直到他看到了一位妇人。

一日，广明看到静室内有位清雅妇人，眉眼之间情意流转，十分灵动。在她撞上广明火辣的目光时，她不仅毫不避讳，末了还娇媚一笑。

这把广明迷得是七荤八素、心痒难耐，随后，广明就借着化缘去县城里寻访这位女子。

那妇人姓陆，时年23岁，和丈夫杜如意结婚五年，有一个刚满一岁的女儿。杜家经营着一个小杂货铺，生意惨淡，收入微薄。

当年，48岁的杜正得已经鳏居两年，没有续弦。

杜如意看生意不好，就到周边地市做起货郎，一走就是半个月。这陆氏本就不是温婉自持之人，跟男人打情骂俏也是常有的事。

这日，恰好广明来到杜家店铺街口，老远就看到抱着孩子站在街边的陆氏。

当下他疾步上前便出言挑逗，陆氏一一回应而不斥责，广明就知道自己有戏。

按捺不住的广明抱住陆氏上下其手，陆氏却说她的公爹还在后院，让他改日再来。得此一声，广明欣然离去。

自那日起，陆氏一听到广明的木鱼声，就给公公钱让他去吃酒。这可正中杜正得下怀，他忙不迭地约上好友跑到酒肆去了。待他醉醺醺地回家时，广明早已离去。

时间一长，街坊四邻都知道陆氏和广明有私情，只有杜正得还蒙在鼓里。好友不忍他的处境，就把实情告诉了他。

就在陆氏又一次让公公出去吃酒时，杜正得假意出门，实则躲在离家不远处观望。

看到有个和尚进入家中，陆氏随即闭门后，他便操着把斧头进屋捉奸。

这时，广明也顾不得佛门教诲了，劈手夺过斧头将杜正得砍杀在床。

看着断了气的公公，陆氏顿时惊慌失措。广明安抚她说，只要按照他的计策行事，他二人不但能顺利脱身，还可以长相厮守。

凑巧的是，不多时后杜如意从外归来。他听到女儿的哭声后快跑进屋，只见陆氏披头散发跌坐在地，女儿趴在地上大哭她也不理，杜如意慌忙抱起孩子叱问陆氏发生何事。

陆氏眼珠一转，索性就按广明交待的话怒骂起来：“你爹见你久不归家，就对我起了色心，我抵死不从，用斧头将他砍杀了。”

杜如意大惊，冲到卧房一看，老爹俯卧在床，背上鲜血淋漓，已经断气。看着老爹的惨状，他忍不住嚎啕起来。

哭了半晌，杜如意镇静了一些，他觉得以老爹的为人是干不出这事的，就拉来陆氏质问。

陆氏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还壮着胆子说，只要你不怕丢你们杜家的人，咱们只管把这事捅到官府去，看看是谁蒙羞。

杜如意一看陆氏理直，一时间也被她唬住，只把老爹的尸身收拾了一番，又去买了个便宜的棺木摆置停当。

过了两日，杜如意开始发讣告，神情悲痛地告知亲邻好友，自己老爹暴病而去。杜正得的好友看他死得蹊跷，就把陆氏的事情告诉了杜如意。

杜如意听罢心里有了数，一纸诉状把陆氏和广明和尚告上了县衙。

知县倪存谟一听有人状告广明，立刻接过诉状细细查看。但是，他压根不相信广明会做出如此叛逆佛门之事。

他请来广明询问，广明拍着胸脯说，那杜如意是平日对他索要钱财不得，反口就来栽赃，还指天发起毒誓。倪存谟看广明都敢起誓了，就完全相信了他。

倪存谟把陆氏传上大堂，陆氏仍然坚称是公公图谋不轨，她用斧子砍杀了公公。

倪存谟见陆氏就是一个柔弱女子，料定她制服不了正值壮年的杜正得，就对陆氏用起了夹棍。

陆氏难忍疼痛，大喊道确实是公公爬灰，但是动手砍杀公公的却是丈夫杜如意。二人商量好由陆氏揽罪，这才说是自己动的手。

倪存谟听着这还像是实话，随之对杜如意动起了大刑。反复用了两三次刑，杜如意实在受不住，就按着倪存谟的引导承认是他砍杀了老爹。

人证、物证、口供都对上了，倪存谟判杜如意凌迟处死，随后向上呈报。

然而，负责审核的上级官员慧眼如炬，一下子就看出结案陈词上的漏洞——报官的杜如意被大刑伺候，被告之一的广明反而毫发无损，提供的证词也极少。

因为案情太过模糊，上级下令外调官员重审，这次将广明结结实实地惩治了一番，终于让他吐出实情。

最后整个案件大白天下，杜如意当庭释放却已半残，广明和陆氏凌迟处死，倪存谟草菅人命被判处斩。

父母官因为偏听偏信，将受害人家属屈打成招，不仅违背了其职责，还和政治清明的当局背道而驰，所以该知县才会被当作反面教材处以极刑。

我是@知于秋末观世间百态，悟个中情感。关注我，看更多发人深省的故事。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21年前，因为涉嫌强奸、杀人，安徽涡阳的车超等人相继被抓，最终，车超被判处死缓，李勇被判处无期。如今，李勇已经出狱，车超尚在服刑。#丈夫被判死缓 妻子申诉21年未果#

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事发当晚，车超将16岁女大学生王某掐昏后，和李勇等人先后对其实施奸淫。王某醒来后欲逃跑，当事人追上前去，将王某摁倒，并用砖头猛砸头部，致其死亡。

车超的妻子王侠已经坚持为他申冤21年，好不容易在2019年看到了曙光，安徽省检认为案件证据不足，向安徽高院提出检察建议，但安徽高院认为，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驳回了申诉。

用“两个基本”作为证明标准来认定一个人有罪，如今看来是荒唐的。即便是在当时，《刑事诉讼法》也是规定，只有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法院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两个基本”降低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与案件相关的某些事实是没有查清的，是存在疑点的，既然如此，根据疑罪从无以及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精神，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而不是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本案当中，可以证明车超、李勇有罪的证据主要是他们的有罪供述。然而，根据证人证言，事发之时，四个人是没有在一起的，既然没有在一起，又怎么可能一起对王某实施强奸并且将其杀害呢？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要重证据、轻口供，对于只有口供而无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的，不能认定一个人有罪，没有口供，但其他证据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可以认定一个人有罪。

但是，长期以来，口供都当做证据之王，嫌疑人落网之后，对嫌疑人进行讯问，拿下口供，成了“第一要务”。对于拒不交代的、“不老实”的嫌疑人，刑讯逼供成了“有效”的手段，扛不住的，就只能做有罪供述了。

因而，重口供的危害之一就在于此，为了突破嫌疑人，可能会使用一些非常之手段，甚至是违法犯罪的手段，殊不知，这样得来的口供不仅是不可靠的，也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

之所以会用非常手段来获取口供，很大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根本原因在于，有罪推定的思维。侦查机关在抓获嫌疑人之时，如果在主观上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他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嫌疑人一旦做无罪的辩解，就会被认为是不老实，进而可能被上手段。

因此，愚以为，尽管错案的出现有多种因素的影响，要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转变思维是很重要，向重证据、轻口供转变，摒弃口供为证据之王的固有观念。

对车超来说，他的幸运在于，我们的法制在进步，我们的法治也在进步，这是车超生仔这个时代的幸运，法治的进步，会给车超以希望和曙光。

对车超来说，最大的幸运在于，他虽然身在狱中，但妻子对他不离不弃，21年了，仍然在为他本奔波申诉，我想，这是是对车超最大的支持，也是他最大的希望。

#亳州头条# #亳州身边事#

虽然本案的真凶没有出现，但是正义必须实现

震惊全国的杜培武冤案，杜培武在监狱也不过26个月，而本案马廷新却在监狱中度过了28个月。杜培武的冤案洗清了、湖北钟祥四教师的冤案也昭雪了、安徽机电学院的刘明河改判无罪了、云南财贸学院的孙万刚也出狱了、河南的高铁钢已回到自己的家中。陈连荣一家的悲剧的确让我们倍感凄凉，也许抓住真正的凶手才是告慰那三个可怜灵魂的最好办法。但是，我想在九泉之下，他们一定也不愿意看到又一个无辜的冤魂来陪伴他们。我们无法忘记在一审开庭时，马廷新要求重新进行足迹鉴定，但是因为家人已无力承担鉴定费用而又被迫撤回申请，马廷新坚决地拒绝在撤回申请书上签字时所显露出的那种无助、绝望的眼神。两年多来，马廷新在冰冷的铁窗中度过了二十八个月，肉体上和精神上均承受了难以想象的伤痛。每当夜深人静监狱的铁门响起时，他都会不寒而栗，他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个深夜走上断头台，成为冤死鬼。然而，就在这样的心境中，这个坚强的、普通的农家汉子还是在阴阳界上熬到了今天，他始终坚信法律是公正的，所以在一次又一次的超期羁押中他甚至没有怨言，他太善良了，他曾善良的对我说：等我出去之后，我一定想办法找到真凶。每当想到这里，作为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我都会潸然泪下。其实他不知道，抓住真凶并不是他的责任；他更不知道，如果只有公正的法律而没有公正的执法人，那么他将很有可能面临身首异处的悲惨，而这种悲惨还是以法律的名义赋予的。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们看到的也许不是窦娥冤案的六月飞雪，但我们却无法回避马廷新，我坚强而善良的当事人他67岁的父亲老年丧子、40岁的妻子中年丧偶、4岁的女儿幼年丧父的凄惨结局，人生的三大不幸将在一夜之间降临于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们将不能承受如此之重的悲剧。马廷新知道在公开审理时，他才会有一个说真话而不会被用酷刑的机会。今天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尽管这一天也是在经历了又一次长达数月的超期羁押后到来的，也尽管我们都知道，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但这一天毕竟还是来了。我想我的当事人，坐在被告席上的马廷新，还会善良地把这一次的超期羁押理解为法院和法官对此案的重视。但是作为一名职业律师，作为本案的辩护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我的地位是独立的，除了以上我为马廷新提出的无罪辩护意见外，我还必须要说，今天对马廷新的羁押是非法的。一审期间马廷新的家属菅素玲在马廷新被超期羁押数月的情况下多次向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的要求，我也曾于二00四年十二月六日正式以马廷新辩护律师的名义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马廷新采取的强制措施。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在法律规定的七天之内得到任何答复。如果在高院审理期间，我的当事人连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那我们怎样才会相信公正的法律究竟要在何时才能实现其法律的公正。因此，在我发表辩护词的最后时刻，我只想说，我的当事人是无罪的，这是一起百分之百的错案、冤案和疑案。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疑案只能从无。

审判长、审判员，两年多来，我的当事人一直在受到非法的待遇。最后我再一次以马廷新辩护律师的身份郑重向法庭提出申请，请求依法解除对我当事人马廷新的强制措施。

(文中编辩护人系朱明勇律师)

都说包拯一生清廉，为何还要设疑冢？专家打开墓葬后给出解释

人们对于清官的第一反应就是两袖清风、为民请命，日子清贫。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处工厂在扩建时，疑似发现包拯的衣冠冢，但是包拯为官清廉，财力有限，怎么会有能力设置衣冠冢？

直到后来专家奉命考察，进入到墓穴当中后，有了惊人的发现，才解释了这一切。

包拯墓的传说

包拯，字希仁，北宋时期庐州人（安徽合肥人）。天圣五年考中进士，为官数十年，先后担任户部判官、开封知府、御史中丞等职位，晚年官至枢密副使，位高权重。天佑七年前包拯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包拯为官期间，勤政爱民，秉公执法，思维敏捷，破解了当时很多冤案奇怪案，深受当地的百姓爱戴，百姓称其为“包青天”。

包拯为官十年如一日地拒绝贿赂，以至于包拯去世的时候，家中无私财，甚至百姓自发捐款为包拯置办后事。

但是史书上并未记载包拯死后埋到了哪里，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认为包拯埋在了安徽合肥。因为包拯的祖籍就是这里的，根据古人的传统，死后回到祖籍地安葬是符合当时礼制的。

但是另外一种说法是认为包拯埋到了河南，因为包拯虽然祖籍庐州，但是后半生一直在朝为官，加上当时开封到庐州的路途遥远，运输极其不便。

而包拯去世的时候又是七月份，天气炎热，古代有没有火化遗体的传统，要是从开封运到庐州，大概要十天左右，那时尸体早就已经腐烂发臭，如果所以很多人认为包拯埋在了河南开封。

自古以来，这两种观点一直争吵不休，直到1973年，安徽合肥的一处工厂在扩建打地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墓葬群，其中一共有十二个墓葬。

专家听说后立马出动，经过实地考察后，确定了这是北宋时期包氏的家族墓葬。

专家还发现了一处墓葬中有墓志铭，上面记载着这墓中是包拯和其夫人的合葬之处，以及记载着包拯的生平和死后如何处理尸体被运到老家安葬，

至此考古人员才确定了这所墓穴是主人就是北宋时期大名鼎鼎的包拯。

包拯墓中惊天发现

发现包拯墓的几天后，上级领导批准了考古队员发掘包拯墓的请求。考古队员进入墓穴后发现这个墓不大，也就是几十平左右，当考古队员进入到主墓室后惊呆了。

主墓室不大，但是居然连棺材都没有，只是主墓室地上散落着零零散散的白骨，考古队员此刻脑海中不约而同地闪过一个念头—坏了，墓被盗了。

果然，考古队员在墓穴中私处寻找后，发现了该墓的西北角，有盗洞的痕迹，但是根据考古队员们分析，这盗洞类似于“官盗”这不太像是民间盗墓贼干的。

于是考古队员推测，包拯生前秉公执法，在朝堂上树敌颇多，这有可能是包拯的政敌为了报复包拯所做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金兵攻占庐州后，对庐州大肆劫掠，并且对庐州豪门大族的墓也不放过，包拯墓也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遭遇的不测。

为什么有包拯衣冠冢的说法？

我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甚至连丧葬都是极为讲究的。古代讲究道教轮回之说，古代的豪门贵族的掌权者去世后，往往会陪葬大量财物，希望他们死后这些财物也可以保证他们在阴间享受荣华富贵。

但是这就引来了一定风险，那就是—盗墓贼。

盗墓贼以盗墓为生，一旦有盗墓贼光顾的墓穴基本上财宝自然不必多说，可能连墓主人的尸骨都会被随意丢弃，这对于一个墓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很多王公贵族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都会设立几个假坟墓来迷惑盗墓贼，这些假的坟墓就是我们所谓的衣冠冢，所以衣冠冢当中是没有财宝和尸骨的。

最典型的就是曹操，曹操在位时得罪了很多人，再加上他早期为了筹措军费，甚至专门在军队中设立了负责盗墓的“摸金校尉”来盗墓，中原的汉墓基本上被曹操盗窃一空。

曹操也深知自己树敌颇多，去世后墓自己的也极大可能会遭此毒手。于是曹操在自己死后，有72辆马车赶着棺材从四个城门出发，所以曹操一口气设立了七十一个衣冠冢。

包拯衣冠冢的说法其实也是来源于很多人的猜测，经不起推敲。这些人认为当时包拯的墓里并未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只是有两块墓志铭和一些陶器、瓷器和铜器，连棺木都没有。

根据包拯生前副枢密使的官职来看，包拯墓太小，也是不符合但是这类官员的墓葬规模，加上包拯树敌颇多，因此很多人不相信这是包拯的墓，觉得包拯也是怕墓被盗所设立的衣冠冢。

但是问题来了，包拯为官清廉，去世时家中都没多少财物，怎么可能会有能力去设立衣冠冢？而且衣冠冢当中还能出现那么多陪葬品，就算这一切都可以解释，那么墓葬当中的人骨头怎么解释？

而且包拯不傻，他设立的衣冠冢不会在自己的家族墓葬当中设立 所以专家断定这个墓穴的墓主人就是包拯无疑。

可惜包拯一生为民，却死后也得不到安宁。不过好在我们国家已经对包拯的坟墓进行了保护，列为了省级重点保护单位。

并且在1987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将包拯墓迁到了包河东畔，重新为包拯修建了更大的墓，占地1500多平方米，颇为壮观。

每年清明节前后都会有大量游客或者是包氏家族的后人前来吊唁祭奠，这也是我们后人能为包拯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1390年，朱元璋将77岁的李善长满门抄斩，李善长翻出当年朱元璋赐给他的免死金牌，恳求饶他一命，谁知朱元璋冷笑一声：“你再仔细看看，金牌上写的是什么？”李善长仔细一看，顿时傻眼了！

只见后面写着“除谋反大逆”！李善长没想到朱元璋如此的心狠手辣，赐金牌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点！

李善长，明代著名开国功臣，辅佐朱元璋平天下、定乾坤，因深得朱元璋信任而被任命为宰相, 受封韩国公。

李善长本应凭其劳苦功高与尊崇地位安享清福, 颐养天年，但令人想不到的是，他竟在人生暮年被朱元璋以“有星变，须诛杀大臣”为借口送上了不归路。

李善长之死，被认为是明代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冤案，而李善长本人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典型的政治牺牲品。

李善长，安徽定远人，早年以“读书有智计”著称。公元1354年，朱元璋攻打滁州时，李善长前往觐见。他建议朱元璋仿效汉高祖刘邦豁达大度、知人善任的做法，如此则天下大定指日可待。

朱元璋遂留用他掌管文史，参与机要。在随后朱元璋南征北战的20余年间，因建功颇多, 朱元璋对其信任有加。

大明立国后，李善长受封韩国公，子孙世袭。同时, 授予李善长与其子“免死金牌”。当时受封的六人中, 李善长位列第一。至此, 他的权势达到顶峰，可谓荣耀至极。

明初的二三十年间，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 大肆杀戮功臣名将。胡惟庸在李善长举荐下，当了宰相后胡作非为，最终走上谋反之路。

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了胡惟庸。胡惟庸案后，有人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甚密。根据当时的法律，作为胡惟庸的故旧与举荐者，李善长自然难辞其咎，理当连坐。

朱元璋见年过古稀的李善长已不中用，并认为其对以“胡蓝之狱”摧毁淮西集团之事心怀怨恨，因而以“有星变, 须诛杀大臣应灾”为借口, 赐死李善长。

李善长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在家自缢而起，其家属70余人也未能幸免。

包丞相威武！

包拯999年出生于今安徽合肥肥东，殁于1062年的7月3日的视察时突然病故。北宋著名丞相。

因不附权贵，廉洁公正，英明果敢，为百姓解决实事，敢于断冤案，断死案，断黑案，故有“包青天”，“包公”的称号，更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赞誉之词。后人认为他是奎星转世，即对他以神明一样的崇拜。

包丞相，曾经也是一位孝顺儿子，1027年考中进士后，因父母老体弱，宁愿辞官回家照看父母，也不赴远方任职，几年后，

父母相继去世，并在双亲的墓旁建起草房守丧，待丧期满了以后，都不愿离去赴京为官，一直到了1037年，在父老乡亲的劝慰下，才依依惜别故乡赴京听选，获授安徽天长知县。

历任三司户部判官及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后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知谏院时，多次论劾权贵。再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祐六年（1061年），升任枢密副使。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世称“包待制”、“包龙图”。

逝世后，北宋皇帝宋仁宗亲临现场吊唁，并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后人称为“包孝肃”。

一日，纪晓岚拟好了一封信给他的亲家，让心腹快马加鞭送出。不久，乾隆派人彻查此事，发现信中无字，只装了一撮茶和盐。乾隆略一思索，震怒道：“这是死罪！即刻将纪昀下狱！”此后，100多人获罪，20多人被处斩。

这封信是纪晓岚给他的亲家卢见曾的。

卢见曾康熙二十九年出生于德州，祖上世代为官。他是父亲五十多岁的老来子，父亲特意给他取名“见曾”,谐音“见赠”,意为上天所赠。父亲对他十分疼爱，悉心栽培。

卢见曾聪颖好学，师从文坛泰斗，饱读诗书。

1711年，他乡试中举，但后来科举不顺，十年后才中了进士，任四川洪雅知县，步入了仕途。

洪雅位于四川西南，偏远苦寒且积弊已久。师友们替他扼腕叹息，卢见曾也犹豫是不是要留家照顾八十多岁的老父亲，但父亲勉励他要报效国家。

到达洪雅后，卢见曾体恤民情，劳心劳力，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让洪雅旧貌换新颜。

卢见曾后来自号“雅雨山人”，就是纪念自己在洪雅的初仕。

不久，卢见曾的父亲去世，他回家守孝三年。孝期未满，生母去世。紧接着，卢见曾的嫡母也去世了。

卢见曾相继丁忧四年。在此期间，他勤于读书并钻研地理水利，对于为官治民也有了更成熟的想法。

服孝期满，卢见曾任六安知州。当时安徽水患频发，他主持兴修了水利工程，有效地解决了水患，老百姓拍手称赞。

1736年，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赴任扬州。

扬州地势低洼，遇到大雨就会泛滥成灾,盐地也时常被淹没。卢见曾就上书朝廷,建议减缓盐民赋,并请求赈济,盐民们感恩戴德。

当时有盐商勾结官吏，侵占盐池，盐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上诉，但审判久久都没有结果。

卢见曾上任后，秉公判决“灶属商亭，粮归灶纳”，维护了盐民的利益，却因此得罪了不少官吏和不法盐商。

后来，这些人恶意中伤和诬告卢见曾，“被参一十七款，共诬脏银一千六十两”。1740年，卢见曾被革职，后来又被发配到塞外。

卢见曾一贯豁达洒脱，不拘小节，对朋友古道热肠，再加上自身才学一流，很多名士都愿与他结交。

早年间，辗转飘零到南京谋生的吴敬梓就与卢见曾相识，并成为挚友。他的《儒林外史》得到了卢见曾的倾力相助，书的两淮盐运使荀玫的人物原型就是卢见曾。

在扬州任职期间，卢见曾和当地的名流贤士广泛交往。

当他从扬州出发前往塞外时，扬州名流郑板桥、吴敬梓等百十人给他送行，还当场题画《出塞图》。

四年后，卢见曾冤案昭雪，被调任滦州知州。后来他又再次担任两淮盐运史，回到扬州。

在扬州，他筹集资金疏浚河道，解除了水患。他还修建了红桥二十四景及金焦楼观，景色雅致，一时游人如织。

扬州富庶，卢见曾素有才名又礼贤下士，很多文人墨客成为他的幕僚。

吴派汉学大师惠栋、皖派经学大师戴震都曾在卢见曾府内编校古籍。戴震等人重新编纂校勘、卢见曾出资刊刻的《经义考》，曾被乾隆大为赞赏。

此外，卢见曾对贫寒文士也尽力周济。吴敬梓去世后,卢见曾出资将《儒林外史》刊刻成书,才让世人有缘得见这本著作。

乾隆二十二年春，卢见曾在红桥举行“修禊”活动，扬州八怪、吴敬梓等文坛的名流数十人出席，当场作诗和诗的多达7000人，编成了三百余卷诗集，一时传为美谈。

1762年，73的卢见曾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三年后，乾隆南巡路过德州，还亲自题写了“德水耆英”的匾额赐给他。

1768年，当时的两淮盐政尤世拔上了一道奏折，弹劾前任盐政使利用权利谋私，与负责盐买卖的地方官吏、商贩勾结，侵吞了高达一千万两白银。

当时的盐业是官督商办。有衙门颁发的 “盐引”，盐商才能进行盐的买卖。“盐引”的数量，每份“盐引”的价格以及每份“盐引”所允许经营的盐的重量都有会变化，这中间就有利益的空间。

看到奏折后，乾隆怒不可遏，决定严惩两淮的盐官，以儆效尤。其中也包括卢见曾，因为有人揭发他收受盐商价值万余的古玩。

这个消息被纪晓岚得知。他了解卢见曾的为人，想提醒亲家要小心被陷害，但又不能做得明目张胆，否则就会引火上身。

思来想去，他将一小撮茶叶和一小撮盐放入一个信封中，然后派人快马秘密送给卢见曾。

已经退休6年的卢见曾收到纪晓岚的信，便知道事情不简单。看到信封内的东西，他思考一番，就领会了其中的意思。

但为时已晚，很快卢见曾就被千里迢迢从德州押解回了扬州审讯。因为年事已高，他最后就死在了扬州的大牢。这一场两淮盐引案，前后有100多人获罪，20多人被处斩。

而纪晓岚送信的事情也被乾隆知晓。念及纪晓岚文采斐然，乾隆最后从轻发落，将他贬去了迪化。 纪晓岚从大牢里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亲家已经去世。

随后， 纪晓岚动身前往迪化。庆幸的是，他受到当地官员们的厚待。

三年后，纪晓岚便被召回编纂《四库全书》。而此后不久，刘统勋也终于为卢见曾昭雪。

当年离开扬州之时，卢见曾依依不舍地感慨道，“未合死扬州。”没想到他最后竟然死在扬州。算不算圆了他对扬州的留恋呢？

#民警办案时强奸女性获刑4年半# #安徽合肥一民警办案途中强奸被盘问女性#

根据公开信息，阐述个人观点

强奸罪是严重的暴力性犯罪，强奸行为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与心理上长期和严重的影响。我国刑法对强奸罪的量刑规定了两个量刑幅度，一般情况下量刑幅度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情节恶劣、强奸多人、公众场所当众强奸、二人以上轮奸、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的量刑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由于犯罪行为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立法者难于通过具体的列举来涵盖所有的“情节恶劣”的情形。因此，“情节恶劣”只是概括性的条款，具体是否属于情节恶劣应有审判人员综合案件的各个情况在量刑幅度内综合考量。同时，也不能简单的认为没有明确列举为情节恶劣情形的，就一律认为不属于情节恶劣的情形，这是不科学的。

1，本案中被告人张云龙利用职权实施强奸的行为，量刑是否偏轻？

结合张云龙的职业属性、利用职权程度、行为手段等方面考虑认为，对被告人张云龙的量刑四年六个月有所偏轻。个人认为将被告人张云龙利用职权的行为判定为“情节恶劣”较为适宜。

首先，被告人张云龙身为人民警察，身上肩负着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特殊使命，肩负这种使命，意味着法律法规对此职业进行高标准、严要求是必然的，这是由该职业使命所决定的。

其次，为了连续、顺利的实施强奸行为，被告人张云龙先后两次利用手中的职权如“电话通知辅警童某、邹某到房间内协助询问，并安排二人将李某2、杨某二人带至房间外过道进行看管”“当日凌晨3时许，被告人张云龙又安排辅警童某、邹某将李某2、杨某二人带回双岗派出所”

被告人张云龙不仅仅不规范执法，而且为实施强奸将手中的权利沦落为自己实施犯罪的工具，利用职权创造了实施强奸犯罪的环境。

再次，被告人张云龙具有特殊的职权且有以上滥用职权的行为，其不仅追求且必然使被害人处于无法反抗、不敢反抗的孤立无援的境地。“以公安民警办案的公务身份对被害人进行审查盘问，并单独审讯，双方所处位置并不平等。面对被告人简单粗暴的办案方式，如对被害人罚跪，对其他相关人员随意动用刑具（手铐），加之被害人有容留卖淫罪的前科。”因此，对被害人产生相当的心理压制，产生极大的恐惧。

最后，被告人张云龙的强奸行为与其他强奸罪相比，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更大。在实施强奸过程中其不仅仅“通过打脸、拉拽、言语威胁等暴力、胁迫手段”还滥用职权清空了周围环境，巧妙而卑劣的将自己和被害人置于“真空”环境内。本应用于保护群众的职权，却用于违法犯罪，拥有特殊职权的他比普通人犯罪更容易侵害社会，这是十分可怕的。

因此，被告人张云龙应当承担更重的法律责任、对其课以较重的刑罚，这应是警察利用职权犯罪所应受到的必然的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也是与其所肩负的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特殊使命相对应的，使命越大责任越大。

另外，面对肩负特殊职责和使命的民警，对于被害人而言本以为可以信任和托付人身安全免受不法侵犯的，却意外遭受被告张云龙利用职权性侵，对被害人的心理伤害可想而知，影响也是极为恶劣的。

2，被害人有犯罪前科，是否影响被告人的量刑？

对于被害人是否有前科，不会成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考虑情节，前科并不是促使和刺激被告人犯罪的因素，被害人的任何过去都不能成为被告人实施强奸犯罪的借口。

3，能否简单根据量刑结果来判断是不是错案？

我国法律对于强奸罪案件的情节恶劣的情形，并没有一一详细列举，因为犯罪具有复杂化、多样化，如果将情节恶劣的情形完全依靠以列举的方式来一一设定，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穷尽列举的。所以，判断对于某些情节在量刑时适用的幅度，就需要审判人员结合案件细节、各个方面、经验、影响等因素综合考量，难免把握的不够全面不够精准。另外，“上诉不加刑”，所以，不能依此此简单认为某个案裁决就是错误的。

作为法律工作者，也希望最高院有更多的指导性案例、意见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