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户口苏州公务员（常熟公务员报考）

江苏的公务员在职工资是最高的，特别是常熟，一般公务年薪都在三十万元以上。，而且退休工资也是最高的，

江苏作为经济强省，退休工资也应该高于其它省份，可退休工资在全国排名中等偏上点，真和这个强省不相符啊。特别是企业退休的更低。希望江苏在这方面做出全面的榜样。

苏州连续九天，单日新增超过50例。11月29日，新增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87例，是苏州新增阳性最多的一天。

常熟新增阳性30例，是所有区县最多的；园区新增阳性12例，仅唯亭街道联建集宿区就新增了好几例，按此前常熟两个宿舍的情况来推测，后续还会有新增。

昨天，苏州公布了72个高风险区。新增的阳性中，有24例是在重点人群筛查中发现，28日这个数字是23例，基本持平。

昨天下班，念哥和天津的朋友聊了会天，天津每天要新增几百例，上班还是照旧。苏州每天新增几十例，已经是殊为不易的防控成果了，毕竟苏州有几百万外来人口，又是劳动力用工大市。

目前的防疫措施，大家应该都能体会，比之前有了很大的调整，念哥用一句话形容：适度宽松，张弛有度。

我们有近3亿老年人，这个数字已经接近美丽国的人口总数。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确诊后，得重症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坚持防疫不放松，适度放开人员流动，才是对我们最好的。

我是念哥，做人事的念哥，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点赞！#苏州发布# #头条创作挑战赛#

“老乡，你知道吴琳吴尚书住在哪里吗？”问这句话的人是朱元璋的使者，听这句话的人是正在田里插秧的老农。

老农听到他问的是吴琳，当即就放下手里的稻苗，挺直腰板回答他：“我就是吴琳，你有什么事情吗？”

使者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吴琳是前任的吏部尚书，吏部位居六部之首，主管人事，其他的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

毕竟要是在考察的时候，他给你记上一笔，那就得不偿失。

正是因此，使者来到吴琳老家找吴琳的时候，都是专门挑大房子找，结果一直没有找到，倒是在田地里找到。

使者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直勾勾的盯着老农看，不断的上下打量，才确定他真的是吴琳。

朱元璋找吴琳原本就没有什么事，只是想看他过得到底怎么样，以防他仗着人脉，横行乡里。

使者回去向朱元璋报告了吴琳的生活情况，朱元璋感慨万分，堂堂的吏部尚书，退休了竟然需要下地干活补贴家用。

从洪武十三年起，朱元璋就撤销丞相一职，六部尚书直接对朱元璋负责，地位也是水涨船高，当时还没有出现内阁。

尚书作为朝廷的二品官员，按道理来说，再怎么不济也用不着下田干活，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洪武时期，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工资才只有九十石米。九十石米相当于什么概念？相当于不到两万斤的粮食。

两万斤好像挺多的，但是一拆开，那简直是不让人活。

七品的知县相比于朝廷的官员品级虽然低，但是家里也需要有厨师、仆人，要不然怎么敢说自己是知县。

而在县衙，有一部分人朝廷是不发工资的，而这一部分人至少有五个起步。

单靠不到两万斤的粮食，养活家里的人都够呛，更别提还要养活县衙里的。

地方上的官员都已经为了生活发愁，更何况朝廷上的官员。

朝廷上的官员在京城工作，总得需要一个住的地方，而京城作为国家的首都，房租、物价肯定不是一般的贵，发下来的工资不是一般的不经花。

最主要的是，朝廷就是一个小社会，某某个人家里娶老婆，某某个人升官，某某个人买了新房子，都得需要钱买礼物。

总不好意思空着手去，也不好意思随便在地摊上买一个东西就拎着去，要么就不买，要么就买贵的，要不然面子往哪里搁。

娶老婆，升官，买房子不可能年年都有，但是节日那是年年都有，而逢年过节互相串门又是我国的传统，又是一笔开销。

单靠着领工资，活一辈子也在京城买不了房子，像吴琳一样到了晚年，还得亲自工作的例子，在洪武时期比比皆是。

他们虽然看起来落魄，但却是官员们的羡慕对象。

由于朱元璋给的工资实在太低，这也怪不得官员们贪污，可是朱元璋却看不惯官员们贪污，贪污一个抓一个。

一开始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处死，后来见官员们贪污的势头不减反增，一怒之下直接下令，只要贪污直接处死。

朱元璋由于是从底层起来的，深知官官相护这个道理，当年他的父母之所以饿死，就是因为官官相护，将朝廷发下来的粮食都给贪污了。

朱元璋并不相信官员们能够互相监督，直接派出只对自己负责的心腹检校到处打探消息。

检校打探消息的手法很特殊，通过别人了解你，这是最基础的操作。高级的操作是，他明明躲在你的家里，但是你却不知道他在你的家里。

就比如国子监宋纳，坐在自己的家里生闷气，到了早上上早朝的时候，朱元璋拿出了一幅画像，这幅画像画的就是昨晚的他。

可想而知检校到底有多可怕，你在你家里坐着，竟然还有一个人也在你的家里，还别有兴致的画起了你，想想都毛骨悚然。

从其中也可以看出检校的工作效率之高，正是由于检校的工作效率太高，以至于当时经常出现滑稽的一幕。

那就是，犯人戴着手铐，而在上面审案的知县也戴着手铐，与犯人不同的是，知县到后面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检校。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知县犯了贪污罪，等到他处理完了手头上的工作，就得到朱元璋那里受罚，轻则流放，重则处死。

在当时当官是一个要命的活，过得穷苦不说，还得每天提心吊胆，千万不要认为只要不贪污就没事，不贪污，一样有可得死。

就比如，空印案、郭桓案两件案件牵扯到的官员，其中难道缺乏清官吗？不缺。

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平时节俭的连块肉都舍不得买，结果还是被拉出去砍头。你不贪，难道保证得了你的同事不贪吗？

到时候给你判个连坐，一样得完蛋。

既然当官的待遇这么低，那为什么还要去当官，逼不得已。

你要是当了官，想要辞职，朱元璋直接就给你判个大不敬的罪名，非杀不可。

你要是读书有成，却不敢出来当官，朱元璋就下令叫地方的官员逼你出来当官，你不当也得当，不当就是个死。

朱元璋如此刻薄，为什么明朝没有像秦朝那样的二世而亡呢？因为朱元璋从未亏待过百姓，相反还优待百姓。

相比于官员，他更加相信百姓。

只要地方官出现贪污的行为，百姓可以联合起来，将他们捉拿到京城，沿路上要是有人敢阻挠，直接处死。

乐亭县的赵罕辰，常熟县的陈寿六都干过这种事。

别的政策不说，就这一条政策，你叫百姓怎么恨得起朱元璋。

今早新区大润发已封控，看到视频里被封的人们，有种说不出的心酸……

珍惜还能上班的日子，感恩公司，就在今天上午，人事给我们每个人签了年度涨薪单(偶涨了520)，疫情下很多人没有收入，吃饭都成问题，真心感恩公司[比心]

#苏州疫情#

为何苏州很难像杭州那样迎来房价暴击？不外乎四大原因，直接来干货：

1.产业结构相去甚远

按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占比看，苏州传统产业占比为72%，新兴产业占比为28%，按第三产业占比看，苏州服务业占比50%略多一点，而杭州服务业占比为67%，其中数字经济占比更是一骑绝尘。

因此，你无论去苏州的哪个新城，东部的园区、西部的科技城、西南的苏州湾太湖新城、北部的高铁新城，周边遍地都是满目的旧厂房，这些旧厂房就是传统产业的表征，苏州虽然GDP上了2万亿，但已是强弩之末，苏州类似于一个大胖子，虽然体重大，但无法快步前行，过去成就苏州的，现在反而成了苏州转型的沉重枷锁，这就是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事物总是走向它的反面。在城市发展的路上，不进则退，没有第三个选择。苏州未来要走出目前的困境，必须要发展新的高附加值的智能制造业，才能避免走美国底特律等铁锈带的老路。但转型不易，尚需时日。

2.人口导入力度不够

因为产业的原因及其它一些政策力度的因素，苏州最近五年人口导入速度跟杭州差距太大。最近五年苏州户籍人口每年新增在11万到19万之间，平均每年约14万，而杭州2019年新增户籍人口55万，超过深圳，2020年光新增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就34万之巨。如果从常住人口的角度看，苏州过去五年仅新增了13万，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

这是因为苏州的高薪就业岗位不够充裕，对年轻人才的吸引力不够，加上过去几年苏州的落户政策相比杭州显得过于保守，虽然最近苏州加大了落户政策的宽松力度，但要形成规模效应还需要时间积累。

3.文化认同欠缺凝聚

苏州下面的张家港昆山常熟等县都是常年霸榜百强县前十名的主，他们不说自己是苏州人，他们直接说自己是昆山人常熟人，他们称呼苏州市区的人才叫苏州人。因此散装苏州的凝聚力不够，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要么当地置产，要么去上海置产，当然也有到苏州市区置产的，但绝不会像浙江富人一样，把杭州置产作为必选项，不在杭城弄套不动产都不好意思混圈。记得曾经听到一个像笑话的真实故事，昆山当地的国企待遇远超苏州市区，如果因人事提拔去市区上班，朋友们往往在送别宴上对提拔的同志表示集体同情。因此，苏州城区缺少那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氛围。

4.城市定位稍显逊色

地表最强地级市和长三角副中心城市杭州，在城市定位上还是有差距。苏州虽然红遍全国，但也只是个普通地级市。而杭州作为省会和副省级城市，杭州湾南部核心城市，长三角枢纽级城市，全球数字经济中心之一，显然光芒耀眼得多。未来杭州的定位一定是冲着第五个一线城市去，而苏州只能继续扮演工业制造重镇的角色，虽然实体经济未来仍然重要，但杭州的新兴制造业也并不落后，比如海康威视和大华股份都是排得上号的新制造企业。因此苏州的相对优势并不那么明显。

事实上，苏州目前的房价已经疲态尽显了两年，苏州的刚需型房产价格天花板相比杭州已经落后了至少一个身位，未来5年，苏州房价能够迎来50%的涨幅，但翻倍还是非常困难的，指望苏州的房价像杭州那样暴击是不现实的。

1940年3月，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陈璧君虽未正式任什么实际重要职务，但她有“汪夫人”、“辛亥功臣”、“首义分子”、“最高干部会议”成员、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一系列身份，使不少伪国府要员对她言听计从，就连汪精卫也要受制于她。

实际上，陈璧君与汪精卫并肩主政把握实权，声势显赫。

陈璧君生性泼辣，喜干预汪精卫的政事。汪伪圈内有个说法：“汪精卫在当天会上决定的事，不能作数，晚上回去，汪夫人一反对，第二天汪准推翻。”

举凡政权人事，陈璧君必逐一过问，并将迎合其意者荐汪，使之委以重任。而汪一向畏陈，多予从之。用周佛海在1940年3月21日的日记中的话来说，是为“椒房之害也”。

褚民谊是陈璧君的堂妹夫，此人虽做过国民党大官，但过去唱过大花脸，拉过马车，踢过毽子，放过风筝。组建伪政府时，陈壁君和汪精卫合计让褚当行政院副院长和海军部长。

周佛海认为：“褚有此行径，当行政院副院长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便与陈公博再三劝汪改变主意。结果，褚虽不当海军部长，但还是当了行政院院长，并且因陈璧君的面子，还当上了外交部长。

汪精卫曾想让褚民谊当行政院秘书长，让陈璧君的堂侄陈春圃当副秘书长。陈春圃不愿当副要当正，并取得堂姑母陈璧君的支持。结果，汪精卫从了陈壁君。

又有一次，高干会议讨论人事，周佛海认为罗君强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次长驾轻就熟。陈璧君因对罗不满，要罗当尚无边可言、有名无实的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竟一锤定音。

陈璧君还在汪精卫的随从室遍布其亲信，如让其胞侄陈国琦掌管第一室(总务)，让汪之侄孙婿周恭生掌管第二室(秘书)，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均为陈之私党，即所谓“夫人派”。

陈璧君为了加强对随从室的控制，又提出设公馆机要秘书数人，派陈春圃，以及她的五弟、伪航空署长陈昌祖为机要秘书，对随从室实行监督。

广东是汪精卫的家乡，港、澳又紧挨广州，因此汪精卫、陈璧君对广东十分重视。汪伪“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广东已有个日军所支持的伪广东省政府，头目为彭东原。

1940年4月，汪伪行政院第四次会议决定成立汪伪广东省政府，由在南京的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兼主席，实际却由陈璧君胞弟陈耀祖代理主席(翌年1月改称省长。1944年陈耀祖被军统刺死，陈璧君让陈春圃任省长)。

但汪精卫、陈璧君还是放心不下，汪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写一手谕，派陈璧君指导西南党政军事宜，名义为广东省政务长。陈璧君持此坐镇广州，成了伪广东省政府的太上皇。

伪广东省政府的军政大事，皆取决于陈璧君。如改编李辅群部，调派王英儒往泰国办理联络驻泰日军事务，许少荣调任伪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何丽闻代理汕头市长等，均须报她和汪精卫核准。

陈璧君两个月坐镇广州，两个月去汪伪首都南京，不在广东时，陈耀祖要向她电报请示、汇报。

陈璧君还在广东省政府安插不少亲信，除其胞弟陈耀祖任省主席兼建设厅长外，如财政厅长汪宗准是精卫之胞侄，且一向走门路；民政厅长王英儒、教育厅长林汝珩，相传为陈之谊子；县长中有不少也系陈之亲信。

就是伪中央派到广东的财务和其他人员，也要先征求陈璧君的意见。她还“指导”汪伪特工华南区区长廖公劭的工作，廖公劭、陈赓廷、简树等各项情报，均分别报请她鉴核。

陈璧君为了捧汪精卫“清乡”的场，同时也为了借机炫耀自己、游玩吃喝，曾带着一些人到苏州、杭州等地视察“清乡”区。她到苏州、常熟视察“清乡”区时，既不听汇报，也不参加会议，只是游玩一下，带回大批土产。

陈璧君看到苏州古玩店里古董，爱不释手，却嫌价高而不买一件。但她的手下、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让人将她喜欢的古董买下后送她。

1943年清明节前后，陈璧君去杭州视察“清乡”区。她带着伪内政部长陈群、陆军部长叶蓬、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等人，以及她的侄子、侄女、女婿，由“清乡委员会”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陪同，包乘精卫平时乘坐的专列，浩浩荡荡向杭州进发。

“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电令沪杭铁路沿线挂贴欢迎标语。伪浙江省政府派军警强迫民众团体和居民到杭州站欢迎。所住日本华中铁道办的西冷饭店，由伪军警、特务戒备。

其实，当时杭州未搞“清乡”。陈璧君到杭州后，伪省长傅式说盛情招待外。归程时，陈璧君带着伪四省(闽、浙、皖、赣)边区行营和傅式说送的杭州土产、礼品，把一节专列车厢塞得无空隙余地。

汪精卫死后不久，日军南进失败，伪广东省长陈春圃见大势已去，就逃跑别处。伪民政厅长、伪汕头市长也跑了，连陈壁君平时最宠信的、在广东的左右手伪广东省府教育厅长林汝珩、警务处长汪屺也私自逃离。陈璧君大骂他们“无本心”，舍她而去。

此时的陈璧君还以“领袖夫人”、“正统角色”自居。她在上海准备回广州坐镇时，曾对罗君强说:“我现在回广州看看，让公博、佛海在这边干。如果三个月后他们干得不好，我再回来革命！”#历史回眸#

1940年3月，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陈璧君虽未正式任什么实际重要职务，但她有“汪夫人”、“辛亥功臣”、“首义分子”、“最高干部会议”成员、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一系列身份，使不少伪国府要员对她言听计从，就连汪精卫也要受制于她。

实际上，陈璧君与汪精卫并肩主政把握实权，声势显赫。

陈璧君生性泼辣，喜干预汪精卫的政事。汪伪圈内有个说法：“汪精卫在当天会上决定的事，不能作数，晚上回去，汪夫人一反对，第二天汪准推翻。”

举凡政权人事，陈璧君必逐一过问，并将迎合其意者荐汪，使之委以重任。而汪一向畏陈，多予从之。用周佛海在1940年3月21日的日记中的话来说，是为“椒房之害也”。

褚民谊是陈璧君的堂妹夫，此人虽做过国民党大官，但过去唱过大花脸，拉过马车，踢过毽子，放过风筝。组建伪政府时，陈壁君和汪精卫合计让褚当行政院副院长和海军部长。

周佛海认为：“褚有此行径，当行政院副院长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便与陈公博再三劝汪改变主意。结果，褚虽不当海军部长，但还是当了行政院院长，并且因陈璧君的面子，还当上了外交部长。

汪精卫曾想让褚民谊当行政院秘书长，让陈璧君的堂侄陈春圃当副秘书长。陈春圃不愿当副要当正，并取得堂姑母陈璧君的支持。结果，汪精卫从了陈壁君。

又有一次，高干会议讨论人事，周佛海认为罗君强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次长驾轻就熟。陈璧君因对罗不满，要罗当尚无边可言、有名无实的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竟一锤定音。

陈璧君还在汪精卫的随从室遍布其亲信，如让其胞侄陈国琦掌管第一室(总务)，让汪之侄孙婿周恭生掌管第二室(秘书)，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均为陈之私党，即所谓“夫人派”。

陈璧君为了加强对随从室的控制，又提出设公馆机要秘书数人，派陈春圃，以及她的五弟、伪航空署长陈昌祖为机要秘书，对随从室实行监督。

广东是汪精卫的家乡，港、澳又紧挨广州，因此汪精卫、陈璧君对广东十分重视。汪伪“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广东已有个日军所支持的伪广东省政府，头目为彭东原。

1940年4月，汪伪行政院第四次会议决定成立汪伪广东省政府，由在南京的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兼主席，实际却由陈璧君胞弟陈耀祖代理主席(翌年1月改称省长。1944年陈耀祖被军统刺死，陈璧君让陈春圃任省长)。

但汪精卫、陈璧君还是放心不下，汪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写一手谕，派陈璧君指导西南党政军事宜，名义为广东省政务长。陈璧君持此坐镇广州，成了伪广东省政府的太上皇。

伪广东省政府的军政大事，皆取决于陈璧君。如改编李辅群部，调派王英儒往泰国办理联络驻泰日军事务，许少荣调任伪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何丽闻代理汕头市长等，均须报她和汪精卫核准。

陈璧君两个月坐镇广州，两个月去汪伪首都南京，不在广东时，陈耀祖要向她电报请示、汇报。

陈璧君还在广东省政府安插不少亲信，除其胞弟陈耀祖任省主席兼建设厅长外，如财政厅长汪宗准是精卫之胞侄，且一向走门路；民政厅长王英儒、教育厅长林汝珩，相传为陈之谊子；县长中有不少也系陈之亲信。

就是伪中央派到广东的财务和其他人员，也要先征求陈璧君的意见。她还“指导”汪伪特工华南区区长廖公劭的工作，廖公劭、陈赓廷、简树等各项情报，均分别报请她鉴核。

陈璧君为了捧汪精卫“清乡”的场，同时也为了借机炫耀自己、游玩吃喝，曾带着一些人到苏州、杭州等地视察“清乡”区。她到苏州、常熟视察“清乡”区时，既不听汇报，也不参加会议，只是游玩一下，带回大批土产。

陈璧君看到苏州古玩店里古董，爱不释手，却嫌价高而不买一件。但她的手下、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让人将她喜欢的古董买下后送她。

1943年清明节前后，陈璧君去杭州视察“清乡”区。她带着伪内政部长陈群、陆军部长叶蓬、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等人，以及她的侄子、侄女、女婿，由“清乡委员会”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陪同，包乘精卫平时乘坐的专列，浩浩荡荡向杭州进发。

“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电令沪杭铁路沿线挂贴欢迎标语。伪浙江省政府派军警强迫民众团体和居民到杭州站欢迎。所住日本华中铁道办的西冷饭店，由伪军警、特务戒备。

其实，当时杭州未搞“清乡”。陈璧君到杭州后，伪省长傅式说盛情招待外。归程时，陈璧君带着伪四省(闽、浙、皖、赣)边区行营和傅式说送的杭州土产、礼品，把一节专列车厢塞得无空隙余地。

汪精卫死后不久，日军南进失败，伪广东省长陈春圃见大势已去，就逃跑别处。伪民政厅长、伪汕头市长也跑了，连陈壁君平时最宠信的、在广东的左右手伪广东省府教育厅长林汝珩、警务处长汪屺也私自逃离。陈璧君大骂他们“无本心”，舍她而去。

此时的陈璧君还以“领袖夫人”、“正统角色”自居。她在上海准备回广州坐镇时，曾对罗君强说:“我现在回广州看看，让公博、佛海在这边干。如果三个月后他们干得不好，我再回来革命！”

1940年3月，汪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陈璧君虽未正式任什么实际重要职务，但她有“汪夫人”、“辛亥功臣”、“首义分子”、“最高干部会议”成员、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一系列身份，使不少伪国府要员对她言听计从，就连汪精卫也要受制于她。

实际上，陈璧君与汪精卫并肩主政把握实权，声势显赫。

陈璧君生性泼辣，喜干预汪精卫的政事。汪伪圈内有个说法：“汪精卫在当天会上决定的事，不能作数，晚上回去，汪夫人一反对，第二天汪准推翻。”

举凡政权人事，陈璧君必逐一过问，并将迎合其意者荐汪，使之委以重任。而汪一向畏陈，多予从之。用周佛海在1940年3月21日的日记中的话来说，是为“椒房之害也”。

褚民谊是陈璧君的堂妹夫，此人虽做过国民党大官，但过去唱过大花脸，拉过马车，踢过毽子，放过风筝。组建伪政府时，陈壁君和汪精卫合计让褚当行政院副院长和海军部长。

周佛海认为：“褚有此行径，当行政院副院长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便与陈公博再三劝汪改变主意。结果，褚虽不当海军部长，但还是当了行政院院长，并且因陈璧君的面子，还当上了外交部长。

汪精卫曾想让褚民谊当行政院秘书长，让陈璧君的堂侄陈春圃当副秘书长。陈春圃不愿当副要当正，并取得堂姑母陈璧君的支持。结果，汪精卫从了陈壁君。

又有一次，高干会议讨论人事，周佛海认为罗君强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次长驾轻就熟。陈璧君因对罗不满，要罗当尚无边可言、有名无实的边疆委员会委员长，竟一锤定音。

陈璧君还在汪精卫的随从室遍布其亲信，如让其胞侄陈国琦掌管第一室(总务)，让汪之侄孙婿周恭生掌管第二室(秘书)，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均为陈之私党，即所谓“夫人派”。

陈璧君为了加强对随从室的控制，又提出设公馆机要秘书数人，派陈春圃，以及她的五弟、伪航空署长陈昌祖为机要秘书，对随从室实行监督。

广东是汪精卫的家乡，港、澳又紧挨广州，因此汪精卫、陈璧君对广东十分重视。汪伪“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广东已有个日军所支持的伪广东省政府，头目为彭东原。

1940年4月，汪伪行政院第四次会议决定成立汪伪广东省政府，由在南京的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兼主席，实际却由陈璧君胞弟陈耀祖代理主席(翌年1月改称省长。1944年陈耀祖被军统刺死，陈璧君让陈春圃任省长)。

但汪精卫、陈璧君还是放心不下，汪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名义写一手谕，派陈璧君指导西南党政军事宜，名义为广东省政务长。陈璧君持此坐镇广州，成了伪广东省政府的太上皇。

伪广东省政府的军政大事，皆取决于陈璧君。如改编李辅群部，调派王英儒往泰国办理联络驻泰日军事务，许少荣调任伪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何丽闻代理汕头市长等，均须报她和汪精卫核准。

陈璧君两个月坐镇广州，两个月去汪伪首都南京，不在广东时，陈耀祖要向她电报请示、汇报。

陈璧君还在广东省政府安插不少亲信，除其胞弟陈耀祖任省主席兼建设厅长外，如财政厅长汪宗准是精卫之胞侄，且一向走门路；民政厅长王英儒、教育厅长林汝珩，相传为陈之谊子；县长中有不少也系陈之亲信。

就是伪中央派到广东的财务和其他人员，也要先征求陈璧君的意见。她还“指导”汪伪特工华南区区长廖公劭的工作，廖公劭、陈赓廷、简树等各项情报，均分别报请她鉴核。

陈璧君为了捧汪精卫“清乡”的场，同时也为了借机炫耀自己、游玩吃喝，曾带着一些人到苏州、杭州等地视察“清乡”区。她到苏州、常熟视察“清乡”区时，既不听汇报，也不参加会议，只是游玩一下，带回大批土产。

陈璧君看到苏州古玩店里古董，爱不释手，却嫌价高而不买一件。但她的手下、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让人将她喜欢的古董买下后送她。

1943年清明节前后，陈璧君去杭州视察“清乡”区。她带着伪内政部长陈群、陆军部长叶蓬、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等人，以及她的侄子、侄女、女婿，由“清乡委员会”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陪同，包乘精卫平时乘坐的专列，浩浩荡荡向杭州进发。

“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电令沪杭铁路沿线挂贴欢迎标语。伪浙江省政府派军警强迫民众团体和居民到杭州站欢迎。所住日本华中铁道办的西冷饭店，由伪军警、特务戒备。

其实，当时杭州未搞“清乡”。陈璧君到杭州后，伪省长傅式说盛情招待外。归程时，陈璧君带着伪四省(闽、浙、皖、赣)边区行营和傅式说送的杭州土产、礼品，把一节专列车厢塞得无空隙余地。

汪精卫死后不久，日军南进失败，伪广东省长陈春圃见大势已去，就逃跑别处。伪民政厅长、伪汕头市长也跑了，连陈壁君平时最宠信的、在广东的左右手伪广东省府教育厅长林汝珩、警务处长汪屺也私自逃离。陈璧君大骂他们“无本心”，舍她而去。

此时的陈璧君还以“领袖夫人”、“正统角色”自居。她在上海准备回广州坐镇时，曾对罗君强说:“我现在回广州看看，让公博、佛海在这边干。如果三个月后他们干得不好，我再回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