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始县公务员（固始县公务员招聘信息）

韩复榘的山东省政府设在厦门珍珠泉大院内，秘书长是张绍堂。下面分设四个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只有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科班出身。

秘书长张绍堂是跟韩复榘当司书提起来的，是韩的亲信，不但平时对韩复榘唯恭唯谨百般奉承，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韩拍马捧场。

有一次，韩在朝会上对一千多公务员讲话，他说《三国演义》中关公最好，他最佩服关公。韩下台后，张绍堂接着上台讲话说:“刚才主席说三国里关公最好，你们说除了关公以外，第二个最好的人是谁?”

见没人答复，他自己接着又说了:“我看第二个最好的人是周仓，周忠于关公，能为关公死，今天在场的哪个能为主席死?我张绍堂就能为主席死。”韩复榘坐在一旁乐开了花。

张绍堂得到韩的信任以后，山东省政府的政令几乎由他一人包办。本来各县县长应归民政厅管理，却被操于张绍堂之手，李树春的民政厅却成了公文呈转的收发室。

当时的县长没有一个不给张送钱，除了上任时要钱，平时遇节送礼也要钱，点心盒子、纸烟筒里，都装着钞票。有一次，张绍堂招待客人，勤务兵不小心拿了一筒“炮台烟”让客人吸，打开一看都是钞票，成了公务员中谈话的笑料。

张绍堂向县长要钱，还有个鬼办法。每发表一个新县长，如到任两个月不送钱，他就打电话问这位县长:“你怎么还没写工作报告来呢?”明白他这个道道的，知道是催钱来了，就答复:“我正准备写了送去。”这样赶快把款送去就没事。

不明白他这一手的要真答复他:“我早报告了。”他就会在电话上生气地说:“我怎么还没看见啊?”这样一来，这个县长就要倒霉。

另外，县长送了钱，又不能向他要收条，也不能当面问他，怎么知道他收到没收到呢?张绍堂也有个鬼办法，他预先准备了一些控告县长的信，当送过钱的县长去看他时，他把信拿出来叫这位县长看看，并对他说:“哪里有这事呀?这是诬告，不要管它，好好地干。”当场把这信一撕，就表示送来的钱已收到了。

当时，张绍堂贪污的赃款有五六百万元之多，他的外甥孟子明负责往天津送款存款。抗战后韩复榘被杀，张绍堂携带大批赃款逃在天津租界做寓公，日本人为敲他的钱，将其害死(受电刑后得病)。

民政厅厅长李树春以前是韩复榘的参谋长，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借着军校关系对外联络颇多，在军阀混战中能做翻云覆雨的投机工作。李原来不是西北军的老人，是直奉战争中从李景林的部队里俘虏过来的，韩对他很礼貌。

民政厅在省政府中是个最重要的厅，管着全省县长的任免、外迁、调补大权。并且李还兼着山东省行政人员训练所的所长，训练各县的区长，各县的区长都是他的学生。

那些县官虽然受着张绍堂的控制，但李树春毕竟是主管厅长，行贿时也不能少了李树春一份。不过他不像张绍堂那么显眼，表面装出一副正派面孔，见人说套官话。

财政厅厅长王向荣是韩复榘的表弟，一向是给韩当军需管财务的。这个人做事还算踏实，因他与韩有亲戚关系，既用不着像张绍堂那样丢丑，也用不着像李树春那样作假。他是一心一意替韩管钱置钱，他相信韩，韩也相信他。

王虽不是财经内行人，却能遵行财政收支制度。陈调元主鲁时有个厅长袁家普，为整理山东财政制定了一些财经制度，王向荣实行了这些制度，他曾对外人说他是“萧规曹随”。

王只许省政府大刮，不许地方零刮。他尽量提高地丁正税，压低地方附捐。那时山东省的地丁正税(群众叫完银子)，一年两季合起就有3000多万元。再加一些营业、牌照、烟酒、印花等税。

王禁止增加附捐，仅是禁止各县政府明令征收的附捐，但区乡长自己在地方推派、搜刮是不管的。这样层层摊派比起统一征收弊病更大，反给人民增加了负担。

建设厅厅长张鸿烈是河南固始县人，本不是韩复榘军队里的旧人，他是在河南与韩建立的关系。张在任上修了一些公路，买了一些汽车，那时有许多县通了汽车。其次是修长途电话，到抗日战争前，山东全省都通了电话。

抗战前，各地出现了一些卖零碎日本花布的，这些布是从山东沿海的一些海口，偷漏了关税，利用汽车运进内地。这些布的倾销，几乎把山东的纺织业顶垮。因为贩运走私利润太大，有些小商人从烟台到县用自行车带货，一趟就能赚出一辆自行车钱。

后来，建设厅就来了个公路上禁止自行车通行的禁令。宋文田曾向张鸿烈提出反对意见，说是修路原是便利行人，况且修路土方是出的民工，路基是占的民地，并没发地价，路修好了，不让老百姓骑自行车是不合理的。

张鸿烈曾召集了一次厅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第一科长朱一民和其他人都不同意宋文田的看法，所以作为罢论。

至于长途电话，主要是方便了韩复榘搞特务工作。韩在各县都派有高级侦探员，每天都用电话向韩报告情况，不但控制一般人民，连他省府出发的一些职员，哪天到哪里，是什么行动，韩都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