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荒团队中层管理

《骑牛揾马》（22）

广州电台的老台长去世了，换了一个女人来做台长，她的名字叫叶小凡。叶小凡的个子不高，看上去有几分婆婆妈妈的样子，她的心肠非常歹毒。她上任的第一把火是把广州电台的中层干部全部换掉，换成她的心腹。原先的开荒牛，现在要下岗了，下岗的原因不是因为工作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不同派系的权力斗争。作为广州电台的广告业务员，我积极策划、组织、实施各种活动，以为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

有一次我正在东北搞大型活动，家里收到电台的一封信，信的内容说：你原有的部门已经取消了，你已经被广州电台辞退，请回单位办理有关退职的手续。然后盖了广州电台的公章。落款日期：5月21日。我收到信件的日期是10月26日，信封上的邮戳日期：10月25日，收信日期离辞退通知的落款日期相差五个多月的时间。因为我在外省搞活动，平时很少回广州，收到来信之后，我马上回广州要问个究竟。到单位一看，单位已经有不少同事找到新的单位了，还有一些同事正在积极联系接收单位，只有我一个人稀里糊涂的忠诚于广州电台。

因为没有丁点的心理准备，当时的我真是束手无策，六神无主了。这时候，单位一个同事提醒我，她要我去劳动局先办理仲裁，然后再找解决的办法。第二天一早我就去劳动局了，到劳动局咨询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说我放弃了仲裁时效，这个结果令我一头雾水。我怎么会放弃仲裁时效呢？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是辞退通知的日期已经超过60天的仲裁期。我马上展示信封上的邮戳时间，强调这是我刚刚才收到的信件，据理力争。但是，尽管我怎样努力解释，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只认辞退通知的日期，其他证明没有用。哇！！！真是晴天霹雳啊！这时候的我彻底崩溃了，我该怎么办啊？？？（待续）。

追思父亲承家风

清明前夕，父亲驾鹤西去。92岁高龄，算是寿终正寝了。但走进父亲居住的房间，见到他经常坐着看电视的椅子空空荡荡，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再也不会有这样一位老人坐在那儿了！再也不会有一位老人让我牵肠挂肚，等着我去看望，等着我的电话问候。父母在时，人生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了，人生只剩归途。

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在湘潭单独居住，由保姆照顾饮食起居。我们几兄弟经常电话问候，过一段时间去看望一下。父亲是个沉默寡言人，见了面也没有太多的语言交流。高山不语，其威自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一辈子老实做人踏实做事、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家风传给了我们。

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从产业工人中成长起来的国企管理干部。解放前夕，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护矿行动，冒着枪林弹雨给解放军送粮。后来在填履历表时，他在“何时参加革命工作”一栏里写了个1949年10月1日，仅差一天，没能享受“离休”待遇。80年代时，有人劝父亲去找组织反映一下，找当年的知情人写个证明材料，或可解决待遇问题，不少解放前夕参加过短期培训班的都成了离休干部。但父亲无动于衷，就是不向组织开口。

父亲一辈子调动过4个工作单位，三湘四水留下了他的足迹。每调动一次，他从不讲价钱，打起背包就出发。他原本在湘中某地一家大型国企工作，70年代初，组织上调他去湘西筹建兵工厂。当时接到调令的还有另一名干部，那人知道湘西条件艰苦，找了种种借口，就是没有去新单位。父亲二话没说，一头扎进了大山深处，摸爬滚打10年，吃苦受累，把大好年华献给了“三线”建设。他是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

父亲时刻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不考虑升迁待遇，也不怎么管家庭的事。相反，为了响应上头的号召，还不惜牺牲家庭成员的利益。1958年，工厂要求部分职工“下放”。时任人事部门负责人的父亲让已经有了正式工作的母亲下放。从此，母亲成了一名待遇菲薄工作劳累的“家属工”，开荒种地、搬运装卸、缝纫炊事，什么累活苦活都干过，辛勤劳作几十年。每每提到这些事情，母亲颇有怨言。

父亲对于我们几兄弟的求学、求职、婚姻等重大事项基本上不过问。80年代，四弟从长沙某学校毕业，想进入父亲工作的大型国企工作。当时国企很吃香，政府部门却无人想去。父亲是中层干部，到厂里去说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那时专业人材缺乏，正是用人之秋。但父亲就是不开“尊口”。后来经学校推荐，四弟进了政府部门。若干年后，好多企业垮掉了，政府部门炙手可热，也算是歪打正着。父亲的“不作为”反而成了好事。

父亲走了，他一辈子两袖清风，没有留给我们什么家产和财物，但留下了好的家风，这是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我们要把老实做人踏实做事的好家风传下去，发扬光大。

          （刊于2021年4月7日《株洲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