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文秘是公务员吗（法院的文秘岗好吗）

“三栖”权力的形成：大法官权力结构的重塑

中世纪教士大法官的权力主要涉及行政和司法两大领域。

行政权方面，大法官通过主持文秘署和领导谘议会而处于王国行政管理体系的中心，梅特兰称之为“中世纪所有政府部门的国务大臣”。

大法官的司法权由普通法管辖权和衡平管辖权构成。

前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涉及印玺和文秘署官员相关诉讼的司法管辖权，先后由1280年和1345年法令予以确认;二是涉及国王封建收益(feudal revenue)的案件，如关于什一税、特许状、监护权和嫁妆等的管辖权，在1347年的法令中予以确认。

1349年，爱德华三世在发布的《致伦敦郡长公告》(Edward III’s Proclamation to the sheriffs of London)中又正式授予大法官独立行使对民众请愿的衡平管辖权。

客观来讲，中世纪大法官将主要精力用于政治活动，涉及行政和司法的事务性工作并不繁重。

行政事务通常由文秘署的主事和文书们(Masters and Clerks of Chancery)代为负责；司法业务尚处于较低水平，及至1432—1443年间，大法官法院的年均诉讼案也只有136件。

都铎王朝建立后，大法官的权力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首先，大法官司法权扩张，并逐渐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法官”。一方面，大法官的衡平管辖权迅速扩大。

自15世纪后期，除传统的请愿案件外，大法官法院开始受理大量涉及商业合同的上诉案件和土地产权的初审案件，至亨利八世后期年均受理诉讼达1243件，比一个世纪前增长约10倍，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仍在增长。

此外，大法官还兼任新成立的星室法院和恳请法院的首席法官，司法权进一步拓展。

星室法院起源于1487年的一项议会立法(3 Hen. VII, c. 1),该法授权大法官领衔组建一个高等法庭，授予其对诸如“暴乱、做伪证、贿赂法官和陪审员、郡长犯罪”等常规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

星室法院在亨利八世统治后期的诉讼业务量达到年均150件。

恳请法院又称“次级衡平法院”,以大法官为首席法官，最初作为谘议会下辖委员会出现，亨利八世正式赋予其对低级民事侵权案件的司法管辖权，主要受理贵族侵害普通民众的案件。

亨利八世时期恳请法院的年均业务量为137件，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达到260件。

由此，大法官主持的大法官法院、星室法院和恳请法院遂构建起与普通法法院体系并驾齐驱的衡平法院体系。

另一方面，大法官法院逐步确立高于普通法法院的司法地位，大法官借此成为英国事实上的“最高法官”。

沃尔西担任大法官时期，时常通过发布禁制令(injunction)和调卷令(certiorari)干涉普通法法院的司法活动和判决。

他宣称：“依据大法官的‘良心’是限制和减轻普通法僵化最有力的方式，大法官法院拥有限制和纠正普通法法院判决和执行的当然管辖权。

”此后接任的莫尔、尼古拉斯·培根等律师大法官尽管仍延用沃尔西的做法，但为维护与普通法法院的鹭港关系，发布禁制令或调卷令较为审慎。

至托马斯·埃杰顿担任大法官时期(1596—1617),普通法法官爱德华·柯克利用人身保护令(writ of Habeas Corpus)和蔑视王权罪法令(Statute of Praemunire)向大法官干预普通法法院的权力发起挑战。

经过一系列交锋，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I)公开为大法官的司法特权辩护，否定了柯克的主张。

至此，大法官通过发布禁制令和调卷令干预普通法法院的“诉讼优先权”和“纠错权”得以明确，进而确立大法官法院高于普通法法院的地位。

梅特兰指出，这是衡平法“最终性和彻底性的胜利”。

其次，大法官行政权衰落，但仍是国王政府的重要成员。

一方面，国务秘书和枢密院崛起后，首席秘书处取代文秘署成为起草和签发政令的主要机构，枢密院则取代谘议会成为决策和执行机构。

另一方面，大法官掌管的国玺在行政管理体系中的重要性让位于首席国务秘书掌管的御玺(privy signet)和王玺(privy seal)。

正如梅特兰所说：“大法官保留了中世纪幸存下来的各个政府职能的集合。”

这些“碎片化”的行政权涵盖诸如执掌文秘署，签发或确认多种行政和司法令状；负责衡平法院(大法官法院、星室法院和恳请法院等)的司法行政工作，如司法委任与程序改革等事务；作为国王及其政府的法律顾问(有时也作为枢密院成员),参与法律改革、社会立法和宗教事务等多个方面的管理。

正是这些残余权力为19世纪以后大法官行政权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J.H.Baker,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Common Law:Historical Essays,London:The Hambledon Press,pp.9-10.

安建导演

谢颖总监制

王文煜、段锐总制片

罗晋、杨子姗主演

涉案电视剧

《执行局》

该剧主要讲述齐涛（罗晋饰）是青港市中院的法官，阴差阳错从刑庭调到执行局，他的领导是曾因工作误会对他颇有成见的楚云。起初齐涛与团队配合欠佳。但在经历了 “豪车肇事逃逸案”、“离婚房屋腾退案”、“共享单车押金案”、“大学生裸贷案”、“万吨粮食执行案”等工作磨砺后，齐涛对执行中的“情、理、法”有了深刻认知，也逐渐和楚云产生了爱慕之情。青港中院决定将市政重点项目环球国际中心开发的难题“昌盛村腾退案”交给楚云团队。背后，却暗藏着一场阴谋：开发商陈启伦，将村中数间钉子户的房屋非法占有，并通过腐蚀市长秘书，裹挟法院副院长等手段，强行腾退，以达到他快速开发的商业目的。这一切被齐涛察觉，无论陈启仑使用什么手段都没有阻止齐涛的层层追查。最终陈启伦在癫狂绑架楚云时死于枪下，其它不法分子均受到党纪与国法的制裁，昌盛村的拆迁也得到了解决。

深度分析——13世纪后英国大法官的政治地位

13世纪以后，大法官逐渐崛起为国王的“首席大臣”(Chief Minister),这一政治定位可以视为中世纪大法官除“教士”身份外的第二大特征。

诺曼王朝的大法官尚未享有特殊地位，在一些重大典礼的出席名单上，大法官通常排在首席政法官(Chief Justiciar)、军事总长(Constable)、卫戍长(Mareschal)、王室总管(the Steward)和司库(Chamberlain)之后，位列第6位。

但随着印玺与令状制度的成熟，作为掌玺大臣和文秘署首脑的大法官日益成为王国行政管理体系的中枢，政治地位迅速提升。

至1268年首席政法官被正式废除后，大法官取而代之成为“首席大臣”。此后大法官在重大典礼中的位次通常只排在王室成员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

14世纪谘议会兴起后，大法官又顺理成章担任“首席谘议员”(Chief Councilor),进一步提升了政治影响力。

沃尔西被视为中世纪大法官的“最后和最重要”的一位。在任期间，沃尔西权倾朝野，洛克耶称其“长期是英国的主人……教皇离得太远，无法控制他，而国王白天打猎，晚上宴饮跳舞，似乎只是一个代号(cypher)”。

沃尔西以后，大法官的政治影响力相对下降，从“首席大臣”降为“二等政要”。继任沃尔西的莫尔不是教士，这削弱了大法官保持政治权威的重要支撑之一。

继任莫尔的托马斯·奥德利在政治威望和个人声誉上远逊于莫尔，在任期间始终作为国务秘书(Secretary)克伦威尔的副手，这种上下级关系在二人的通信中表露无遗。

在其中一封信中，奥德利一面向克伦威尔邀功说“我很好地服务于国王和他的人民”,一面抱怨自己担任大法官后“贫穷程度并没有变化”,希望克伦威尔能够正视自己的工作付出。

奥德利之后，既有莱奥斯利这样不甘于“二等”政治地位的大法官，也有理查德·里奇(Richard Rich)这样的务实主义者。

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大法官的“二等政要”地位最终确立。除失去教士身份外，大法官政治地位的衰落还基于以下因素的共同作用。

首先，大法官负责的事务性工作不断增多，大大限制了参与王国行政决策的精力，导致政治影响力不断下降。

15—16世纪，英国社会阶层分化、土地产权变动等引发复杂多样的社会争端与“诉讼爆炸”现象。加之传统的普通法体系陷于僵化，高效、权威、人性化的衡平法受到诉讼者青睐。

三大衡平法院的诉讼业务使大法官分身乏术，因此，沃尔西担任大法官时，不得不建立四个附属法院以协助其处理案件。

莫尔接任大法官后，较少参与政治活动，将主要精力用来处理司法事务，才使大法官法院的司法效率逐步提高。

此外，大法官的行政和立法事务也占据其较多时间和精力，他不仅要负责文秘署的日常行政工作，还要在议会召开时，作为议长主持上院。

自都铎王朝起，大法官越来越受制于繁重、琐碎的具体事务，政治决策活动的参与逐渐减少。

相对于大法官，国务秘书没有事务性工作的负累，也“没有传统的规程束缚，可以比较自由地在一切国家事务中扩张势力”。

作为政令所出之处，首席国务秘书“以代表国王旨意的地位，下达从总的方针原则到具体事务细节的指示”。

国务秘书领导下的枢密院逐渐成为英国政府的代名词，其所处理的事务涵盖“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外交、财政、教会、地方行政、宫廷各个方面”。

与此同时，大法官领导的谘议会和文秘署被不断边缘化，大法官本人虽然有时也是枢密院成员，但通常只是普通一员。

最后，大法官政治地位的衰落还是都铎君主刻意贬抑的结果。

沃尔西担任大法官期间权倾朝野，尽管亨利八世耽于享乐，但也曾对王权旁落公开抱怨：“如此多的人去侍应沃尔西，而自己身边没有足够的随臣”。

在罢黜沃尔西后，亨利八世有意挑选在教会中缺乏影响力的世俗人士接任。

即便如此，当继任的莫尔公开拒绝“国王至尊”宣誓时，仍给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

亨利八世一怒之下将莫尔关进伦敦塔，最终处死。

从沃尔西到莫尔，两任大法官都因政治问题落得凄惨下场，该职位一时间成为“烫手的山芋”。

综上所述，自莫尔以后，大法官的政治影响力持续下降，虽然此后出现过教士大法官重回政治舞台中心的“回光返照”,但未能阻止大法官“二等政要”地位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确立。

除大法官世俗化后失去教会这一权力基础外，司法等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增多、国务秘书与枢密院的崛起和都铎君主的刻意贬抑都是重要影响因素。

与政治地位从“首席大臣”向“二等政要”的转变相应，大法官也将更多精力转向法律事务，推动其权力结构的重塑。

参考文献：

邵政达.“二等”政要与“三栖”权力——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新型大法官制度的形成[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8(06):58-70+123.

【法院里，有这样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是部门里的秘书+助理+财务+出纳+快递员……他们有些是法官助理兼任，可谓是上得了庭堂，下得了机房；写得了调研，踩得死蟑螂 ……（via庭前独角兽） 网页链接

探究——专业化与世俗化：大法官选任原则的变化

英语中的“Chancellor”一词源自拉丁语“cancellarius”。

该职位在罗马帝国时期是政府“首席文书和秘书长”,并拥有一定的“司法权和对贵族官员的监督权”。

进入中世纪，天主教会和各封建王国都设有此职，一般负责司法和文书两方面事务。

尽管英国大法官可以追溯到7世纪初，但来自诺曼底的宫廷牧师赫尔法斯特(Herfast)是现存文献中第一个被冠以“cancellarius”的大法官。中世纪大法官都具有一个显著的身份特征——教士。

诺曼王朝大法官大都由王室附属教堂牧师出任，至金雀花王朝建立后，大法官政治地位不断提高，教阶更高的主教、执事长对大法官职位趋之若鹜。

教士身份作为中世纪大法官的重要特征和制度基础，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教士具有担任大法官的知识优势。

中世纪大法官掌管文秘署，负责各种令状的起草与签发，而教士一度是中世纪英国唯一能够熟练使用拉丁文的群体。

此外，大法官还在中世纪后期获得衡平司法权，早期衡平法核心是源自教会法和宗教道德的“良心”原则,这进一步决定了教士担任大法官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高级教士在中世纪享有较高政治地位，并得到王室信任。

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贤人会议,还是诺曼征服后兴起的御前会议、谘议会和议会，教士阶层都是王权依靠的重要政治力量，且从未对王权构成实质性威胁。

与之相反，世俗的封建贵族集团多次“反叛”国王，强迫国王签订《大宪章》等限制王权的文件。

因此，国王倾向于挑选信任的高级教士担任位高权重的大法官，整个中世纪都未出现世俗人士担任大法官的先例。

沃尔西和莫尔是中世纪教士大法官向近代律师大法官转型中新旧交替的两位代表。

沃尔西出身于萨福克郡伊普斯维奇一个平民家庭，在牛津大学的学习经历和自身的卓越才能使他成功步入上流社会。

他在1514年被任命为林肯主教，之后平步青云，先后获任约克大主教、枢机主教和“教皇特使”。

自1515年至1529年，沃尔西担任大法官长达14年。

尽管一度权倾朝野，但在亨利八世的“离婚案”中，他因在国王与教皇之间斡旋失败而失势，之后由莫尔接任。

莫尔生于普通法律师家庭，其父约翰·莫尔爵士曾担任王座法院法官。莫尔先后在牛津大学、预备法律会馆和林肯会馆学习，接受了正统的普通法教育。

1504年，他被选为下院议员后步入政坛，担任过下院议长和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除了出身和专业背景上的差异，莫尔与沃尔西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沃尔西作为中世纪教士大法官的代表，首要的身份是政治家，其次才是法官；

而作为近代律师大法官的第一人——莫尔的首要身份是法官，其次才是政治家。

同时必须指出，在都铎王朝诡谲多变的政治浪潮中，莫尔开创的律师大法官制度在经过多次反复后才最终确立。

例如，1544年接替托马斯·奥德利担任大法官的托马斯·莱奥斯利并非律师出身；1551—1558年间曾连续出现三位教士大法官，使大法官制度一度恢复到中世纪传统。

直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尼古拉斯·培根上任，普通法律师担任大法官才成为“固定制度”。

律师大法官的兴起是在都铎王朝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实现的。一方面，教士阶层在法律方面的知识优势已经不再，而衡平法与司法权的发展对大法官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13世纪以后，以伦敦四大法律会馆——内殿会馆、中殿会馆、格雷会馆和林肯会馆为核心的世俗普通法教育体系逐渐成型。

一些法律会馆出身的高级律师被任命为法官，开启了普通法司法的世俗化。并且，普通法律师与法官打破教士阶层对法律知识和司法职位的垄断，成为法律新贵。

与此同时，教士大法官日益无法满足司法权扩张和衡平法发展带来的法律专业要求。都铎王朝建立以后，大法官法院诉讼业务量迅速增长，至沃尔西时期已达年均534件。

参考文献：

1.Diana Woodhouse,The Office of Lord Chancellor,Oxford:Hart Publishing,2001,pp.1-2.

2.W.J.Jones,The Elizabethan Court of Chance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D.R.Klinck,Conscience,Equity and the Court of Chance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Surrey:Ashgate Publishing Ltd.,2010;Nicholas Underhill,The Lord Chancellor,Lavenham,Suffolk:Terence Dalton Ltd.,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