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 公务员

本书将作为党政干部学习四中全会精神与学法用法的基本用书。

我最初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中共江南省委（四中全会后改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的时候。

1931年2月，我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潘汉年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那时的省委秘书长，实际上只负责秘书处的文件、发行、交通等事务工作和财务工作。秘书处机关设在老靶子路10号。后来搬到北四）11路一家布店楼上。秘书处负责交通工作的是王稼祥（苏北人，和派往苏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王稼祥同名同姓）和彭寿仁（湖南人）。负责财务工作的是彭休士，他管理省委的经费，先后和省委书记李维汉、王明直接联系。我只管秘书处油印文件、交通、密写等所需经费，每月造预算，经省委书记批准，向彭休士领取。我除了秘书处工作外，还要和中央特科经常联系。特科工作是直属中央领导的。派来联系江苏省委的是刘鼎和胡先青。潘汉年虽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但也参加中央特科的工作。

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王明参加了江南省委的领导工作。他把花了半个月时间赶写出来的《两条路线》（1932年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抄发给他的宗派集团传阅，以新的左倾纲领来攻击三中全会的决议，同时大规模地改组了上海各个区委，分派他的亲信控制了各个区委。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指使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错误还要“左”的观点。他们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后，王明又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当时，党内矛盾很尖锐、很复杂。一方面，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同时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霍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另一方面，罗章龙等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江苏省委改组后，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里来，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接收省委的文件、会议记录和经费。当时，彭休士和我部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不肯罢休，大吵大嚷。后来，潘汉年赶来了，对王克全说：这样吵嚷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王克全等怕发生危险也就溜走了。又一方面，王明等接连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和第二次扩大的上海区委书记联席会议，进行所谓“反右倾”的宗派主义的斗争，打击何孟雄等。在这两次会议上，王明等把何孟雄等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当前的主要危险”。王明悍然宣称何孟雄等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活动并作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内区级干部就有20多人。王明还决定，江苏省委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江苏省委通知上海各级党组织和赤色群众团体都要与何孟雄等“割断一切关系”，同时停止发给何孟雄等的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当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江苏省委时，省委正在开会。是潘汉年从特科那里得到消息后来通知的。当时，王明的表情异常冷淡，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右派反党分子”，是在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只布置潘汉年去进一步了解情况。当大家提到如何设法营救时，王明说，他将与中央商量，省委不要管。1931年2月9日，何孟雄等24位同志英勇就义的噩耗传来，潘汉年和我都主张要追悼纪念这些壮烈牺牲的烈士，却为王明所制止，他说何孟雄等虽然已经牺牲，但对这些人的错误还要彻底清算。

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潘汉年也在这个时候来苏区，我在福建蒲田遇见他，他对我谈了上海情况非常严重，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王明已去莫斯科了。

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部委员。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免费教育，推行识字运动和社会教育，并创立各种干部学校和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据1933年的统计，中央区的江西、福建、粤赣三个地区2932个乡中，有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有补习学校6462所，学生94517人。在革命根据地中有许多报纸和杂志，1934年初，中央区有报纸杂志34种，其中《红色中华》每期发行四、五万份。

1931年9月，24岁的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年轻的负责人，最终酿成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灾难。党的七大时他检讨说：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的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步，这又是一个包袱！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称自己为第一的想法，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意听人家批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

核心早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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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邮储银行过会，马上京沪高铁上～这节奏

4.唯一利好，护盘资金比较坚决

总之，虎口拔牙难度不小

【华夏风云·1931】

1931年1月17日，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兼全国总工会主席。

罗章龙在全国总工会党团组织中公开反对六届四中全会,从筹备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起,罗章龙就开始从事分裂党的宗派主义活动,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党中央的领导权后,罗章龙更加紧了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活动。1月中旬他组织召开所谓“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发表《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

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要求罗章龙停止反对和分裂党的活动,承认错误,并决定撒消罗章龙在全总党团的职务,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罗章龙继续坚持错误,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罗章龙被清除出党。

附：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1912年就学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1918年4月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同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初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加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书记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1921年参与创办《工人周刊》。同年11月参与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1922年参与领导长辛店铁路工人八月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十月罢工。1923年2月参与组织京汉铁路总工会，领导罢工斗争。同年6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会后担任中共中央会计，与陈独秀、毛泽东等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24年参加共产国际五大，接着又出席在汉堡召开的第四次国际运输工会代表大会，当选为该会中国书记。回国后负责主编《中国工人》。1925年1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任中共武汉中央局委员、中共武汉市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同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秋任中共湖南省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参与秋收起义领导工作。11月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会后曾任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全总党团书记。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9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1931年1月被开除出党。从1934年起，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湖南大学等校经济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先后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2月3日在北京逝世。

周恩来：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1934年1月15日至18目，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

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省委的代表。

博古主持会议并作《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张闻天等都在会上作了报告，周恩来被指定作闭幕词。

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仍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这次全会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强调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全面肯定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等等，把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淮安头条# #​我要上头条#

为什么主席在授衔时对王建安评语：“此人骄傲自满，授中将为宜！”?

“骄傲自满”这个词出自于《华东局扩大会议传达和讨论（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报告（关于高饶问题）》中，附件如下：

关于王建安部分，该报告评语为：军区会议上批判了王建安同志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拒绝自我批评与对抗军区党委领导的严重错误。

有些自媒体东拉西扯，把主席这句评语和其他事情关联起来，是不对的。

1931年9月18日发生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下旬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出席第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上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九人：卢福坦、博古、洛甫、李竹声、陈云、康生、黄平、刘少奇、王云程。

会上并成立中央常委会，成员卢福坦、博古、洛甫、康生。8月4日—9月15日 红一方面 军打破国民党 军对中央革命

〔 1 〕 沈 寿 亚 ， 大 革 命 时 期 是 跨 国 共 两 党 的 党 员 。 1931 年 打 入国 民 党上 海 市 党 部组 织 部， 先 后任 文 书、 组 织 科登 记 员、 科 员， 曾 按陈 云 布置 ，向 该 部 部 长吴 开 先建 议 将自 首 的共 产 党 员登 记 表单 独 保管 并 将照 片 存底 ，

得到吴开先的采纳，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及时 了解叛徒 情况提供 了便利条 件。

〔 2〕 章 秋 阳 ， 章 乃 器 的 弟 弟 ， 曾与 陈 云 在 商 务 印 书 馆 同 事 。当 时 按陈 云 布 置 ，为 中 共地 下 党组 织 了解 金 融 情报 ， 并协 助 处理 大 宗外 汇 兑换 事宜 。把共产国际的卢布兑换成黄金白银。

〔 3 〕 徐 强 ， 1931 年 底 由 陈 云 派 遣打 入 河 南 国 民 党 第 80 师 做 兵 运 工

作 。

〔

4〕王世 德，原中共 中央特科二科人员，别 称“老先生”。1931年11

月被 捕叛变。

人群众，更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更其具体化，应该是我们党以后的中心任务”。为此，要实行“工作的检阅”（即总结）,“发展自我批评”,“发展下层同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创造出“各种新的方法”。

文章透露，党内一些同志，“甚至是很负责的同志，因为找不出新的方法，实行正确的党的决定，以致怀疑到四中全会后党的决定的正确，说四中全会后很多决议都是不切实际以至无可实现的条文”。文章批评这是“立三主义者的怀旧情绪”，是“在转变困难前面的新的动摇”。

9月18日发生日本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

9月下旬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常委。出席第一次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博古宣布共产国际来电批准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九人：卢福坦、博古、洛甫、李竹声、陈云、康生、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会上并成立中央常委会，成员卢福坦、博古、洛甫、康生。

会议讨论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形势和任务。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以后，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

但是，由于它继续推行四中全会的“左”的冒险主义政策，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忽视中间阶级的抗目民主要求，对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未能给以正确的领导。

张闻天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笔记中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时写道：“九一八后，正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开始直接当权的时期，本应在这个时期好好分析一番当时革命新形势下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而提出适合于当时新形势下的统一战线策略，以发展中国革命运动，使土地革命真正与民族命结合起

党史学习笔记26：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控，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员，推行比“立三路线”还“左”的错误路线。

顾顺章、向忠发和卢福坦先后被捕叛变，临时中央被迫陆续转移。王明暂时主持了几十天中央工作，就委托24岁的博古（四中全会前也不是中央委员）总负责，自己挂上中共代表团团长的牌子赴苏联。在共产国际大会上，王明被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公布名单时与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总书记）、台尔曼（德国共产党总书记、共产国际书记）等七位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头像并排上了《真理报》，可谓“炙手可热势绝伦”，身价百倍。

1937年11月，离国六年的王明，代表共产国际回到延安，俨然成了天上掉下来（毛泽东当时说“喜从天降”）的“太上皇”。他指示中共：必须“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同样是他，过去是极左地“打倒一切、一切不合作，老子天下第一、一切斗争到底”（刘少奇语），猛然转到右的“两个一切”。拿现在话说，大家都懵圈儿了，就任命王明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作报告否定毛泽东及洛川会议方针，毛处境异常困难。似是而非多颠倒，真伪混淆分歧路，痼疾又重发。

历史上的今天：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提出一系列比李立三冒险错误还要“左”的错误观点。通过四中全会，王明等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