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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社会#【中方宣布18号起重启对韩公民签发赴华短期签证】

继韩国之后，中国也正式宣布解除短期签证限制措施。

中国驻韩大使馆今天（15日）在社交媒体微信账号上发布公告称，从18日开始，中国驻韩大使馆及总领事馆将恢复向韩国国民发放前往中国的短期签证。

韩国媒体表示，继韩国之后，中国也决定恢复来往两国的签证发放正常化。随着今年成为两国关系矛盾要素的签证限制攻防战的结束，中韩两国政府和民间的人际交流能否活跃起来备受关注。

此前，韩国政府认为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扩散趋势已经逐渐好转，进入了稳定阶段，从2月11日开始重新开始了对中国人发放赴韩短期签证。

此前，韩国政府考虑到中国国内新型冠状病毒的大规模扩散情况等，决定从1月2日开始中断除外交、公务、必需企业运营、人道主义事由等目的之外的赴韩旅游签证。

作为对韩国此举的回应，中国政府在1月10日宣布中断韩国人赴华短期签证的发放。

接着第二天，中方再度宣布将韩国排除在经由本国前往第三国的外国人在经由城市内停留3天或6天的项目之外的落地签。

此后，韩国政府于1月末决定延长对中国人的签证限制措施，对此，中国在从韩国入境（中国人除外）入境后立即采取了追加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措施。两国之间的“防疫对攻战”愈演愈烈。

韩国媒体预测，虽然两国之间的签证发放恢复正常。但中韩之间航班增班被韩国方面冻结，与此同时中国也没有将韩国包括在可以进行本国国民团体旅行的国家名单中。因此有人预测，两国之间的人际交流恢复还需时日。

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尽量少设办事机构，把办事人员减到最低限度。

他用废纸头起草的一些报告提纲、公函等，现在仍保存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馆里。

抗战时期刚到昆明，梅贻琦就辞退司机，把归他个人使用的小汽车让给西南联大公用，他因公务外出或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乘蒋梦麟或别人的车。

一次，梅贻琦、罗常培和郑天挺在成都办完事情，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飞机票，恰好又得到了搭乘邮政汽车的机会。

邮政汽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交通工具。

梅校长觉得邮政汽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既可以三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两百多元，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

抗战八年，物质极其贫乏，每日承受生死考验，任西南联大校长的梅贻琦为了筹措资金，协调关系，每年必须奔走重庆几次。

那时由昆明到重庆乘飞机是件难事，飞机说不定什么时候起飞，一天走不成，得第二天再来。

梅贻琦有一次返途中遭遇敌机轰炸和阴雨天气，在旅途中耽搁了近三个月才回到昆明。

今天看来，这哪是一位校长的派头？

可他就是这样经济。

相应的，教授们的生活非常艰苦。

而家里的夫人们，也不得不自己搞上了副业。

梅贻琦和潘光旦两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

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年、1939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

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

梅夫人韩咏华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是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

以后赵世昌介绍她做糕点去卖。

赵世昌是上海人，教她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好七成大米加三成糯米的米粉，加上白糖和好面，

用一个银锭形的木模子做成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即抗战一定胜利之意)，由韩咏华挎着篮子，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

梅贻琦还不同意她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住在外面的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太太家去做。

袁家有六个孩子，有时糕卖不掉，就给他们的孩子吃。

有人建议她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韩咏华碍于梅贻琦的面子，不肯这样做。

卖糕时，她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

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事。

由于路走得多，鞋袜又不合脚，韩咏华的脚都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梅贻琦一直忙于校务，家里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

直到看见妻子这般狼狈，看到教授太太们这样疲于奔命地维持生活，他才着了急，向重庆政府教育部为大家申请了一些补助。

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梅贻琦的四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但他不让他们领取补助金。

如此，若说梅贻琦为人清廉，两袖清风绝不为过，这更是因为他肩上沉甸甸的使命感，他是船长，他要践守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