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选调公务员公示名单（监狱选调生好不好）

他官至正部级，曾提拔过温家宝，因受江青迫害被关押5年，后结局如何？

我国第六任总理温家宝大家都不陌生，与想象中不同，他并非出身高族名门，没有长辈的余荫，而是全靠努力一步步走上副国级岗位。

温家宝是从一名普通地质技术员干起，在他的工作笔记《温家宝地质笔记》中有着这样一段话：

“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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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温总理特意提到的孙大光老同志究竟是谁，与温总理的仕途之路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孙大光是安徽寿县人，出生于1917年，中学时期接触到革命思想后，就毅然参加革命运动，并在16岁时加入共青团。

加入我党事业后，孙大光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后来带领上海学生义勇军南下抗日。

抗战期间，孙大光根据组织安排，转而投身地下工作，从广州到重庆再到贵阳，为我党极大地发展了力量。

抗战胜利后，孙大光就潜伏在国民党长春政府，以教育局局长身份为掩护，为我党秘密传递情报，又为东北全境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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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解放前，他又被派往内蒙古从事土改工作。可以说，党需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需要他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孙大光在东北先后担任多个重要职务，从交通处到航务局再到海运学院，可以说东北海陆空三条通道的发展，都离不开孙大光的辛勤付出。

由于在东北做出了大量成绩，1952年，他被调至交通部任职，到1964年升任交通部部长，成为国家正部级干部，年仅47岁。

在交通部工作的十几年间，孙大光为新中国公路、内河乃至远洋运输业的发展做了大量规划，特别是在全国公路网的建设上，可以说祭奠了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基础。

然而不幸的是，1966年特殊时期开始，作为一名曾经多年从事地下工作、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过官至的老革命，孙大光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污蔑和迫害。

当时江青等人为了争权夺利，利用手中的宣传工具和政治力量，大肆迫害老革命，将孙大光等一批不愿与她沆瀣一气的领导干部诬陷关押，孙大光就在监狱中待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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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5年，“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夺权阴谋磨灭，气焰受到打压，孙大光这才得以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地质局局长。而当时，1968年从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温家宝正是在甘肃省地质局担任技术员。

1980年，邓小平推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号召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而孙大光立即响应，着手推动在全国地质工作者队伍中考察干部，遴选部级领导的接班人选。

当时温家宝担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就是在孙大光组织的考察中被选中，于1982年调入国家地质局工作，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而且第二年就被任命为国家地质局副局长，进入部级领导干部行列。

可以说正是孙大光的这次慧眼识珠，让一匹在山沟中磨砺了十几年的“千里马”开始进入中央领导的视线，而温家宝自身的优秀让他没有辜负孙大光的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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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地质局副局长仅仅2年后，他就被选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第二年又升任主任，此后一步步成为国家总理，在十年总理任上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大量贡献，至今仍然被群众所称颂。

而孙大光也一直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发展做着贡献，不仅在任时推行一系列政策，一手促进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在退休后也依然关注地质事业，多次为中央提出有益建议。

而且为了支持家乡教育事业，他数次捐出自己收藏的字画进行拍卖，总金额达到500余万元。

2005年，刚刚过完88岁生日的孙大光因病去世，结束了他奉献的一生，而他的最后一次奉献，更是捐出了自己的遗体作为研究标本，为祖国医学事业做贡献，真正配得上那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孙大光老先生去世五周年时，温总理曾专门写了一篇追忆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在文章中对孙老先生无比怀念，并再次感激他的知遇之恩：

“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叶飞将军的回忆】1930年7月，我在厦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我这次被捕和当年轰动一时的“厦门劫狱”事件有关。关于这次事件，解放后高云览同志专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后来又拍成电影，当然这都是经过艺术加工了。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劫狱行动，但大致的情况是清楚的。

当时在厦门狱中关押了共产党人40余名，其中有的是省，市县的骨干，如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必笙等同志。1930年5月，得到消息说要把这批政治犯押解福州，福建省委决定组成“破狱委员会”进行营救，由省委书记罗明主持，由省委军事部长陶铸同志率特工队负责伺机劫狱。这次劫狱行动非常成功，准备周密行动果断，里应外合，指挥有方，整个劫狱过程只用了20分钟，干脆利落。等到大批军警赶到，全体人员已坐船扬帆离去。

这次劫狱成功轰动一时。当时厦门岛属思明县，监狱就在县政府里，警戒森严，岛上还有大批驻军和警察，共产党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且神出鬼没，一举成功。消息传出后，第二天，厦门的几家报纸都在头版用大字标题赫然刊登。外地和海外报纸也争相转载，上海的《申报》还发表详细长篇连载。厦门劫狱成功当时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有力地显示了我们党的力量，打击了反动气焰，同时解救了大批党的骨干，后来这些同志大多分配到闽西苏区和闽南各地工作。

劫狱事件发生不久，我在福州接到省委的通知，要我回厦门代理团省委书记(原团省委书记到上海汇报工作)，并要我选调干部加强团省委的工作。7月初，我回到厦门，并带了两名干部，一是福州团市委书记陈之枢，一是晋江团县委书记陈举，准备到团省委工作。到厦门后都住在团省委的一个机关。

厦门劫狱成功后，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大肆搜捕。这时我们住的机关已为敌人注意，不安全，决定搬家，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好暂时住下，采取了应变措施，让原来住在这里的同志搬走，并清理了文件及其他东西。我们对房东说，早先住在这里的人是回家探亲，我们是他的朋友，来厦门上学，暂时借他的房子住。房东见我们像文质彬彬的青年学生，便相信了。我们还先编好一套口供，以应付意外。果然，敌人很快便来搜捕，但没有搜到证据，要抓的人也不在，于是，把我们当作“嫌疑犯”抓去交差。

被捕后最初的三四个月，我们被押在厦门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提审了几次。由于在搜查时没有抄到任何证据，加上我们三人按事先约好的口供，一口咬定是到厦门来读书，暂时借住朋友的房子。军法处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就把我们移解思明法院(当时厦门属思明县)。

到了法院，对我们就比较有利了。当时的惯例政治犯在军法处不经审判就被枪决，一旦移交法院，就是表明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由于我们在被捕前做了准备，搜查时没有搜到证据，口供也没有漏洞，我们心里有数，在法庭上就一再提出:“说我们危害民国到底有什么证据?”法官是厦门人，普通话讲得不好，我们装作不懂普通话，只会说本地土话，法官只好和我们讲闽南土话。我们故意装作是年轻不问政治的青年学生，以此作一种斗争策略，在法庭上进行斗争。就这样一直拖到年底，法院发现实在找不到什么线索。军法处搞不出名堂，才移交法院审理，在法庭上我们继续采取这个斗争策略，加上当时法律规定不到18 岁不能判刑，按道理就应当释放了。但是反动法庭搞不出什么名堂，也不愿轻易能过，所以就按“危害民国治安罪”中最轻的一条，以共产党嫌疑狐

的罪名判了我们一年徒刑。过劫狱事件，我们几个“共产党嫌疑犯”便被投人死囚牢监禁。判决后，就把我们由拘留所送到监狱中服刑。

由于当时死囚牢完全是石砌的，铁窗铁门，非常坚固，里面阴森森的 交 死囚牢里的犯人都是些被判死缓、无期徒刑或 20 年以上徒刑的重犯，大多是些亡命之徒，监狱里从来就是黑幕重重，每间牢房都有所谓“犯人头”横行霸道，死囚号的“犯人头”更是残暴，其他犯人都要侍候他，家里送来的东西要给他一半，不给就整你。但奇怪的是，这些亡命之徒对政治犯却很尊重，不敢欺负。后来才慢慢知道，原来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认为自己是“英雄好汉”，而共产党人专和“官府作对”，宁死不屈，比他们更勇敢，加上又有文化教养，所以我们这几个“共产党嫌疑犯”在牢中就颇受他们的尊敬和优待。时间长了，和他们的关系处得也不错，他们便和我们谈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这对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来说，长了不少社会知识，等于上了一次社会大学。

狱中生活十分艰苦，拥挤阴湿的牢房，石板地铺上稻草就是床吃的是霉米烂菜，我们的身体便一天一天地虚弱下去。特别是和我同年的陈举同志，在狱中患上肺痨病，更受折磨。我们三人在厦门都是举目无亲，无人来探视、送东西，我看这样下去不堪设想，便下决心和家里人联系，以取得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