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内调面谈（公务员商调面谈）
一个长期慢性皮肤病病人，8年前就诊了两位知名主任，一位以内调为主，保全病人正气，以期扶正，但是治疗过程里皮肤疼痛难忍，于是求助另外一位主任，这位主任使用了大量的清热解毒药和西药，患者疾病临床治愈，后再次发作，患者再次效仿前次，交替在两位主任之间，之后病情控制不好不坏，且食欲下降，乏力等不适。但患者始终认为，后者改变了临床不适，有功。
后我自己接诊，婉转谈话，要求患者遵循扶正治疗，以绝后患，二诊皮疹有轻度发作，到人精神好转，食欲好转，面色好转，患者开始意识个人意愿对医生处置的错误诱导，从而给自己造成的不良后果。
但是这件事对我非常有触动，中医的治疗，往往要撼动根本，可能会导致肉眼所见症状爆发，从而撼动邪气外出，病人需要挺过一个爆发期，可这时候，坚持自己治疗信念就会失去患者，不坚持就会损害患者，何去？何从？往往去除症状的医生备受拥戴，而需要病人配合的，经常会失去病人。到底如何做，如果我遇到，可能我宁可失去病人。
1948年秋，陶峙岳以西北军政副长官再次接任新疆警备总司令一职。
当陶将去新就职时，张治中在兰州官邸，出示了他多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一些函件和谈话记录，井谈到一些今后的安排。二人对于新疆将来出路问题，已是心照不宣。
陶峙岳就职后，1948年底，张治中改组了新疆省政府，以包尔汉任主席，确保新疆和平局面。
这时，军事压力却相继袭来。
1949年2月，李宗仁来电，命新疆驻军除留一旅担人防务外，其他全部入关参加内战。马步芳则要把骑一师调回青海，宋希濂也要把军官训练班全部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
这些部队派系复杂，为了统一认识，陶峙岳以整编部队名义，召集师旅长开会。结果会上大家意见分歧，极不一致，最后达成的意见是且看形势发展，由陶峙岳最后作出安排。
陶峙岳只好采取拖延办法，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开拔经费要得多等作为应付手段。他自己也多方借口，坚持不去南京、广州。
当时一拖再拖，因为时间就是出路，这也是在新疆特殊情势下，方能出此一着。至于最后如何动员部队起义，只能等待时机成熟。
西安解放后，西北局面改观，时机一天天迫切起来。
1949年七、八月间，新疆起义开始酝酿。首先，是刘孟纯(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陶晋初(总司令部参謀长)、屈武(省府委员迪化市长)、刘泽荣(驻新外交特派员)、梁客博(总部政工处长)等人，向有关方面联系、交谈、分析和反映。
虽然时机未到绝对成熟，防止万一有失，陶峙岳不能公开表示什么态度。但是，总司令部领导人的意见必須一致，南北疆部队的行动必须一致，为此，陶峙岳在八月十五日，偕物资供应局长郝家骏、政工处长梁客博，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了驻在南疆喀什的副总司令兼整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見面。
密谈是没有第三者参加的。赵本来也不愿部队内调，对于起义部署深表赞同，表示南疆就由他负责。
另外，东疆毗连甘肃，酒泉是其门户，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路。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曾震五(八补给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表示不仅会与新疆互相呼应，还会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门油矿安全。
马步芳在新疆部队里，最听他指使者为其嫡系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虽为胡宗南系，罗却与马呈祥勾结甚密，叶则听罗的。
当兰州战事紧迫之际，驻新部队问题又紧张起来。以马呈祥为中心，罗恕人为主谋，以内调为理由不愿率部起义，态度极为明显。
陶峙岳为了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开天窗说亮话:“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赞同起义，也就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算，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如果坚持战，放弃和，一定会弄得既不能战、又不配谈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
叶、马、罗听了陶峙岳的话后没有表态，虽然罗恕人淌下了眼泪，可他们还是处于摇摆、混乱、矛盾的状态。
经过多次恳谈之后，一日深夜，陶峙岳已就寝，叶成急来扣门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君侧，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
陶峙岳觉得叶成还有几分感情，就把他留下，电話约罗与马来恳谈。二人一来，陶峙岳就问:“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样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烂?这样，于你们有甚便宜?”
二人相对无言，罗恕人又淌下泪来说：“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
陶峙岳明白，他们的矛盾苦恼大都是基因于为个人打算，便说：“……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细思之。我要把一顆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
二人总算平静下来，一场风波平安过去。在此险恶关头，大家脸皮幸未撕破，留有余地，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陶峙岳单身匹马进入老满城骑一师师部，里面正在开会，见陶突然前来，神情颇为不安。但他们看不到一个随从，说明陶对他们是信任的，也就释然。陶峙岳乘机作了进一步解说，比昨晚说得更深一些，他们最后同意了陶峙岳的意见。
随后，西宁继兰州之后急速获得解放，马家军老巢被剿，马呈祥得知其在青海家属已安全逃到广州。另一方面，马步芳逃往香港时，携走骑一师应得军饷银元五万元，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
在此内外影响之下，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偕家属于9月14日南行逃往印度。
25日，新疆部队发出起义通电，新疆终于获得和平解放。
人到中年防衰老，养颜还是靠内调
我身边的女性朋友越来越重视饮食调理，反而不喜欢买护肤品了，大家坐在一起讨论得最多的就是怎么缓解皮肤衰老，防止皱纹产生、如何养气补血[捂脸]等话题。
没想到从谈话中知道，原来大家都在喝四物汤，四物汤就是以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为主要原料加肉熬制而成，有用来煲乌鸡的，有用来煲鸽子的、有用来煲猪骨汤的，喝法多种多样，大家目的只有一个：养好气色，保持年轻。
我大概一星期煲两次汤喝，汤温而不燥，滋而不腻，特别适合女生。使用也非常方便，网上人家直接分装好，和肉放一起煲就好了。
女生不要依赖护肤品，内调才是王道，一定要重视起来。
1949年9月，张治中连续给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发去两封电报，敦促起义，但是一连几天都不见回复，这让他非常着急，以为出了变故。
1946年3月， 西北行营设立，张治中任长官，宋希濂任参谋长，西北行营在名义上管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但实际上宁、青是马家军的地盘，甘肃的省政也不容多加干预。所以，张治中主要就是负责新疆。
张治中就任后，要求陶峙岳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当时在胡宗南手下郁郁不得志，因此欣然前往。10月西北行营改为西北行辕，陶峙岳调往兰州任行辕副主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由宋希濂兼任。
1948年8月，宋希濂被蒋介石调到华中“剿总”任副总司令兼14兵团司令官，张治中邀请陶峙岳重任新疆警备总司令。
陶峙岳到新疆后，协助张治中释放了被关押的一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亲自派人将他们护送到延安。
1949年2月，代总统李宗仁电令陶峙岳，将新疆驻军除留一个旅担任防务外，其余全部调出，并要陶峙岳去南京，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国民政府迁逃到了广州，李宗仁、阎锡山又接连发电让陶峙岳到广州来，并让新疆的部队尽快向兰州集结。
对于军队内调的问题，让陶峙岳考虑的是绝不能调走，如果军队一走，新疆空虚，将来很难控制局势。因此，陶峙岳决定采取拖的办法以应付，借以赢得时间。表面上陶峙岳对外宣称准备开拔，派出一支小部队佯装向内地移动，同时，陶峙岳亲自拟定一个详细的开拔计划，托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带到广州。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八、九万人(包括家属>的大部队，在数千公里的极少人烟的戈壁滩上行军，必须沿途设站，要有车辆运输，预计需现金八百万元，及大量的汽油、车辆。
陶峙岳的这个要求，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无法答应的，是绝对办不到的。但是陶峙岳的这一招，对上对下都好说话。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就是因为没有钱没有车没有油而迟疑难决。后来，马呈祥等人决定发起兵变，逮捕刘孟纯、屈武等人，陶峙岳冒着危险，亲自去说服，化解了一场危机。
在设法拖延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内调时，陶峙岳就已经坚定地意识到新疆必须和平解放，决无其他道路可走。陶峙岳虽然明知要达到这个目的是艰难的，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还是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防止泄密坏了大事，陶峙岳从不动声色动感情，从不和别人谈及内心的打算，信心坚定，始终如一。
只有一个例外，在西安解放后，陶峙岳和驻南疆的赵锡光密谈过一次。赵锡光时任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新疆和平起义，如果遭到赵锡光的反对，可能一切计划行动都要面临破产，所以争取赵锡光的支持对和平起义很关键。
为了打探赵锡光的态度，并劝说他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8月19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的名义，在焉耆和赵锡光进行秘密会晤。军需供应局长郝家骏，当地驻军旅长钟祖荫也和陶峙岳一起去了焉耆，但谈话的时候只有陶、赵二人，郝、钟都不在座。陶峙岳经过耐心地劝说赵锡光，两人逐步达成了一致看法，并秘密讨论了和平起义的具体事宜，还对可能出现的变故商定相应的对策。
两人最后一致决定：起义的一切行动，陶峙岳负责北疆，赵锡光负责南疆，并达成了两点协议：一、待解放军部队靠近时才接头，陶、赵两人站开，将部队交出来；二、部队由解放军无条件改编。
这件事在通电起义前，陶峙岳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即使是对刘孟纯、陶晋初等亲近的人也不例外。
9月8日，毛主席约张治中到菊香书屋，告诉他已经决定由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兵分两路，从甘肃和青海向新疆进军。
毛主席说：“我们寄希望于新疆方面能够认清形势，宣布起义。现在，我们从新疆方面得到的消息是，只要你给他们去电，他们就一定会照办。”
张治中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出面是最合适的，便说：“我早有此意，只是我与陶峙岳、包尔汉他们失去了联系，现在怎么能够与他们联系上呢？”
毛主席抽笑着说：“你这个长官，与自己手下失去了联系，我们帮你接上头，我们已经在伊宁建立了电台，由我们的特派员负责那儿的联络工作，你的电报可以通过伊宁转往迪化。”
张治中站起来说：“那好，我马上去准备电文。”
张治中给陶峙岳和包尔汉的电文于9月10日发出，电文拍出后，张治中怕他们想不通，又想到许多应该讲清楚的问题，在11日，张治中又发出一个给陶峙岳的电文，分析了新疆和平起义的处置办法。一连几天，不见新疆方面回电，张治中心中有点着急，不知道新疆方面意欲如何。实际上，陶峙岳、包尔汉要处理的是内外多重复杂关系，他们还要保密，不能轻易将真实想法透露出去，直到9月17日，他们才复电张治中，表示即将发起起义。
9月25日，在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的协助下，陶峙岳顶着巨大的压力，带着新疆的10万国民党军官兵通电起义。
陶峙岳起义的消息传来后，率部进入酒泉的解放军一野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王震，兴奋不已，他写下了“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的诗句。（图片：张治中）
1949年9月初的一个深夜，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已经就寝，忽然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来访，他对陶峙岳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君侧，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队内回去。”
新疆的起义问题，在扶（风）眉（县）战役之后，就已开始酝酿了。自那个时期起，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刘孟纯、省府委员兼迪化（乌鲁木齐）市长屈武、新疆特派员刘泽荣、警备总司令部政治处长梁客博等人，就开始不断交谈，进行起义的初步工作。
当时，属于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部队，计有整编四十二师所辖的一二八旅、六十五旅、骑兵一旅、骑兵九十四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的一七六旅、一七八旅、一七九旅，整编骑兵第一师所辖的第一旅、第二旅等，共计10万余人。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后，从1949年3月开始，时常打电报给陶峙岳，叫他除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之外，把其余的部队全部调进关内，参加作战。同时，马步芳也要把骑兵第一师调回青海，宋希濂也要把训练班的全部人员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总之，那些人都想把部队调出。
新疆的部队派系复杂，究竟听调不听调，连陶峙岳这个名义上的总司令实际也作不了主。为统一各部队认识起见，陶峙岳就以整编部队名义，召集师旅长会议，结果分歧很大，未作具体决定。
陶峙岳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等理由，虽然做了开拔计划，但计划开得大，其客观结果就等于拖延。陶峙岳本人也一再以种种理由，不去南京，也不去广州，争取时间，以等待情势的发展。不久后，马步芳接任西北军政长官。在驻新疆部队将领中，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这几人思想比较顽固，也是起义的最大障碍。
不过，在陶峙岳的活动下，叶成对起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了这天夜里赶到陶峙岳家中示警。
面对突如其来的急变，陶峙岳并不慌了，他一面把叶成留住，一面给罗恕人和马呈样打电话，坦白诚恳地表示约他们来面谈。
罗恕人和马呈样一到，陶峙岳说：“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枪声一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对你们有什么便宜？”
罗、马二人听后，起先相顾无言，沉默了好久后，说：“我们内心有痛苦，你却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每讲不过你。”
陶峙岳对他们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只知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该让我以冷静头脑替你们考虑问题。目前整个形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应该不再去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恼问题。你们带部队去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我不阻拦。但是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只要尽到责任，虽死不辞！”经过陶峙岳的劝说，罗恕人和马呈祥渐渐平静下来，两人告辞离开。
到了第二天，陶峙岳单枪匹马，不带卫兵，一个人闯进骑一师的师部。当时，马呈祥和罗恕人等人正在开会，见陶峙岳突然来了，两人脸色大变，但是随即看见陶峙岳孤身前来，两人有些感动，就这样，陶峙岳暂时压住了马呈祥和罗恕人的行动。
9月6日，西宁解放。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均陷入分割孤立的境况，再要搞什么所谓的“协同作战”，已经没有可能了。
西宁解放后，马呈祥得知他在青海的家人，已经逃到广州。而马步芳最后在逃走时，把骑一师应得的军饷银元五万元也带去，这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说，说：“马长官实在过分，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实在是让人心寒。”
在这种种内外情况影响之下，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三人向陶峙岳表示：愿意交出部队，办清手续，个人离开，经过南疆前往印度，这样，起义最大的障碍清除了。
1949年6月份起，蒋介石、李宗仁对驻新部队的正常款项便已停发，而只以开拨费名义，拨去过一百万元，目的是迫陶峙岳让部队内调，这笔钱通过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时，又被马步芳扣去二十万，所余的八十万元，只足够维持部队的生活两三个月。
在断绝饷银仍不能达到目的之后，虽然陶峙岳还未宣布起义，蒋介石和胡宗南已一面打电报骂陶峙岳“通共”，一面指使分化驻新部队将领，以图捣乱。直到马呈祥等人准备离开新疆的前夕（9月23日），胡宗南还分别给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去电，要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并承诺空投接济，不过马呈祥等人认为“大势己去，不能有为”，拒绝了胡宗南的命令。
9月24日，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人，带同他们的家属，一同离开了迪化。25日，陶峙岳和鲍尔汉率领军政人员发出起义通电，新疆终于和平解放了。10月6日，陶峙岳来到酒泉，在这里会见了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并商定了起义部队改编方案，至此，大西北完全解放。(图片：陶峙岳将军和王震将军)
1949年9月初的一个深夜，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已经就寝，忽然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来访，他对陶峙岳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君侧，决定今晚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他们限我半个钟头队内回去。”
新疆的起义问题，在扶（风）眉（县）战役之后，就已开始酝酿了。自那个时期起，国民党西北军政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刘孟纯、省府委员兼迪化（乌鲁木齐）市长屈武、新疆特派员刘泽荣、警备总司令部政治处长梁客博等人，就开始不断交谈，进行起义的初步工作。
当时，属于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部队，计有整编四十二师所辖的一二八旅、六十五旅、骑兵一旅、骑兵九十四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的一七六旅、一七八旅、一七九旅，整编骑兵第一师所辖的第一旅、第二旅等，共计10万余人。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后，从1949年3月开始，时常打电报给陶峙岳，叫他除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之外，把其余的部队全部调进关内，参加作战。同时，马步芳也要把骑兵第一师调回青海，宋希濂也要把训练班的全部人员及其武器装备调进关内，总之，那些人都想把部队调出。
新疆的部队派系复杂，究竟听调不听调，连陶峙岳这个名义上的总司令实际也作不了主。为统一各部队认识起见，陶峙岳就以整编部队名义，召集师旅长会议，结果分歧很大，未作具体决定。
陶峙岳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等理由，虽然做了开拔计划，但计划开得大，其客观结果就等于拖延。陶峙岳本人也一再以种种理由，不去南京，也不去广州，争取时间，以等待情势的发展。不久后，马步芳接任西北军政长官。在驻新疆部队将领中，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七十八师师长叶成及其所属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这几人思想比较顽固，也是起义的最大障碍。
不过，在陶峙岳的活动下，叶成对起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所以才有了这天夜里赶到陶峙岳家中示警。
面对突如其来的急变，陶峙岳并不慌了，他一面把叶成留住，一面给罗恕人和马呈样打电话，坦白诚恳地表示约他们来面谈。
罗恕人和马呈样一到，陶峙岳说：“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枪声一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对你们有什么便宜？”
罗、马二人听后，起先相顾无言，沉默了好久后，说：“我们内心有痛苦，你却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每讲不过你。”
陶峙岳对他们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只知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该让我以冷静头脑替你们考虑问题。目前整个形势，你们知道得很清楚。应该不再去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恼问题。你们带部队去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我不阻拦。但是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我有这样的责任，只要尽到责任，虽死不辞！”经过陶峙岳的劝说，罗恕人和马呈祥渐渐平静下来，两人告辞离开。
到了第二天，陶峙岳单枪匹马，不带卫兵，一个人闯进骑一师的师部。当时，马呈祥和罗恕人等人正在开会，见陶峙岳突然来了，两人脸色大变，但是随即看见陶峙岳孤身前来，两人有些感动，就这样，陶峙岳暂时压住了马呈祥和罗恕人的行动。
9月6日，西宁解放。西北战场上的胡宗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均陷入分割孤立的境况，再要搞什么所谓的“协同作战”，已经没有可能了。
西宁解放后，马呈祥得知他在青海的家人，已经逃到广州。而马步芳最后在逃走时，把骑一师应得的军饷银元五万元也带去，这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说，说：“马长官实在过分，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实在是让人心寒。”
在这种种内外情况影响之下，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三人向陶峙岳表示：愿意交出部队，办清手续，个人离开，经过南疆前往印度，这样，起义最大的障碍清除了。
1949年6月份起，蒋介石、李宗仁对驻新部队的正常款项便已停发，而只以开拨费名义，拨去过一百万元，目的是迫陶峙岳让部队内调，这笔钱通过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时，又被马步芳扣去二十万，所余的八十万元，只足够维持部队的生活两三个月。
在断绝饷银仍不能达到目的之后，虽然陶峙岳还未宣布起义，蒋介石和胡宗南已一面打电报骂陶峙岳“通共”，一面指使分化驻新部队将领，以图捣乱。直到马呈祥等人准备离开新疆的前夕（9月23日），胡宗南还分别给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去电，要他们把部队带到南疆，并承诺空投接济，不过马呈祥等人认为“大势己去，不能有为”，拒绝了胡宗南的命令。
9月24日，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人，带同他们的家属，一同离开了迪化。25日，陶峙岳和鲍尔汉率领军政人员发出起义通电，新疆终于和平解放了。10月6日，陶峙岳来到酒泉，在这里会见了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并商定了起义部队改编方案，至此，大西北完全解放
放假前我们部门商量好今天一起去动物园玩，早上刚要出发时，同事在部门群里发消息说有事不来了，我们也没多想，以为她真的有事，一直到晚上回来时，领导跟我说其实她是因为上周涨工资的事有情绪了。
同事是去年入职的，当时招她进公司本来是打算让她做A组的业余的，后来因为那块工作不忙，就让她先给B组帮忙干活，她就成了B组主管的下属。
当时领导还是比较看重她的，经常表扬她工作细致，说她有培养的潜力。她的主管对她也不错，挺照顾她的，手把手的教她各项业务，应该说她在B组发展的也不错。
在她入职三个月后，C组因为有人离职也招了一个新人进来，这个人本来是招来补缺的，领导一开始并没有多看重她。
但是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领导改变了对两个人的印象。上个月A组有同事离职，那个职位需要有人顶上，而公司目前暂时不让招人，只能内部调剂，领导想着之前同事进来本来就是要给A组的，所以先找了同事谈话，打算把她调回A组。
领导是先跟B组的主管沟通的，说打算把同事调回A组，同时负责的工作让B组主管重新安排组内其他人做，说实话，同事负责的工作并不是很难，别人也能接手，而且工作量并不是很大，几个人分一下也能做完。
但是B组的主管表示了强烈反对，坚决不同意领导的安排，说调其他人也可以，也什么非要调同事去。
主管的心思我们知道，一方面她是不想从自己的组内调人走，这样会增加她们组其他人的工作量，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用惯了同事，把她当成了自己人，不想她离开。
领导见说服不了主管，就又找了同事去谈话，问问她自己的意见，然后同事的回答让领导感到很失望。同事表示尊重主管的意见，既然主管不愿意她走，她也不想调走，而且她习惯了B组的工作，也不想再去做其他事。
领导当时是很生气的，因为本来他可以不商量直接安排工作的，是想着先跟她俩沟通一下的，结果两个人都不配合，而且从长远角度来说，同事在B组的工作并没有提升，对她以后的职业发展也不好，他以前很看好同事的，结果没想到她这么不思进取。
后来同事回去后把领导找她谈话的事告诉了主管，主管在部门会议上跟领导吵，说不能这么欺负她们组的人，当时吵得挺激烈，然后C组后来的那个新人就说别吵了，她以前也做过那块业务，她接下工作算了，本来工作量就不大，她一个人可以的。
这才让争吵平息下来，后来这个新人就接下了这个工作，一个多月以来做得还都不错，自己的工作也没影响，领导对她的印象一下就变好了。
上个月公司调薪，领导就给那个新人涨了1000块工资，这个涨幅对于新人来说挺多了，因为那个新人原来才月薪5000，这才入职大半年就涨了1000。
领导说他主要是因为两点原因给她涨工资的：
1、她工作态度积极，主动接下工作。
2、通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她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不错，新接的工作做得也不错，工作能力强。
而B组的主管得知领导给她涨了工资，我那同事却没有涨之后，告诉了我那同事，还带着她一起去找领导理论，说她来得早，为什么不给她涨，跟领导又吵了一次。
领导说涨工资并不是看谁先来后到，而是看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没想到同事现在不但不反思自己，还闹起了情绪，当初真是看错她了。
我知道这次调薪的结果，但是没想到这中间还有这些曲折的事，领导的话让我感慨万分，也给自己提了醒，以后的工作要更加注意，不可自满，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就是：
1、从管理者角度来说，完成团队任务是最重要的
领导并不在意部门内部每个人具体做什么工作，他更看重的是部门整体工作完成的业绩，部门所有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所有人一起努力才能完成团队任务，你还在为一件事应不应该是你做的时候，领导更关心这件事能不能完成。
所以当领导给你安排工作时，不可推三阻四，自己能做的要积极去做，领导会把你的努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2、从主管角度来看，太照顾下属可能会阻碍了下属的发展
B组主管确实对同事比较照顾，为了同事的工作调动和涨工资的事跟领导算是吵了两次，但是仔细想想这真的是对下属好吗？同事之所以没有涨工资其实不正是主管对她的照顾导致的吗？
而且我作为旁观者来说，同事如果以后还一直做目前的工作，那她以后确实没有什么发展空间的，她的主管会制约她的成长。
3、作为职场新人，要制定明确的职业规划
同事现在还在闹情绪，她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涨工资，她以为主管对她的是照顾，却不知道这样的照顾只会让她无法成长。
作为职场新人，我们在踏入职场时就要给自己制定明确的职业规划，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达成什么目标，付出怎样的努力，而不应该享受一时的轻松和安稳。
朋友们，你们有遇到过类似的经历吗？你认为这样的主管好还是不好？欢迎分享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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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icon年间，一户鞠姓人家，一天夜里母亲向氏醒来，发现丈夫竟不在床上。她一检查，大门还大开。母亲忙叫儿子。儿子跑出门察看。可母亲等了好久，都没见儿子回来。这时，儿媳也醒了。
婆媳俩都很害怕，又不敢呼救，更不敢出去查看，就躲在屋里，直至天亮才敢出门。结果，她们发现父子俩都倒在了门外数十步远的路旁，身上有刀伤，遍地鲜血。
一桩的谋杀案就这么发生了。
案子很快就报到合州衙门。知州荣雨田带着书吏、差役、仵作赶到现场，验尸查看。
在了解情况后，知州荣雨田发愁了：这乃是一桩三无“无头案”，无目击证人，无现场证物，也无破案线索。
知州荣雨田束手无策，就交给书吏陈老伦来查。陈老伦却趁机娶了鞠家守寡的年轻美貌的儿媳，并让她去告发原来的婆婆向氏与人通奸，与奸夫合谋杀害了鞠家父子。
在审理时，当向氏不断喊冤，荣雨田却喝斥：“奸夫都抓住了，你还敢狡辩！把奸夫带上来。”
于是，差役拉出个壮年男子，要和向氏对质。男子还把自己怎么认识向氏，怎么和她通奸，怎么和她密谋，怎么谋杀鞠家父子，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向氏只惊得目瞪口呆。
荣雨田又说：“传证人！”
这一回，向氏完全呆了。因为证人竟然是自己昔日的儿媳，现在的陈夫人。
陈夫人上堂后，便按照陈老伦的教唆，指证向氏和堂上的壮汉有奸情。儿媳的话，将向氏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但向氏始终没有承认，直至荣雨田搬出刑具威胁，向氏才哭着“认罪”，承认自己与人通奸，制造了血案。
这是真相吗？
这一天，总督黄宗汉坐轿子外出，突然停了下来。他探头一看，看到卫队在鞭打一个跪在地上鸣冤的小姑娘。
黄宗汉马上制止了士兵继续鞭打小姑娘，并收了她的诉状。他当场浏览了小姑娘的诉状，发现是一个为杀人犯喊冤的状子。
他简单询问了几句，得知案子已经送到了按察司。黄宗汉和蔼地对向氏的侄女说，小姑娘，你勇敢地为长辈抱告喊冤，很了不起，你的状子，本官收了。
说完，黄宗汉赏了小姑娘两吊钱，同时在状子上批了几句话。向氏侄女千恩万谢后走了。
又过了几天，黄宗汉外出又遇到有人喊冤。他一看，还是前几天喊冤的小姑娘。
黄宗汉有点不太高兴了：“小姑娘，本官不是前几天收了你的状子了吗？你怎么又来拦轿喊冤？”
向氏侄女才哭着说：“小女子是因为有奇冤，才屡次冒死上诉。大老爷让小女子拿着状子去按察司，可是按察司的各位大人说这个案子清清楚楚，没有问题，还是维持原判，认定是姑姑谋杀了我姑父和表哥。”
黄宗汉听完想：不对啊，几天前才刚批了条子重新审理鞠家命案。这才几天啊，他们就核查完了所有案卷和调集了人证吗……
于是，黄宗汉又批了张条子，还是让向氏侄女去找按察司衙门，让按察司认真重审向氏一案。
而且，黄宗汉又派了李阳谷去查案。结果李阳谷一直暗访无果。有一天，他在投宿一家小旅店后，偶然听到旁边有两人谈话。
一个人说：“当官的都是糊涂虫，鞠家父子被杀竟然以谋杀亲夫结案。”
另一个人说：“这个案子也真是无头案，不知是谁杀的？”
那人又说：“是我杀的。那天夜里，我摸到一户人家，偷了一条被子。刚出门，一个男子追出来要夺被子。我本想吓他，哪知他不走，我就举刀砍倒了他。这时又一个小伙子出来追我，我又杀了他。事后，我害怕了，远逃他乡避难。一年多了，听说案子结了，我就回来了。”
说来太巧了，这个凶手竟然自己跳了出来。
本来李阳谷也是什么都查不出来，正准备回去禀告。这一下，李阳谷听到后，忙招呼两个仆人一起捉住那人，直接把他押送到成都报告给黄宗汉。
于是，合州杀人案终于告破了。向氏无罪释放。
四川按察使、川东道台、重庆知府被革职。合州知州荣雨田本当严惩，但他上下活动，花了不少银子，最后也仅仅被革职而已，不用承担其他刑罚。
书吏陈老伦知道真凶，被抓后畏罪自杀。陈夫人被凌迟处死，受到了最严重的惩罚。
做伪证的壮汉，被发配充军。
为向氏鸣冤的侄女得到表彰，李阳谷查案有功，出任知县。
不久，黄宗汉内调朝廷为官，成都将军暂时代理四川总督。四川官场又开始涌动暗潮，想再次翻案。
代理总督竟然以最初的判决上奏朝廷，为被革职的官员请求复职。巧的是，黄宗汉被任命为刑部尚书，被他严词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