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遴选 政审（公务员遴选政审吗）

老师，我是应届研究生，国考上岸，选调上岸，省考进面，但是由于论文的原因，可能要延毕半年，这种情况还能入职吗？体检和政审都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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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姑妈打电话给我，说起表妹涵涵的事，让我劝说一她下。先说一下表妹涵涵的的情况，涵涵是法学专业的，独生女，已经毕业两年多了，毕业后一直在考公的路上，今年26岁，性格挺好。父母都是在行政单位上班，有住房2套，10多万轿车一辆。涵涵前几年报考都是盯着本市或者省上的单位，一直没有进入过面试，她本人是不想在考了，期间去市法院做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也就是在办公室打打杂。也去省上参加过考公的培训，前前后后花费了好几万。

去年报名的时候，涵涵说她最后再考一次，这次她听从了父母的意见，选择了几个县份上的岗位，结果这次终于考上了，并且面试顺利过关，但这次是涵涵不想去了。因为是代招，涵涵将要去的地方是县份下面的一个偏远乡镇，离县城还有90多公里。当时涵涵以为至少可以留在县城，或者近一点的乡镇。因为她从小就生活在城市，觉得第一是离家太远，二是没有思想准备。现在政审已过了，即将进入体检程序。

姑妈的意思，想让她去上班，说以后有机会在慢慢调整，岁数年轻遇到省上遴选也可以报考，体制内的工作对一个小女生来说是最好的，多少人求都求不得。姑爹可能也舍不得女儿去那么远，就说随她自己选择。可这次表妹非常倔，她说不去参加体检，自动放弃了，她宁愿在市里找一个临聘岗位也不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劝，毕竟那个乡镇我去过，来县里开个会单程都要4小时，我也呆不住，更何况表妹这种90后。我就和表妹说，让她自己想好了，进入体制内目前是觉得很稳定，但这几年基层的工作量也很大，基本一人多用，但年轻人成长的也很快，难说几年就提拔副科级领导，还是有很大机会调到县城，也可以参加省上的遴选，幸运的话就到省上工作了。并且你的父母也希望你有一分稳定的工作，不用在社会上到处奔波。涵涵说她会在考虑下，但她估计最后的想法还是会放弃。她习惯了城市生活，不敢想象一个人在乡镇怎么过，并且她习惯了城市的咖啡馆，健身房。反正家里父母已经给她准备了房车，她找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应该么有什么问题，这几年考公太折磨了，她不再考了，要找份自己能胜任的工作做。

我觉得人各有志，她说的也有道理，我也不能批评她吃不了苦，有条件谁都不想吃苦。谁都预料不到明天又会发生些什么。哎，想当年我们辛辛苦苦读大学，就是为了有个铁饭碗，但在涵涵她们这些90后的眼里，铁饭碗已经不稀罕了。我们家兄妹两个，父母供我们读书没有多少积蓄，我的房子是婚后两个人一起攒钱购买的，车也是自己买的，起点就不同，所以涵涵的想法也不足为怪。曾遇到过一个很拽的男生，考起县级公务员也没有去报道，他说他只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考起，也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

友友们，你们会怎么选择，评论区告诉我。

周恩来与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初建时称“八一饭店”，1960年5月18日工程正式开工。

　　半年后，“八一饭店”完成了14层楼的框架结构，1961年初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当装修到第八层，第七层以下的楼层、地下室和礼堂的内部装修尚未展开时，因国家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压缩经济开支，决定禁止兴建楼堂馆所。

　　在关于停建一切楼堂馆所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正在各地兴建的20多个楼堂馆所，除解放军的八一饭店外，其他全部停建。当时，参与会议的总后营房部一名处长表态称，“我们军队也不能例外。”但周恩来回复称，“这事由你们罗瑞卿秘书长决定。”

　　罗瑞卿召集开了军委办公会议，决定“八一饭店”停工。

　　1964年时值新中国成立15周年。而在一年前，北京市以市委书记彭真的名义向国务院建议，为了迎接15周年庆典，能否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修建一座能接待两千多名人大代表的宾馆。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知道后，向部队打听停工的“八一饭店”情况。当时，饭店内部各设备已购置，只要把八层以下的楼层内部装修完成后就可交付使用，周荣鑫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军队在京西新建的饭店的收尾工程可以继续施工。此外，饭店由军队管理，军政共用。政府接待外国副总理以上的国宾，住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外国部长级贵宾可住军队这个饭店。

　　1964年6月9日，罗瑞卿根据“八一饭店”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其定名为“京西宾馆”。

　　1965年1月19日，“八一饭店”工程完工，总投资达3000余万元。

　　总参谋部决定，从1964年4月25日起，京西宾馆隶属于总参管理局，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局京西宾馆管理处”，正师级编制。

　　早在宾馆建成之前，工作人员的选调就已经开始。来自各军区各军兵种的95名选调干部、401名职工陆续进京。起初，京西宾馆的管理人员都是军人，后改为职员；服务人员是北京市的固定工和战士，后改用外地合同工。

　　1970年代初，时任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京西宾馆查看了所有人员的编制表，要求京西宾馆根据服务工作特点，培养女干部。“京西宾馆是中央负责同志经常工作的地方，要像（人民）大会堂那样，保证不出政治和责任问题。”

　　从1985年开始，宾馆陆续与山东、湖南、山西等省签订合同，每年招工数百人。服务员主要来自各地旅游职业学校，先由学生报名，学校预选，公安局政审，市一级政府甄选，有的还要经过省领导亲自审定，最后由宾馆面试，对相貌、身高等都有要求。新招服务人员必须进行两个月以上的军事训练和岗前培训，半年实习期之后才可正式上岗。服务人员一般3年一换。

　　1967年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相继到京西宾馆开会，办公日益频繁。宾馆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服务规范和要求。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首长到、电梯开、会议室门开、保卫人员到”。

　　“文革”开始后，一批军、地领导被保护性地安排入住京西宾馆。   

　　时任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指示称：“住京西宾馆要经过一定手续批准，不能随便前来住宿，使京西宾馆成为无保障的场所。”

　　1967年2月7日，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京西宾馆从这天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能进入宾馆。周恩来还在指示中建议，京西宾馆要设立接待室，把力量配备好，“一定要按军委八条命令办，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当天下午，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就到京西宾馆，检查实行军事接管情况。

　　一系列的动作惊动了毛泽东。1967年7月，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然而，仅仅过去了一个月，就有沈阳某“造反派”冲进宾馆围攻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宋任穷，抄抢文件、打伤警卫、损坏物品，并企图抢走宋任穷。

　　周恩来得知后，在8月21日严厉批评了某“造反派”负责人，并对军委办公厅发出指示称，今后对冲击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道歉，对打伤人的凶手要拘留教育。

　　1972年5月，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京西宾馆的情况，认为京西宾馆“完成任务不错”，还指示道，总政和卫戍区要明确责任制，外围警卫要由卫戍区负责，“脑子要清醒，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975年1月8日至1月10日，十届二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