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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初，正在江西瑞金沙洲坝大队下乡劳动的李讷给父亲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李讷袒露了自己想要结婚的想法。
李讷在信中写道：“虽然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政治上可靠，为人踏实，热爱劳动，是五七干校的工作人员。我准备近期与他结婚，请父亲定夺。”
在对待子女方面，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毫不放松，他不允许自己的子女搞任何特殊化。但在生活问题和个人私事上，他又表现得很宽容，向来遵从子女自己的意愿。
早在之前，很多中央领导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向毛主席提起过李讷的婚姻大事。对此，毛主席一贯的态度是“在下面找，找个普通人就行，找个工人或者农民都行。”
当年，毛岸英主动要求参加抗美援朝，他同意了。如今，李讷要与农民子弟结婚，他当然也同意了。在毛主席看来，自己的子女和千千万万普通百姓家的子女没什么两样。
由于公务繁忙加上身体不便，毛主席无法到江西参加女儿李讷的婚礼，只好托人代自己出席。为了不兴师动众，不搞排场，毛主席没有派高级别的领导，而是派了自己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一天，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将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路来谦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他说：“小路同志，现在交给你一项特殊任务。你是主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是毛主席的家里人，毛主席指定你去江西出席李讷的结婚典礼。”
说完，汪东兴将一个装有毛主席亲笔信的大信封交给路来谦，上面写着“李讷收”。路来谦感到既意外又兴奋，意外是因为伟大领袖竟然指派自己出席自己女儿的婚礼，兴奋是因为深感此次任务的责任和荣誉。
身为父亲，毛主席自然要为女儿的婚事准备礼物。可他没有准备丰厚的彩礼，而是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作为贺礼送给李讷夫妻。
孩子大了是要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的，作为一个迟暮的老人，毛主席又何尝不怀念当年延安时期李敏、李讷挣着要玩“骑大马”的场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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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第一次被称为“主席”，是在九十年前。
九十年前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
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推选出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会议期间，主持人任弼时第一次称呼毛泽东为“毛主席”。从此，“毛主席”这一称呼深入人心，传颂至今，直到永远。
近几天到赣南公务，参观中，心生感慨：
章贡汇聚大江流，
亭台依岸古渡头。
宋城沧桑行客旅，
长桥凌波系木舟。
点点星火堪燎原，
昭昭青史鉴红都。
苏区风范民心印，
主席英名千古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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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周恩来1931年撤离大上海研究笔记
劳伦斯·凯斯勒
【作者机构】1北卡罗莱纳大学
【来源】“二十世纪中国”
2009年2号112 - 131页
【分类导航】社会科学——>政治科学
【摘要】超过30年前,诺曼·瓦茨(1907 - ?),一个英国人暂时居住在美国,
中美人民友好协会谈到他在帮助周恩来(周恩來1898 - 1976)撤离上海中扮演的角色
这被证明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但在当时无法得到证实。
然而，几年前，罗伊·罗文(1920-)发表了一篇关于他作为一名美国记者在革命中国的报道。
1947年,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捐赠一批拖拉机给中国,并且招收志愿工人使用这些农机,韩丁应召作为拖拉机技师第三次来到中国,被派到东北工作。
1948年,杰克·伯恩斯(Jack Birns)和(Roy Rowan)二人在太原期间,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林立的碉堡、空投的机群、迷茫的伤兵、无助.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英语: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英文简称UNRRA，中文简称联总)创立于1943年，发起人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其名称内之"联合国"并非指后来于旧金山组成的联合国组织，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本质为福利机构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目的乃于战后统筹重建二战受害严重且无力复兴的同盟国参战国家。其中，受害最严重的中国成为最主要被帮助国家，而施予帮助者则为美国、英国与加拿大。
他讲述了如何在1947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来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开封的办事处。
办完公务后，周恩来与联合国善联工作人员和记者共进晚餐，交谈至深夜。
罗伊·罗文的英文报道说，周恩来公开承认一位在美国的英国商人诺曼·瓦茨,,救了他一命。15年前通过帮助他紧急撤离上海。
尽管这些报道将诺曼·瓦茨与周恩来的越狱联系在一起，但围绕这一事件还有很多争议。
首先,罗文认为周恩来指的是,蒋介石[蔣介石1887 - 1975])举行了1927年4月12日的政变,
周恩来坐美国人诺曼·瓦茨的走私货船前往武汉。
事实上，周恩来确实在1927年5月底搭乘一艘英国货轮撤离到了武汉，
但诺曼·瓦茨直到1929年才抵达中国。至于诺曼·瓦茨，他认为，他对周恩来的援助是在1932年1月日本轰炸上海之后——尽管他不能确定，因为那是将近50年前的事了。
但是不可能啊，,因为当时周恩来已经在中国南方的瑞金。
我认为，周恩来和诺曼·瓦茨所提到的“撤离上海”事件既不是发生在1927年，也不是发生在1932年，而是发生在1931年底。
除了这些困惑之外，这个故事还有更令人困惑的方面。
周恩来越狱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据我所知，他是如何、何时越狱，以及以何种途径进入中央苏区，目前还没有仔细研究过。
尽管许多资料有很大的不同，
但仍有可能重建周恩来革命生涯中的这一关键时期。
而他的越狱故事，当拼凑起来时，为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派别主义和政党政治的流动性提供了新的线索。
在考察周恩来的逃亡之前，简要描述一下周恩来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形势可能会有所帮助。
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后，在1927年剩余的时间里，共产党在农村发动的各种起义都失败了，从1928年到1931年，中共经历了连续的政策和领导更迭。
在这一切过程中，周恩来巧妙地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到1931年春，他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尽管他没有担任总书记一职。然而,他是负责军事和苏联事务并指导中国共产党秘密服务,这给了他一个事务中的关键位置。
周恩来の誤算 : 顧順章事件の真相(4)
松本 英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