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调训补助（公务员调配办法）

1935年，在峨眉军官训练班上，陈诚当着刘湘的面对军官们说： “有些人花钱买了几架外国烂飞机来，也叫空军，连封信也不敢去送。” 这其实是在骂刘湘的军队，刘湘听后，心中恼火，但也只能忍气吞声。

1934年11月，蒋介石电召刘湘来南京，抵达汉口时，刘湘问心腹邓汉祥说： “你看老蒋这次约我来，会谈些什么问题？”

邓汉祥想了一下，回答说： 蒋“总司令必定会讲加重你的责任，提高你的地位及如何信赖你等等好听的话，但实际上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使你们两败俱伤。他还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重兵入川，逐步掌握川局。”

刘湘听后点点头说： “老蒋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总司令造了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老蒋派兵入川！”

11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面见蒋介石，这是刘湘首次与蒋介石见面，他故意装作笨拙的模样，连话都说不清楚。当蒋介石提出派中央军十个师入川时，刘湘断然拒绝，致使蒋介石只能改派参谋团入川。

第二天，刘湘再次面见蒋介石，经过磋商，刘湘与蒋介石达成三项决定： 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总”总司令，负计划、指挥全责，南京尽量补助饷款弹药； 二、改组四川省府，以刘湘为主席； 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占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12月初，刘湘返回四川，刘湘虽然暂时抵制了蒋介石派中央军十个师入川，但无法阻止参谋团入川；虽然蒋介石曾声明，参谋团只策划军事，不过问政治，但随参谋团入川的，除宪兵一团，还有康泽的别动总队，约两千多人。

康泽还兼任参谋团政训处长，在未入川之前，该处就拟定了一个“五运计划”，用以破坏四川秩序，制造混乱，企图趁机搞垮刘湘。

这一计划得到蒋介石批准。刘湘属下由于一次偶然机会，从参谋团特务分子手中，缉查到“五运”搞垮刘湘的一份指示，刘湘得知后又惊又怒，将这个文件送请蒋介石处理，蒋介石只能打个哈哈，将责任推到参谋团总务处长柏良一个人身上，并将其撤职，敷衍刘湘了事。 但此后，“五运”工作仍在暗地里积极进行。

康泽率领来川的别动队，大部分分配到了川军各军、师充任政训工作人员，康泽兼任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后，又在各专区保安司令部内设政训室，各县设政训员，而这一体系所用的正是别动队分子。康泽还兼任蒋介石的禁烟缉私室主任，将缉私总队调来四川，在水陆交通要道设立禁烟缉私专员和办公室及检查所，其爪牙布满四川。

康泽的别动队一面抓捕进步人士、督修碉堡，一面在川军中挑拨离间，给刘湘制造事端。散布全川的别动队队员，个个手持“上方宝剑”，见官大一级，军政民政无所不管，引来四川各方人士的反感，刘湘对此更是深恶痛绝，这也是他自始至终拒绝单独会见康泽的原因。

为进一步控制川军，蒋介石又于1935年秋，在峨嵋山开办了“峨山军官训练团”，并自兼团长，刘湘被委为副团长，陈诚任教育长，邓锡侯、刘文辉任团附。该训练团将大部分川军营长以上军官调来训练，暗地里对他们进行分化和拉拢。

蒋介石在对被调训军官的讲话中，多次强调说： “你们现在是我的学生，回部队后又是我的部下，将来自有无限美好的光明前途。” 面对如此利诱，不少军官逐渐倾向于蒋介石。

刘湘偶尔也发表讲话，但他讲的却是如何打游击，如何以弱对强、以软对硬的特种战术，表面说是对日，但当时训练团的上层空气并不是对日，刘湘的话显然不合时宜，而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说“你再逼我，我就要乱说了”。此后，团尽量不让刘湘发言。 刘湘无法阻止蒋介石、陈诚各种手段的拉拢，他的部下唐式遵、王缵绪等人已逐渐倾向蒋介石。

有一次，刘湘的督办署总务副官曾伟澜被调到峨训团服务，他无意中得知，王缵绪、范绍增已经被蒋介石收买，当即向刘湘告密。刘湘在悲愤的同时，对曾伟澜大为赏识，不久便将他提拔为侍从主任副官。

在峨训团，刘湘与蒋介石、陈诚明争暗斗不已，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为了缓和矛盾，刘湘曾向蒋介石垂泪说： “湘的胃溃疡病十分严重，自知将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所以勉强担任川省军政职务，一因受委员长知遇之恩，当此多事之秋，不忍决然引退；二因受地方父老之培植，在川担任军政职务20余年，无一喜政报答桑梓，故不能不力疾从事。四川是后防重地，委员长在川对于国防上的布置，请放物为之；关于军民两政的措施，亦请明白指示，湘无不惟命是听，但希中央在川人员通力合作，方能收指臂之效。”

蒋介石听后，敷衍地答道： “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参谋长来见我。”

蒋介石的态度，让刘湘陷入绝望，他明白蒋介石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决定对蒋介石加强防范。不过，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刘湘抛弃了和蒋的一切恩怨，力主全面抗战，号召川军出川，在关键时刻的民族大义上，刘湘的值得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