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道口24号（交道口24号王勇）

1947年9月24日凌晨，北平市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十几个人蹑手蹑脚地围上去。其中一人身手矫健地翻过围墙，打开房门，十几人一拥而入，破门而入正对着院门的堂屋，口中大喝着：“不许动！”屋中的报务员刚刚发报完毕，正在收拾器材和文件，当场被抓获。破门而入的这些人是保密局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组长谷正文带队的军统特务，那个身手矫健的人就是飞贼段云鹏。

被抓获的那位年轻人是北平地下党报务员孟良玉和译电员李毓萍（孟妻）。随后，特务们又到北屋内抓获一对还在熟睡的夫妇，这对夫妇就是北平地下电台台长李政宣和译电员张厚佩。同时，特务们还在李政宣床下的一个箱子里翻出了未及时销毁的大量电报底稿。

保密局此次精准的行动，源于一次偶然的原因。这一天，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有一个小特务，因为和老婆吵架，不想住在家里，所以就到单位值班去了。

小特务在站里百无聊赖，于是就戴上耳机侦听起来。此时，已是后半夜了，突然他听到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这个电台的频率、波长与所有登记在册的电台都不同，他欣喜若狂，他判断这极有可能是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第二天，他就向电检科科长赵容德作报告。

赵容德立即出动了多辆电台探测车到处侦听，全天候对北平进行监听。此时，秘密电台仍在每日发报，于是很快就被锁定了位置：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大街和北池子大街之间，方圆约一千平方米的区域内。并且还确定该电台每日早上6点钟起发报。

这个被侦测到的可疑电报信号，确实就是北平地下组织的电台信号。按道理说地下电台发报时长和发报时间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容易被敌人轻易检测到。但是当时因为工作量巨大，所以发报时间也就比平时长了很多，因此就被狡猾的敌人捕捉到了。

谷正文虽然利用侦听车确定了大致位置。但是这个位置位于南城，这一带是出了名的房屋密集、人口稠密，要想找到准确的位置难度可想而知。谷正文也想过挨家挨户搜查，但是又考虑到一来工作量太大，二来那样做一定会惊动电台，到时候他们一跑，就会失去这条线索。谷正文心中一直在思索怎样来查找这个秘密电台而不打草惊蛇，突然之间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飞贼段云鹏。

段云鹏，一个流窜在北平一带的惯偷，江湖人称“草上飞”，有一身好轻功，擅长攀岩爬墙。他和保密局的交集，源于一次盗窃失手。那一次他在北平市内规模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三楼偷窃时，被警察局抓获。保密局认为他的这身功夫有用，就是就把他保释了出来，并且吸收为外围应用人员。此次这个飞贼被排上了用场。

谷正文让人找来了飞贼段云鹏，打开地图用红笔在地图中画出了一个方块，正是南池子为中心的方圆千米的地域。谷正文让段云鹏，每天早上五点开始秘密侦查这一带的情况，查出发报的地点，并且允诺，事成之后，给段云鹏转正。

段云鹏听了以后，不由得两眼冒光，搓着双手一连串的答应。段云鹏这个飞贼还真是没有谷正文失望，每天五点开始，他就开始游走于谷正文地图所标注的范围之内，穿房越脊，窥伺消息。

经过几天观察，段云鹏终于发现了可疑情况，这个可疑情况就是在交道口京兆东胡同24号院内，有一个年轻人，每天大约在6点10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然后从床底下提出一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随后戴上耳机。不过因为他背对窗户，无法看清他的双手在桌上做些什么，大约在7点钟又把箱子放回床底下。

段云鹏观察了几天，心中乐开了花，这不正是谷组长所说的发报吗？这下子可立功了，马上就可以转正了，不用再当临时工了。于是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谷正文。

谷正文得到段云鹏的情报后，与特务们经过分析，断定那个年轻男子肯定是在发报。保密局决定立即实施抓捕。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谷正文捉获了报务员孟良玉和译电员李毓萍后并不满足，他还想着要扩大战果。于是马上命人调查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的主人。谷正文调查后大吃一惊，原来这个院子的房主是北平市民政局科长袁永熙。这个人不太出名，但是袁永熙的妻子陈琏竟然是蒋介石首席幕僚陈布雷的女儿。也就是说袁永熙是陈布雷的女婿！谷正文查到这里，不敢擅专，于是向上级汇报，经过层层汇报，此事终于汇报到了蒋介石那里。

10月3日，蒋介石下令逮捕陈琏与袁永熙二人，并严查二人的身份。袁永熙、陈琏坚决不承认地下党的身份，敌人又找不到证据，最后经蒋介石同意，只好将二人释放，交陈布雷“严加管教”。

被捕的李政宣、孟良玉等人相继叛变，供出了许多地区的地下组织，随之西安、沈阳、兰州、承德等地密台相继遭到破坏，44名地下情报人员被捕，使得北方情报系统遭到了巨大破坏。

此案破获，赵容德受赏最高，是1万元。其余北平站长、北平侦缉组组长、抓捕人员等，分别得1000元、2000元不等。

我党情报部门也从此案中吸取教训，改进许多工作方式。胜利来之不易，每一份情报背后，可能都会有流血牺牲。

1949年1月，潜伏在保密局北平站的地下党员王敬贤，在秘密交通站“三义书店”老板老肖那里，得知了自己新交通员的联络方式，迫不及待的去找他。结果路上被跟踪。王敬贤原以为跟踪的人是老肖派来的，就想甩掉他。谁知道此人却是个行动高手，刚被王敬贤甩掉，没过五分钟，就又跟了上来。王敬贤只得设计擒住了他。

王敬贤问那个跟踪他的瘦子：“既然王站长让你来通知我开会，你为什么跟踪我！”

瘦子连忙说道：“不敢不敢，王哥您的名声太大了，北平站里都说您是行动第一高手，我，我有点不服气，就是想试试，看来您真是第一高手”。说完这话，瘦子谄媚地笑了。

王敬贤冷笑了一声，却并不放手，说道：“咱俩见过面？你认识我？怎么认我认得这么准？”说着这话，王敬贤又用枪捅了捅瘦子。

“哥，哥，您是贵人多忘事，去年四一纪念日的时候，我就现在您后面啊。”

王敬贤想了想，想不起来，毕竟保密局纪念四一活动时，来的特务太多了，如果不是可以去记，谁又能全部记住。再说了，那时候外勤特务，运用人员一大把，谁能记得住谁啊。

王敬贤脸色缓和了下来，把枪收了回去，手也松开了那瘦子揉着脖子，抱怨着说：“靠，王哥你手劲真大，这脖子两天都难恢复过来，待会得去天桥找老赵按两下了。”

王敬贤说道：“谁他娘的让你跟踪我了，好好通知就通知呗，耍什么幺蛾子，现在是什么时候，开这种玩笑，不死都是你命大！唉，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段云鹏。”

王敬贤一怔，他听说过这个名字，也知道这个人。此人是横行天津、北平、河北一带的独脚巨盗。他从来不和别人合作而是独来独往。身手矫健，据说会飞檐走壁。

这个人原本只是一个飞贼，只不过有一次再盗窃瑞蚨祥得手后，谁知道再销赃时被警察给盯上了，跟踪他到了家，半夜动手，出动了几十个警察，才把他捉拿归案。

北平警察厅的厅长杨清植，也是一个军统特务。他听说此人这么好的身手，不由得起了收揽之意，他认为此人早晚会派上用场。当时保密局北平站的站长还不是王蒲臣，杨清植的好朋友谷正文当时正任保密局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的组长，他正为搜寻隐藏在北平南池子附近的秘密电台而绞尽脑汁。

杨清植于是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个飞贼介绍给了谷正文。结果就是这个飞贼，昼伏夜出，飞檐走壁，居然让他查出了秘密电台的下落，使得我党情报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就是那个著名的交道口24号案件（我前几天有写，有兴趣的可以向下翻翻）。

王敬贤想着，王蒲臣怎么会让这个飞贼来通知我开会？难道又有什么行动？他心中起疑，脸上却不露声色，说道：“王站长在哪呢？咱们去哪开会啊？”

段云鹏满脸赔笑，说道：“老地方，还是老地方。”段云鹏口中的老地方，正是保密局北平站一个秘密据点，弓弦胡同40号。

王敬贤看见王蒲臣的时候，王蒲臣正在着急地转着圈子，嘴里骂着娘。王蒲臣最近很上火，不由得他不骂。他是一个老牌的军统特务，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他通通不信。他信的就是实力！什么国民党，日本人，只要有实力，不愁他们不来找自己。但是此时，王蒲臣缺觉得之前奉为金科玉律的那些东西，突然不灵了。

下午三点，傅作义通知他们到剿总开会，参加的人中有北平站徐宗尧，保警总队总队长马起群、警察局长杨清植和自己。会议很短，傅作义召见的这些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都是搞治安的。

傅作义的意思也是如此，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是意思很明白，态度很坚决。那就是最近一段时间里，北平的治安不能出现任何纰漏，一旦有事，就拿这几个人说事。

王蒲臣知道，现在的傅作义大权在握，老蒋对他是鞭长莫及，自己这个时候可是惹不起他。再说惹他干什么？此时的北平已然是一座危城，傅作义和城外的解放军和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是军人当然可以投诚，而自己则是特务，人人喊打的对象，而且手上沾满了献血，他还有退路吗？

王蒲臣此时早就想走了，一刻都不想在北平待下去了，但是没有毛人凤的命令，他敢走吗？毛人凤给他布置了三件事，做好了这三件事，自己才能撤出北平城。

第一件事比较简单，那就是布置潜伏小组，留下总联络人，自己可以遥控指挥。这很好办，留下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耽误自己离开北平。

第二件事就有点扯了，是命令他监视傅作义，要阻止他和城外解放军联络。这不是扯谈吗，傅作义手中现在十几万大军，莫说是他，就是驻在北平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李文、石觉兵团、青年军及装甲兵团、宪兵十九团的大小头目，谁又敢放个屁！

第三件事更扯淡，命令他相机炸掉发电站等重要部门，能不留下的都不留下！今天傅作义组织开会为了这个，毛人凤让炸，傅作义会同意吗？今天的丑话已经说了，出事就找他们。况且这些地方，傅作义已经派了嫡系严守，现在以不同往日，保密局的证件，可不是任何地方都能进的了，想要去这里，那得有傅作义亲自签署的盖有剿总大印的官防！

就这些已经让王蒲臣焦头烂额的了，偏偏上午又收到了毛人凤的密电，称老头子又派了一件新任务！

最后一张图片的文字介绍的标点符号是不是用错了？“茅盾文学奖的奖章、获奖证书、及请柬”。

“、及请柬”？

在南锣鼓巷闲逛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个指示牌，茅盾故居，于是决定去看看。

茅盾故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胡同13号，占地面积878平方米，茅盾先生于1974至1981年在此居住。

茅盾故居中的起居室、会客室都保留原貌，茅盾生前的书籍、日常用品、衣物、文具、证件等都在茅盾故居对外展出。

1984年5月24日，茅盾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茅盾文学奖

#涉疫烤鸭店6天477人进店未扫码登记#

在榆乐轩烤鸭店，6天，830人，477人进店不扫码登记，占了总人数的57.5%。

东城区，这几天反复扩大封控管控区面积，涉及了和平里、安定门、北新桥、龙潭和崇外五个街道。想必封控区和管控区内人数以万计。封控、管控区内全员核酸的，经过的弹窗两次核酸，东城区所有学校在测核酸，估计已经几十万人次核酸检测了，接下来还会有更多。

和平里、北新桥、安定门、东直门、交道口、龙潭、崇外，七个街道有感染人员的活动轨迹或者居所，七个街道的学校都停课了。东华门街道的北京医院，也停诊了。东城区总共17个街道，这已经涉及了其中8个。一个学生不能上课，就至少影响三个人的生活。东城区可是有十几万中小学生。

477，对几万，对几十万。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但是就是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是一场不对称性战争。无力感油然而生。

因为没有登记，所以烤鸭店的临时工张某、来用餐的刘某某、他们的家人，可以在北京来回行走，被发现后，每个轨迹上的点，餐厅、超市、商场，都得关门检测。榆乐轩是干不了啦，大半个东城的餐饮业，也都被干趴下了。东直门南北小街、簋街、崇文门外，全都是餐饮食肆密集之处，如今，关门闭户，一片萧条。就算同行是冤家，这简直是犁庭扫穴、片甲不留的战法。

但是，整个东城，整个北京，只有这一个榆乐轩不扫码，只有这477人不登记吗？

在榆乐轩出了事情之后，东城区一夜之间关了47个经营实体。只有这47个单位落实防疫责任不到位吗？还是他们，只不过是正好被大查时发现的违规呢？

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

四方责任，包括属地、部门、单位和个人。东城区作为属地已经尽了全力，疾控部门要在24小时内拿出每一个感染者的密接和次密接情况，也几乎是每天在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要想生活尽快恢复正常，只能要求经营单位和个人消费者，做好“慎独”。

现在疫情的非常时期之下，每个人的行为都不止是影响自己和身边人。

现在一个人不好好扫码，就真的可能影响几十万人的生活。在扫码登记时，请好好掂量掂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