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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凌晨2时,西安城内突然传来时疏时密的枪声。西北行营参谋长晏道刚被惊醒后,慌忙打电话询问行营办公厅第二科科长江雄风,江雄风说他也正在调查。半小时后,江雄风来电话告诉晏道刚说:“杨虎城的队伍有一部兵变。”这时枪声愈加紧密,晏道刚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于是又打电话找张学良,张学良公馆的人回答说,张学良不在家。
晏道刚一开始怀疑是杨虎城部发生了兵变,张学良或许是避开了,他又电话问临潼方面的情况,接线人说线路不通。晏道刚又打电话找杨虎城,却是张学良接电话。张学良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晏道刚再想继续问,那边电话挂了。
当时,张学良带着十几个东北军高级将领就在杨虎城公馆,张、杨二人在共同指挥兵谏,张学良对晏道刚说这番话是故布疑阵,造成好像是杨虎城部兵变,他与蒋介石均被杨虎城所俘获,他也不自由的假象。
晏道刚仔细想了想,觉得张学良如果不自由,怎么可能代杨虎城接电话呢?他于是断定是张、杨同谋反蒋。晏道刚的住所有东北军一个排担任警卫,这排士兵尚不知情,听到枪声后,正在布置警戒,保护住宅周围。
到了清晨7时许,张学良派了一个副官,并带了一个卫兵乘汽车到晏道刚家中,接他去见张学良。到了张学良的公馆,晏道刚见到东北军师长缪澄流,缪澄流给他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着“兵谏”八项主张。
缪澄流对晏道刚说:”南京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
晏道刚答道:“你们的处境我很同情,你们这八项主张我也赞成,但我觉得这样做法还欠研究;如果因此引起自相残杀,对消抗战力量,岂不是让他人坐收渔人之利吗?”
缪澄流说:“依你怎么办?”晏道刚说:“我见了张副司令再说。”缪澄流便派车送晏道刚去西京招待所。
西京招待所当时是招待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大员们住的旅馆,事变时也成了他们的集中点。晏道刚进门时,见这些大员们坐在餐厅长桌周围,独不见陈诚。约半小时后,见两个士兵押着陈诚来了。陈诚浑身粘满尘土,来后也坐在餐桌旁边,沉闷不言。原来陈诚听到枪响时,即潜伏在招待所一个贮藏啤酒瓶的大木柜内,直到早上7点多钟才被士兵搜出。
当时西京招待所住的人是蒋鼎文、朱绍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夫妇、陈调元、蒋百里、蒋作宾、万耀煌夫妇、李基鸿、邵元冲等人。12日早上4时许,杨虎城派兵包围西京招待所,士兵入内挨房搜查。陈诚在搜查之前闻听枪声即行逃出。
邵元冲住在楼下窗户边的房内。当搜房士兵喝令不准动的时候,邵元冲仍然翻越窗户,士兵开枪打中了他,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而死。
搜到陈继承房间,一个士兵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陈继承说:“我是陈继承。”结果这个士兵说:“你是陈诚啦!”说完就要开枪,陈继承的老婆大声喊道:“他不是陈诚,他是陈继承,打不得呀!”这个士兵这才把枪放下。因为陈诚曾任陆军整理处处长,他素来轻视杂牌部队,成见很深,地方部队的普通士兵知道陈诚的人都很多,对他多怀怨恨。假使当时不是陈诚先行逃出藏匿,他的命运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12日上午9时,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带人押送蒋介石到了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来到到西京招待所,召集被抓的大员们宣布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扣押的大员们也都被释放,晏道刚也回到了南京,12月30日,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副官找到了晏道刚,出示了蒋介石的一个手条,上面写着:“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着即撤职查办。”
晏道刚很吃惊,问副官:“你将这手条给我是什么意思呀?”
副官说:“这是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叫我拿来给你看的,他说请你到羊皮巷军法处去。”
晏道刚说:“我是什么罪名?何以将我与曾扩情并列呀?”副官说:“这是委员长亲笔写的。朱主任曾亲自问过委员长,委员长说,晏道刚是不尽职责,曾扩情是不知廉耻。大概为的是西安事变吧!办公厅也不好确定罪名,只好抄录原条给你看,请你即刻到军法处去,汽车也预备好了。”
晏道刚曾颇受蒋介石的重用,他任西北行营参谋长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监视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西安事变”发生前, 晏道刚毫不知情,这也让蒋觉得他不可靠,虽然在何应钦的求情下,晏道刚不久后获释,但是却从此被打入另册,不再受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