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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加利马气候变化大会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苏伟4日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表示，中方代表团为推动利马会议取得积极进展而来，同时强调发达有法律义务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苏伟说，利马不是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终点站，甚至明年的巴黎大会也不是，利马大会对在巴黎达成一项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至关重要，其中解决巴黎新协议所需包含要素和落实资金等问题是利马大会的两个基本要求。
在资金方面，苏伟指出，绿色气候基金的启动基金目前筹集93亿，仅相当于目标的十分之一，且依旧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和实现路径。
对于广受关注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苏伟强调，这份声明的较大意义在于两国领导人勇于面对减排会给两国经济发展和繁荣造成的伤害；第二，该声明是两国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取得进展的途径和动力；第三，这一声明不是一个联合行动计划或者联合目标，这是一个相互尊重的联合声明，能帮助气候谈判取得真正的成果。
有记者问，《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是否模糊了发达与发展中责任界限。苏伟说，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并不意味模糊了两国的区别，事实上美国和中国分别是较大的发达和较大的发展中，声明中两国的行动方式也有所不同，美国以发达的方式行动，中国则以发展中方式行动。中国需要发展经济，并为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力而努力，当然也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倡低碳生活，追求可持续的发展。
有日本记者提问中国如何看待日本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苏伟说，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日本有法律义务承担减排责任，不仅是在2020年前的第二承诺期内，2020年后也需要承担。
他说：“我们希望日本在2015年巴黎新协议的形成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希望日本能就2020年后的减排计划提出更有雄心的目标。事实上，这不仅是中国的希望，也是国际社会的要求。”
在谈到澳大利亚拒绝为绿色气候基金注资一事时，苏伟表示，对发展中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积极用实际行动为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应该是发达的法律义务。澳大利亚的这一决定毫无疑问会对利马会议进程形成冲击，并影响政治互信的建设进程。(记者刘隆 赵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