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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近日宣布，自2014年11月22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时隔两年多央行再次降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而所谓“情理之中”，是因为近期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有所抬头；所谓“意料之外”，则是因为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始终强调保持定力，不搞强刺激，坚持通过定向调控调结构、稳增长。
那么为什么在一波接一波定向宽松以及创新性货币工具相继应用基础上，央行又一次采取降息这一总量调控？这是否意味着一度坚持的稳健型货币政策基调将发生转变？
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当区分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数量与价格两大类型(编者注：价格型调控工具包括利率、汇率等；数量型调控工具包括公开市场操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和直接的信贷控制等)。此前由于种种限制，我国货币调控相对有效，因而较常使用的主要是数量型政策工具。但现在的问题是，近年来我国货币格局相当显著的基础性变化是利率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这使得单纯的数量型宽松不仅往往事倍功半，甚至有可能在一系列政策及市场因素交互作用下，迟迟无法引导出满意的调控效果。
在经济增速放缓这一新常态下，我国资本边际报酬率逐渐下降，企业投资意愿亟待提振。因此当下货币调控的首要目的，是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自去年局部性、暂时性“钱荒”发生后，货币当局在不伤及审慎性原则前提下，向市场迅速并且稳定地注入了足够量的流动性。
上述数量型宽松政策，立竿见影地引导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自2013年二季度后持续下行。然而就在这种足以说明流动性总体适用的背景条件下，同期银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颇为吊诡地背道而驰一路上行，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不仅没有被有效扭转，甚至还在继续扩散、恶化中，目前剔除物价后的实际利率已经达到十年来高点。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较主要的一条，是行至半道的利率市场化使得同期银行负债端成本呈上升态势，而大量仍有待进一步改革的市场结构性偏差，则使得银行很容易将负债端成本向资产端转嫁。这属于发展过程中绕不过去的阶段性阵痛，针对这种阵痛，既然数量型政策工具已经被实践证明不甚有效，那么为免刻舟求剑，果断换用价格型政策工具当属明智。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降息贷款基准利率的下调幅度大于存款基准利率，同时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则由基准利率的1.1倍扩大至1.2倍。这两项配套式的创新，使得存款户的实际收益将大体保持不变，而企业融资成本的下降，将主要由银行自行承担与消化。因此，这次调整不应该被看作货币政策基调发生转变的信号，因为它在继续保持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之外，一以贯之地诠释着新一届政府向改革要动力、以改革促发展的基本理念。(特约评论员 葛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