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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湘江上游的郴州到下游的株洲，各地尤其是有色金属工矿区的污染情况和居民的受害病状，常常让高亮与同伴们陷入痛苦。
高亮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明朝万历年间，郴州三十六湾矿区就开始开采，有些铅锌尾矿库废渣可能几百年前就堆积在那里了，也有些是较近几十年开发的，废渣随意堆放，废渣中的重金属就随着流水、空气蒸发，慢慢迁移，周边生态环境全部被破坏了，患癌症的人多，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病。”
在湘江上游，高亮和他的同事发现，郴州三十六湾矿区的甘溪河的部分河道已经被洗矿废渣完全淤积了，雨季涨洪水的时候，废渣中的重金属就会流入湘江支流，较终进入湘江。
今年6月，湘江中游的衡阳市衡东县大浦工业园发现“血铅儿童”事件。据环保部通报的《2014年9月份重点环境案件处理情况》显示，共检测大浦工业园周边600米范围内儿童315人，疑似高血铅症的儿童多达82人，疑似轻度及中度中毒的有10人。
衡东县大浦镇居民汤东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衡东县大浦工业园的工厂都已被关闭，部分儿童得到了治疗，但是，现在园区附近仍种植水稻，镉污染尚未治理，但我们也没办法，总得吃饭，“（农作物）超标一点也要吃”。
高亮在大浦镇芦浦村采集的稻米样本数据显示，“不光是铅中毒，镉污染也较严重，镉含量较高2.08mg/kg（即每千克含有0.002克），超标10.4倍。”
在湘江下游的株洲醴陵市、攸县、株洲县等地的基本农田，曙光环保采集的19个稻米样本中，镉含量均值为0.55mg/kg，样本超标率超过80%。
不论是郴州三十六湾，还是岳阳桃林铅锌矿区，曙光环保采集土壤样本的区域与湖南省政府《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确定的七大“主战区”基本重合。
曙光环保理事长刘曙表示，正因为土壤样本来自于重点污染区，导致样本检测数据普遍超标，“但是，这些点位的数据超标，并不意味着整个湘江流域的重金属含量都超标这么严重，调查方法不同，取样点不一样，都会导致调查结果不同，毕竟，一个点位的数据不能代表其所在的整个区域。”
专家：重金属污染存在了几百年，缓解它比消灭它更可行
尽管曙光环保公布的数据仍不够详尽，但世界自然基金会成都办公室高级专家梁海棠还是颇为赞赏，并提出，能否在整个岭南矿脉区域包括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省份开展联合调查，“弄清楚哪些区域是重污染土地，哪些地方不能生产生活，哪些地方不能种粮食，哪些地方重金属含量虽然超标但在土壤中化学性质比较稳定，然后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治理措施。”
据湖南省人大环资委监督处处长刘帅介绍，湖南省目前的治理路线，正是先将土壤分类，再按照不同的用途，确定不同的治理标准。“比如湘潭锰矿区，就不宜种水稻了；株洲清水塘，全部退出用于工业用地，经过治理后要达到工业用地的土壤标准；湘潭竹埠港的治理目标，是经过整治达到商业用地标准后全部转为商用。”
除了污染严重的工矿区，基本农田土壤的污染状况与民众密切相关，也是曙光环保此次调查的重点。
国土资源部2013年公布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国中重度污染耕地大体在5000万亩左右。而据刘阳生介绍，修复一亩重金属污染耕地使之达到土壤质量标准的平均成本是20万～40万元，以此计算，全国共需治理资金10万亿～20万亿元。
对此，国内一些专家提出，湖南的重金属污染从明代就有了，存在了几百年，治理重金属污染，不一定非要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抽离出来。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刘阳生认为，如果农田中重金属含量超过土壤质量标准，但是仍处于稳定状态、不会进入农作物的食用部分的，“是否一定要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抽离出来，使土壤达到国标，这个目标值得商榷。”因为，一成本太高，二没有必要。
著名水稻栽培专家、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副所长张玉烛研究员同意刘阳生的观点，他说，重金属污染治理只能是“与狼共舞”，目标是使重金属留在土壤中而不进入作物内，完全把重金属从土壤中提取出去不可能，“我们试验了2000多个水稻品种，测验各品种的重金属吸收量，选择其中吸收少的品种来推广，比如说Y两优系列，就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它的光合作用很强，也就是说主要靠叶片提供营养，镉主要留在茎中，稻米的镉含量就很低。”
从2014年7月开始，湖南省政府在湘江流域长沙、株洲、湘潭3市的试点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与种植结构调整，要求集中治理170万亩污染耕地，其主要目标是有效缓解重金属对湖南省农产品的污染，而不是将重金属从土壤中抽离出去。
湖南湘潭环保协会理事长刘海威介绍，长株潭的耕地集中治理目前还没有按土地分类，治理方法是统一的，主要是撒石灰、施有机肥和调整作物结构。
但令人遗憾的是，农田污染的基本数据还相当匮乏。“至少还没有公开数据”梁海棠说，“重金属污染土地分类和治理，关键还是需要有大量数据来做支撑。”
11月18日，高亮与同事踏上新的采样点的征途，他们希望采集更多的样本，试图以更加完善的第三方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一个公信平台。“现在，相互掐架的部门、企业、专家都不少，理性沟通不够。”曙光环保理事长刘曙说，“这需要更扎实的调查数据，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一步巩固‘两型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记者 曹昌 李永华 | 湖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