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东楚网黄石新闻网（东楚晚报）
■吕永超
2010年隆冬，西塞山和散花洲凛冽在“三九”之中。广西南宁《红豆》杂志编辑黄平抵达黄石，试图沿着900多年前苏东坡走过的路径，先游散花洲，再乘船过江登临西塞山。
主随客便。我带领他来到散花洲。时值早晨八九点钟，东边远山撑起的，仍然是32万年之前那轮红日。
一行人踏在散花洲霜冻的土地上，嘎吱嘎吱声，配合着欢乐的兴致，妙不可言。后因租赁游船出现困难，行程不得不中断，一场美丽的约会就此画上句号。
黄平是位诗人，立即吟颂出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中的诗句：“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并自言自语：人生在世，总是到处流浪漂泊，这像什么呢？就恰似那飞来飞去的鸿雁一样，偶然在雪地上停留片刻，也许会留下一些指爪的痕迹，但等到鸿雁飞去以后，又有谁知道它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呢？
我苦笑。为自己组织不力让文友错过这次机会深深遗憾。
苏轼这首《西塞山边白鹭飞》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学校分配到黄石港务局。因工作的原因，我所操舵的“石港516号”拖轮，几乎天天上下西塞山段长江，在牯牛洲锚地进行货船移泊作业。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刚性的工作纪律，让我无法追寻苏轼的足迹。以后调离这家单位，直接与长江接触的机会大大减少。从此，苏东坡的叹息时常在我梦中响起。
后来，我读到了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的《夜读东坡》：“九百年的雪泥，都化尽了/留下较美丽的鸿爪，令人低回。” 一位当代诗人隔着900多年宽度的时间河流，呼唤另一位宋代诗人时，我被这一声亲切的呼唤惊醒。蓦然回首，二人皆在：一位在河那岸，衣袂飘飘；一位在河这岸，白发皓皓。
于是我就去了。
从黄石长江大桥一桥北岸顺江而下。机帆船柴油机突突作响，桨页打水哗哗有声，我就这么坐在船头小甲板上，江风扑面，夹杂着雨丝；阳光在江面跳跃，银光闪闪。我极力想象着900多年前贬谪黄州的苏轼，是以怎样一种心态顺江而下，鉴赏散花洲和西塞山的。
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
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苏轼这首《西塞山边白鹭飞》，从张志和的《渔父》中走出，走进属于自己的《浣溪沙》，原来在这熙攘的世界中，还有一位超脱名利的渔父在，他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中，自乐其乐，无复风波之患。而古往今来，多少人在尘世的风波中颠簸，或者经历过狂风暴雨，或者受不了凄风苦雨，很少有时间领略人生的乐趣，忽然面对着这不须害怕不须愁的斜风细雨，能不别有一番感慨？
我请机帆船老大，将帆船抛锚在散花洲头，上岸瞭望。
散花江堤，延伸出很宽的沙滩，用极曼妙的曲线与江水亲密接触；野草无规则地点缀，自然而率真。已无樯帆片片之景致，倒有拖轮与货船上下，涌起的波浪，荡得机帆船起伏不停。西塞山依旧耸立江中，仰望才能看到山顶的亭子。钓台还在，烟波钓客不见踪影。游人站在栈道上，摆着不同的姿势，不停地留下倩影。
毋庸置疑，今天的散花洲和西塞山的周遭环境与宋朝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长江、西塞山、散花洲没变，不同的游人因此获得不同的审美收获。苏轼以自己的视角给西塞山、散花洲注入了独特的感受。正是这种易于常人的感受，强化了西塞山、散花洲在古今文人心目中美好的意象，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可人的小天地。
苏东坡来西塞山之前，就走过很多地方，其中不少地方远比西塞山、散花洲险峻、奇绝，为什么一座僻远的西塞山、一段沿江而接的散花洲，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
这恐怕离不开张志和《渔父》的强烈指向。“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吸引苏轼的，既有一蓑风雨，从容自适的渔父，又有二月桃花汛期间春江水涨、烟雨迷蒙的图景。雨中青山，江上渔舟，天空白鹭，两岸红桃，色泽鲜明但又显得柔和，气氛宁静但又充满活力，艺术匠心之下，也反映了张志和高远、冲澹、悠然脱俗的意趣。所以苏轼极力夸赞，说其“语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其语以《浣溪沙》歌之”。
这也取于苏轼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我不知道他是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到黄州的？失落？抑或是劫后余生的超然？或许都有，甚至更复杂。但我相信，当苏轼迈进黄州的那一刻起，他进入了人生的另一个境地。
从誉满京城到身陷囹圄
公元1057年，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18岁的苏辙，越过剑阁雄关，从天府之国到千里之外的京都开封，参加举人考试。谁也没想到，多年之后，就是这次出发，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辉耀千古的“三苏”。
有着深厚家学功底的苏轼、苏辙，轻易通过乡试，信心满满地去闯第二关——礼部考试。主考官为欧阳修、参详官为梅尧臣，一个是“爱士为天下”的当朝翰林学士，一个是清介多才之士。
他们发现一份卷子立论高远、层次清楚、文字老道，颇有些大家风范。大家意见比较一致，觉得这个人应该拿名。欧阳修则怀疑作者是自己的同乡及门生曾巩。为避嫌忌，他忍痛割爱，给这文章点了个第二名。当时朝廷严禁徇私，考试法度森严，考官也清高自重，如有舞弊即有言官弹劾，比起今天许多职称、公务员录用考试考核，以及名目繁多的文学评奖中的弊病，尤其是某些官员轻易得到的“硕士”、“博士”学位，常不免生出今不如昔的慨叹。
应该说，欧阳修完成了道德意义上的一次文化自觉，自以为办了一件好事，其实他又在眼界上犯了“由此及彼”的世俗通病：我欧阳修是天下的老师，考试的学生非我的莫属。现实是，他弟子曾巩既非本次考试名也非第二名，八竿子挨不着；实为名却被他人为地“点”为第二名的，是四川眉山小伙子苏轼。
殿试时，仁宗亲自主持，苏家兄弟同科进士及第，红殷殷的杏花又同时在春天盛开，芳香扑鼻。来自西蜀的他们都是栋梁之才，一举成名。欧阳修毕竟是文坛盟主，胸襟阔达，对苏轼不吝惜赞美之词，“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在给梅尧臣的信中，他还说“读轼书，不觉出汗。快哉！快哉！老夫当让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我们真的要感谢文坛领袖欧阳修爱才如渴，克己让人。比照当今文艺界，同行暗斗、互挖墙角，以圈认人、排挤异己，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滋生……如此怪象、乱象、尴尬象，在欧阳修面前简直是无地自容！
我们也感谢苏轼，他真才实学，让欧阳修折服，造出“出人头地”这一成语，惠及后人。欧阳修在家里，对儿子说起苏轼：“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道不着我也。”他不是预言家，所言并非十分应验。但是，30年乃至无数个30年之后，人们津津乐道苏东坡不假，对欧阳修的人品、文品也是有口皆碑。
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让世人尽知，可是，因为母亲程夫人的不幸去世，苏轼只得返回家乡服丧。三年之后，当苏轼兄弟陪父亲再次来到京城，又参加朝廷“策试”。苏轼以“文义灿然”入较高等，自宋代建国以来，以制策入较高等的苏轼是继吴育之后的第二人。苏辙之文针砭时弊，锋芒毕露，有的主考官与执宰主张罢黜，在宋仁宗的干预下还是列为四等。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家兄弟高中，仁宗兴奋地对高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两个宰相。”
苏家兄弟经皇帝御笔钦点，又经万乘之尊金口许为“储相”，本可以英才得展，平步青云，何况苏轼心仪东汉“少厉清节、举孝廉”的范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然而，苏轼66年的生命里，有40多年是在以党争为主的政治风波中度过，而他前半生诸多苦难，直接或间接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屡任地方官员，了解民生疾苦，多次上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兴利除弊，减轻百姓负担，他的想法与宋神宗不谋而合。
公元1069年他被任命为宰相，主持改革变法事宜。但是，从他推行新法起，苏轼的命运就卷进了政治斗争之中。苏轼宁可“难以追陪新进”，也要保持“挺挺大节”，做一个正直的人，而不肯“稍自韬”，说白了，他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相机行事、朝秦暮楚的投机者，更不是唯唯连声的奉承者，每一次重新洗牌，自然要被一茬一茬的政敌谋算，而一败再败。
其实，苏轼并非是彻底的保守派，他也积极主张改革。在限制豪门权贵，实行富国强兵等政治大方向上，苏轼与王安石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不主张王安石采用强硬的政治手段进行改革。
问题就在这里。玩文学，王安石也许自知自己略逊苏轼，但文人相轻的劣根性又让他不服输，于是妒忌伴生；玩政治，王安石就是苏轼的师傅了，在政治上就得听命于他，否则你就等着倒霉。
苏轼偏偏“油盐”不进，以《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极力抨击新法弊端。权臣王安石稳而不动，他知道，“圈子里”的小兄弟会为他出气的。后来“乌台诗案”中的打手李定之流，求名、争胜心切，对于名震海内外的苏轼，早就由嫉而恨，颤颤巍巍地抱住王安石这个大腿，就是期望有朝一日对苏轼由恨而整了。不过，他们立足未稳，暂时藏在身后信口雌黄、推波助澜。这次出头发难的是王安石姻亲、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氏兄弟在苏洵死后扶丧回乡时，用官船贩运私盐和木材。王安石下令调查，拘捕船夫水手鞫问。
此事纯属子虚乌有。
政治生态如此恶劣，道不同不相为谋。苏轼只好请求离开权力中心的京城，先杭州后密州再徐州、湖州，一直在地方官任上沉浮。这期间，革新变法的领袖人物王安石，在六年的里先后两次被罢免了宰相，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彻底回到了自家，闭门著书，主持编写《资治通鉴》，不问国事。
噩梦似乎故意不放过苏轼。王安石曾提拔的新党人物李立这帮小人，就是制造噩梦的罪魁祸首。他们蠢蠢欲动，弄权为虐，从苏轼诗文中罗织罪状，掀起的罡风恶雨，变本加厉地将正直的苏轼全身打得透湿。
公元1079年，苏轼在湖州太守任上仅为时三个多月，就被他们弹劾为“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较后身陷囹圄，屈打成招，差一点被死神提前招去。这就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盖世无双的天才、通才和奇才”
大难不死的苏轼，在黄州贬居近5年，仕途虽然阴霾不断，但他以劳作、游览、修炼结合的生活方式，儒、佛、道思想融会的思维方式，忠君、爱国、忧民统一的行为方式去感悟生命，领略人生真谛，体验痛苦，抗争苦难，昂扬悲剧精神；从而促使他的人生观、艺术观发生转折、变化，推动他的文艺创作走向高峰。
被贬黄州的苏轼，生活拮据无靠，团练副使仅是个八品小官，俸禄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养家；安全也无保障，本身属于管制对象，政敌诽谤依然存在。他初居定惠院，生活窘迫。
很快苏轼调整了自己的姿势，躬耕东坡，营筑雪堂，在此开创了寻求人生归宿的新天地，造就了一种“东坡文化”。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
柔拓未及成，一麦庶可望。
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
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
君欲福饼饵，要须纵牛羊。
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此诗道尽了躬耕之乐，山友之乐，写作之乐，将这里的一切，看作是顺其自然的人生经历、一种旷达之情。
然而，夜深人静，苦闷、孤独如水般泼向苏轼。一首《卜算子》道尽了他那份难言的孤寂：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自比“幽人”的苏轼，独来独往，如同缥缈的凉夜孤鸿，孤高、凄清、寂寞，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人而似鸿，鸿而似人，似鸿非鸿，似人非人，人生喧闹不再，无言山水有情，在寂寞中反省自己，他渐渐回归于清纯与空灵，习惯于淡泊和静定。
经过忧馋畏讥、家门凋落、贫病交加的磨难痛苦之后，苏东坡成功地获得了人生的慰藉、欢乐、力量和艺术营养，获得了人性、心灵、生命的大自由，便把“放浪山水”、“躬耕渔樵”、“厚自养炼”、“学道有涯”的修炼生活推向高峰，把超凡的学识才华和高雅的人格魅力推向高峰，也把文学艺术创作推向高峰，“赤壁”二赋和《赤壁怀古》的丰碑，巍然耸立在赤壁之上。他“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得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成熟于劫后余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贫病交加，成熟于灵魂震撼，完成了他预示塑造的“齐安民”完美形象，如林语堂先生所酷爱渲染的、集19种特质才能于一身的民族精英，即世人所公认尊称的“盖世无双的天才、通才和奇才”。
对话西塞山的千古精灵
因为“乌台诗案”，苏轼才被贬谪到黄州；因为西塞山是黄州的近邻，苏东坡才得以到此一游，他写下的诗歌丰富了西塞山文化的内涵，留下了千古不灭的美好回声。
苏轼次只对西塞山张望。但也有对话，对话的内容无关西塞山，有关亲情、人生。
“乌台诗案”后，苏东坡弟弟苏辙也连累受贬筠州，担任酒监。公元1080年5月，苏辙赴任前，他奉嫂到黄州寻兄。
五月榴花照眼红。苏辙从河南商丘启程，渡淮河，进扬州，出九江，过西塞，恰遇风雨大作，长江白浪滚滚。人不留客天留客，冥冥中注定苏辙要在黄石逗留，注定一段文坛佳话以黄石为载体千古流传。
苏辙来了。他的扁舟拐进胜阳港，摇进磁湖，系泊“苏公石”。
苏轼在黄州闻讯，悲喜交加，追怀陈州之别，几已半年，兄弟俩又将在黄州重见，一切恍恍惚惚，如在梦中，作诗代简，倩人往迎：
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邱。
不向邯郸道中见，却来云梦泽南游。
睽离动作三年计，牵挽当为十日留。
早晚青山映黄发，相看万事一时休。
苏辙明白哥哥不能来迎接他们了，苏轼是戴罪之人，地方官员时时监视，岂能随意走动？苏辙满腹愁绪翻涌而上，赶紧作答诗，并在小序中说：“舟至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诗答之。”
惭愧江淮东北风，扁舟千里得相从。
黄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万重。
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侬。
深夜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
苏辙生发的是一番被命运播弄的感慨，对哥哥的怀恋之情、担忧之义跃然纸上。
两天后，风浪过去了。苏轼抵挡不住亲情的诱惑，欣喜万丈，走出黄州，急急赶路，即于5月27日黎明，坐船到离黄州20里地的巴河口去迎接。
坐在船上，细细欣赏晨光曦微中的江水，浩淼的水面上笼罩着蒙蒙烟雾，显出一片宁静。小舟轻盈前进，犹如划破千顷碧绿色的玻璃。置身在这样自由美好的天地里，禁不住想起去年在御史台狱囚房里的生活，“去年御史府，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他就在这井底，颤颤惊惊地过了一百多天——“余生复何幸，乐事有今日”。
在这样的氛围中，苏轼想到弟弟《舟至磁湖》中的诗句，“好语似珠”，不难体会出一股暖暖的新意，与这种暖意相表里，是苏澈这首诗所表现出的血浓于水的挂念。
他也想起了巴河下游的那座“山形依旧枕寒流”的西塞山，那个周瑜操练水军的散花洲，那个西塞山边钓台上蹲坐着一杆鱼钩、一顶草帽的烟波钓徒。苏轼系好船缆，拾级而上，站一处高地，凝神远望：江水茫茫，两地相隔，他在这头，西塞山在那头……
苏轼第二次张望西塞山，大概是公元1082年。这年的处境比刚来那会儿好多了。吃住基本解决，州官徐君猷仰慕苏轼人才，不但时常接济，而且对他的行动多是睁只眼闭只眼。相对自由，让苏轼打开了一扇窗户，朋友向他走来，山川河流向他走来。
苏轼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他会憋死。
家居大冶虾子地的名贤程师德，就是苏轼的好朋友。《大冶县志》（同治版）载：“苏轼尝与之游，多轼墨迹”。这年正月，苏轼从长江过黄石港沿张家湖，乘船前往程师德家叙旧。
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扁舟顺流而下，苏轼站在木船上，他的心思不在长江两岸的景色，而在黄州赤壁。他在心灵深处吐纳赤壁之下长江波涛的节奏、与之相关联的三国故事、旷达之心所关注的历史、人生。
艄公不忍心惊扰苏轼，木船行到了黄石港，就吱呀一声闪入张家湖。
苏轼突然“依哦”一声，他知道他又错过与西塞山面对面对话的机会。他赶紧回望：西塞山依旧、散花洲依旧……依旧用其张力，震撼人心，点化民族的精灵；依旧用其脆亮的鸣响，充填天下文人雅士疏朗的胸襟。
苏轼此次大冶之行，再次与西塞山擦肩而过，没有留下诗句。令人欣慰的是，他路过桃花嘴（今大冶市罗桥街办桃花嘴村柯渡湾），喝过桃花茶，留下了《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初缘厌粱肉，假此雪昏滞。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蓺。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庶将通有无，农末不相戾。春来冻地裂，紫笋森已锐。牛羊烦诃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齿发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
更令人欣慰的是，这年7月，他的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横空出世。中国文化史拥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华夏文学又一座高峰由此奠基。
苏轼第三次与西塞山相见，大概在公元1084年。
这年，刀下留人的宋神宗进一步醒了，终于明白苏轼是一个千古难得的人才，不用实在可惜。于是他亲自书写了手诏，对苏轼的官职、品级不动，还是团练副使，还在本州安置，还是不许签书公事，但是地方挪了，挪到京城开封附近的汝州。
也许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赵姓皇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他们对于文明的趋附识鉴，对于文化的感知呼应，对于文化人的亲和凝聚，是那些农民或流氓无产者为帝王者，所不具有的。所以，神宗对苏轼这个小小的变动，是这位皇帝骨子里的文化自觉使然。小小的变动，意味着“乌台诗案”破天荒地以喜剧收场，意味着苏东坡仕途中亮起了东山再起的曙色。
同年4月，苏轼带着夫人孩子，从黄州出发，一路向汝州开拔。首站是江西的筠州，他要看望苏辙。与弟弟在黄州一别，也有4年多未谋面。他们兄弟情深，至死不渝，宋史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
由黄州赴筠州，长江是必经之路，西塞山也是必经之路；从黄州到西塞山，就60里长的水路，但这里汇聚的力度和美色，长久地不会让人厌倦。
苏轼一身长袍，高高地站在船头。暖意的江风，舞动着他长长的飘衣带，绚丽的太阳，抚摸他的脸颊和全身，他整个人都沐浴在光色流荡之中。
黄州时期的苏轼，经历了牢狱之灾，又经过不断的自我反省，使他对政治、人生都有了重新的认识。沉思中，对待现实便以一种闲适旷达的心情处之，形成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生活的打击从未使他真正绝望，他有深重的苦难感，又有轻松的超脱感。他终究是个儒生，他的内心始终是矛盾的，仕与隐，进与退，儒与道，快乐与痛苦永远并存。
当西塞山和散花洲夹道欢迎苏轼的时候，他的木船并没有靠岸，而是在两者之间的江面上，回旋了一圈又一圈，打量了一回又一回。他在寻找他的先辈韦应物、刘禹锡、皮日休们吟唱的西塞山、散花洲，更在寻找张志和和这里沉淀的太多太多的历史。
这是一种感召。不高的西塞山、不宽的散花洲，以它厚实的人文底蕴铸成民族心底一种彩色梦幻、一种永久的向往。这是一种仪式。
苏轼来了。是否登临西塞山、是否流连散花洲不重要，重要的是苏轼将它们摄入自己的视野，而且在他的精神疆域里，有了它们的切实存在。
果真，对话西塞山的千古精灵苏轼，以《浣溪沙·西塞山前白鹭飞》完成了他的心愿：同一个渔父，从张词的世外桃源中走出来，走进苏词景境中，他已换了一副面目，换了一种心境……
附录
#p#分页标题#e# 不管怎么说，长江经过西塞山、散花洲，进入的是大海。
西塞山、散花洲离入海口还有一段距离，走过之后，就会离终极目标更近。苏轼从西塞山、散花洲继续出发，自然离他心目中的大海也近了。
苏轼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高峰，而且还是大海。
号子声声，白帆点点，来去的都是满载。西塞山脚下、散花洲旁的江流，也随之走得更加忙碌、欢快。
苏轼就在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