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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岁抗战老兵郭诚:收集情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

□记者谭莹 采写整理□摄影:记者李传平抗日老兵郭诚生于1920年腊月,现已95岁高龄,但他仍精神矍铄,说话思路清晰,步伐稳

  □记者谭莹 采写整理□摄影:记者李传平抗日老兵郭诚生于1920年腊月,现已95岁高龄,但他仍精神矍铄,说话思路清晰,步伐稳健。平日里,他喜欢坐在被一片青翠环绕的家门口看看书、读读报,也会准时进屋收看《朝闻天下》、《海峡两岸》等电视节目。

95岁抗战老兵郭诚:收集情报消灭日军有生力量

  6月3日上午,记者一行来到位于鸦鹊岭镇梅林村六组郭诚老人的住处。房子宽敞明亮,设施现代,老人说,这是他孙女的家,孙女在外打工,如今偌大的房子里只住着他和他年近七旬的大儿子。“这些年,先后有几十批记者到家里采访我,我很乐意和你们聊天,讲一讲那时候的事情……”

  宜昌沦陷后,我伪装身份收集日军情报郭诚老人的记忆力很好,虽然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70余年,可他仍连不少细节都还记得……“1938年,我就报名参军了,进入了驻守在宜昌的国民党荆宜师管区学兵队,主要任务是招兵募兵。我干了一年就被提为了班长,但随后就因为脚后跟长了一个脓疮经久未愈,连路都走不了,被迫离开了部队。(据《1932年至1936年国民政府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记载:国民政府于1937年6月设置湖北荆宜师管区,辖宜昌、江陵、宜都、恩施四个区。师管区是履行《兵役法》的职能机构,基本任务是现役兵之征集补充、各兵役召集教育、动员计划实施和管区户口调查等)。

  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鸦鹊岭镇被日军占领,我的家成了日本人的马棚,一家老小只能搬去日本人划定的难民区。当时,镇上未逃走的青壮年都被日本人强征为苦力,我也在其中。后来,一个日本军官看我个子大,还能写会算,强迫我入了维持会,专门给日军采购生活物资,就是把当地农民的小菜、大米等收起来交给日军,再用日军存储的盐、糖等日用品兑换结算。干了几个月,又被派往鸦鹊岭老街小学那里负责看守物资仓库。

  就在这时,我的小学同学,鸦鹊岭抗日情报组长敖昌华介绍我加入了秘密情报组织——中国军队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直属便衣混成总队,在先遣组当情报员。从那以后,我就以给日本人看仓库作为掩护,暗地里收集日军情报。比如,根据日军每天领取物资的多寡判断他们的人员变动。另外,仓库外头就是老汉宜路,日军的人员、车队、马队若要调去其他地方,我立马就能得知。这些,都是有用的情报。”

  那些年,我收集的情报派上用场那些年,郭诚老人虽不曾直面枪林弹雨,不曾手刃贼寇,但他收集的情报却多次为我军制定作战方案提供了有利参考。“1941年春天,鸦鹊岭镇一支文艺宣传队要演戏,请我帮忙借套日军服装。当时,我与日军的一位翻译关系‘挺好’,就把他的服装借了过来。拿到服装后,我就在琢磨:得利用这服装干点什么。待文艺宣传队的表演一结束,我就自己穿着那套衣服把日占区各个哨所、马棚、车队查看了一遍,摸清了他们的兵力、火力布局情况,再报告给了上级。后来,我军派出部队,炸毁了敌人的车库、马棚,还消灭了不少日军。

  还记得在执行任务时,我面上装得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其实内心非常紧张,万一碰到个认识我的日本兵识破了身份,那就完了。

  另外一件事我也印象非常深刻。那是1941年上半年,我到宜昌办事,住在江边难民区的发达客栈,无意中得知女老板也姓郭,两人相谈甚欢,遂以姐弟相称。第二天,姐姐带我到她的叔伯哥哥家里做客,我无意中发现这位叔伯哥哥家隔壁有一栋三层楼房,而恰巧当时的宜昌机场就在附近,就借着到隔壁楼顶看风景为由,把机场里有多少架日军飞机、飞机的起飞规律等摸了个清楚。回鸦鹊岭后,我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了组长敖昌华。

  1941年夏天,我借着帮日军采购物资、看守仓库之便,和驻地日军长官混熟了,可以随便出入鸦鹊岭日军司令部。有一天,我在司令部看到黑板上用日文写着一则通知,大意是:明天早上8点,某师团长从当阳到宜昌开会,路过鸦鹊岭,要组织欢迎。若是寻常情报,我一般都在天黑后和上级接头,但此事重大,我不敢有丝毫延误,一回到仓库立即把情报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找到常在附近卖菜的可靠老乡何望休,托他务必在天黑前把纸条带给敖昌华。

  后来,我军及时得到了情报,连夜派了两个排的军力,带着机枪、手榴弹,在当阳王店和新店之间的沿线公路旁设下埋伏。第二天清早,六辆日军汽车驶进了我军的埋伏圈,当场被炸毁两辆,炸死三人。”

  被扣“汉奸”帽子,但所幸还了我清白抗战期间,郭诚老人每天身处危险之中,为打击日寇收集各项情报。抗战胜利后,却一度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好在较终证实了他的清白。“我是1941年底离开鸦鹊岭的。因为当时我的身份已经遭到了日军的怀疑,为了不彻底暴露,不给我军造成损失,我只能避得远远的。1942年,我考入武汉土木工程学校,念了三年书,毕业后回到宜昌,当过老师,也在国民党县党部工作过。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在鸦鹊岭、龙泉教过书,还在宜昌地区水利局、兴山县水利局做技术人员。

  其间,我遇到了两次比较大的坎坷。一次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整整被关押了一年,后来上军事法庭审判,中国军队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人为我作证,我才恢复了清白。

  总体来说,我对自己这一生还是满意且满足的。年轻时,曾为抗日出过力,中年时,曾为祖国建设做过贡献,年老了,生活虽平淡却和乐。而且,我身体不错,除了心脏有点毛病,其他方面都好,95岁了,还能读书看报,还能口齿清晰地和人聊天,这是花钱也买不来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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