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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这是不少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推出一系列便民措施时的口号及目标。
然而，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中，办教师资格证需“无犯罪记录证明”、补办结婚证要证明“你们是合法夫妻”的事儿还是屡见不鲜。
人手一张、独一无二的居民身份证，本该是证明自身的手材料。但在日常生活中，它能起到的作用、发挥的法律效力却远低于人们期待。
补领结婚证遭遇档案“拦路虎”
跑了100多公里路，湖北省荆门市的杨女士总算是能“依法”补领结婚证了。
早前，杨女士遗失了结婚证，因较近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需要，准备补领一本结婚证。
带着身份证、户口簿，杨女士夫妇来到荆门市东宝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可以在东宝区补领结婚证，但必须去原来登记结婚的荆门市沙洋县民政局提取纸质档案后再来办理；当然，也可以夫妻双方回原办证地直接补办。
工作人员的说法大大出乎杨女士的意料。
来民政局之前，担心多跑路，杨女士还专门咨询了一位熟悉补领结婚证业务的朋友，得知现在结婚登记信息已实现湖北全省联网，夫妻双方持身份证到其中一人现户籍地民政部门即可办理补领。
在杨女士看来，自己1994年的结婚信息早该录入了全省民政工作相关平台。如今，自己夫妻双方的身份信息没有发生变化、结婚的时候也没有登记错误，为何不能直接凭身份证在网上办理呢？
面对杨女士的质疑，窗口工作人员坚持表示不行，并向其提供了沙洋县民政局办证大厅电话。
杨女士的丈夫随即驱车赶往沙洋县民政局提取纸质档案证明。沙洋县民政局工作人员说，像杨女士他们这样夫妻双方登记信息无误的情况，不需要提取纸质档案，可以凭身份证在网上直接办理。
难道100多公里的路白跑了？
再度来到东宝区民政局，杨女士提出了疑问。此前接待她的工作人员表示，提取纸质档案是“省里的新规定”，沙洋县民政局办证大厅的工作人员是新手、不懂业务。
“没想到这么复杂。”手续齐全，杨女士终于拿到了补领的结婚证。
但这番办证过程却在杨女士心中留下了疑惑：要户口、要档案、要证明，那本应可以代表身份信息的居民身份证到底还有何效力？
杨女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起初听到朋友说婚姻登记信息已全省联网，以为拿着身份证来就可以查询当年的信息并补领结婚证了，但较后还是得跑来跑去，拿了纸质档案证明。
公开资料显示，2012年7月24日，民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截至当年6月底，已实现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建立省级婚姻登记工作网络平台和数据中心，实现了在线婚姻登记和婚姻登记信息全国联网审查。
记者致电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表示，补领结婚证需到原来办证的民政局提取档案证明后，再持身份证、户口本到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办理补领；或者也可以直接去原办证地办理补领。
武昌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所说的补领结婚证流程，与杨女士的补证经历相符。
记者询问婚姻登记信息联网情况，武昌区民政局这位工作人员未作回应，只是十分肯定地表示，若不在原办证地办理补领，就必须拿到当初登记结婚时的档案证明，仅凭当事人身份证无法查询婚姻信息及办理相关业务。
申报退休档案效力“秒杀”身份证
1984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规定：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除未满16岁者和现役军人、武装警察以及正在服刑的犯人和被劳动教养的人员，均应申领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具有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律效力。
1984年4月，我国批身份证被领取。短短31年间，身份证已成为每个公民必不可少的证件。但身份证的法律效力，到底有多大？
2013年9月，湖北省咸宁市的阮女士向该市咸安区劳动局养老保险股申报退休，但在退休年龄的认定上遇到了麻烦。
由于档案中招工表上的年龄与身份证上的年龄不符，工作人员怀疑其档案上的年龄有改动，遂没有为其办理退休手续。阮女士向咸安区劳动局反映了这个情况。
咸安区劳动局经过调查认定，阮女士档案里的招工表、政治审查表以及工资级别审批表中出生年月一栏由“1965年”更改为“1963年”；档案里其他材料上记载的出生年月有1965年更改为1963年的，也有记载1963年；但其一代和二代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原件记载的出生时间为1963年9月。
根据原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提前退休审批工作建立退休审批月报制度的通知》（鄂劳社函[2002]228号）第二条规定，职工档案中记载有几个不同出生时间的，以招工表、录用表、入伍政审表等批准其参加工作的正式表上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鄂劳社发[2007]59号）第十八条规定，职工出生时间实行职工档案与居民身份证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认定，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与本人身份证不一致时，以档案中较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
较终，咸安区劳动局作出处理意见认为，阮女士档案里招工表上的出生时间有涂改，且涂改前的字迹可辩认为1965年9月，故其法定退休年龄应该是2015年9月，不能以居民身份证上记载的出生时间为依据认定2013年9月为其法定退休年龄。
一场身份证与档案的“争执”，身份证无奈落败。
传统思维削弱身份证法律效力
居民身份证是我国公民合法身份的证明，何以在种种场合遇冷？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从事有关活动，需要证明身份的，有权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拒绝。
也就是说，居民身份证是具有法定性的身份证明，但在现实生活中，身份证的法律效力仍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在身份证与档案的‘较量’之中，身份证之所以落败，或许不是不信任身份证，而是传统管制思维作祟。”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祝捷认为，档案是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重视档案优于身份证也是传统管制思维的延续，身份证作为法律正式认可的身份证明文件，理应获得足够的法律效力，但实际情况是有的部门更重视档案，这就存在着观念上的差别。
#p#分页标题#e#在祝捷看来，身份证效力低，人们就得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付出额外的社会成本，“比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证明‘你妈是你妈’的事例”。他表示，身份证上的信息在采集、储存与维护时已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当其法律效力无法达到时，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必须另外耗费社会资源去证明自己的身份。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尚重生则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同样也是身份证效力“打折”的原因之一；个人资料曝光，不法分子趁机盗用，身份证上有限的信息无法起到应有的证明效果，自然容易“坐冷板凳”。
“有的人为了早点上学，改动身份证上的年龄；有的人为了提前结婚，借用别人的身份证。这都是身份证管理上的漏洞造成的。”尚重生表示，有关部门对此的监管力度是不够的，例如身份证“重号”的问题，虽然概率极小，但依然可以让不法分子钻这个空子，借此谋取私利。
“可能就是登记的时候填错了，或者和别人的身份证号混淆了，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人为的过失。”尚重生说，这些管理上的不严谨，也导致了身份证法律效力的缺失。
扩大存储信息量实现“一证通”
作为公民身份直接有效的证明，在尚重生看来，身份证上存储的信息量太少，不足以使其成为一个庞大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库。
“姓名、年龄、血型、婚姻状况……一个人身上有太多个人资料，但目前身份证上可以提供的信息只有那么几项。”尚重生说，许多单位办理业务时需要当事人提供各种各样的材料和证明，就是为了了解相关情况，如果这些情况在身份证上已经有所体现，很多其他的材料也就不是必需了。
“将来或许可以实现身份证‘一证通’，将个人和家庭信息、就业收入以及财产情况、信用守法纳税记录等事项一并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数据库中，以身份证系统进行社会管理。”尚重生对未来身份证的效力持乐观心态，若能实现身份证数据库功能，或可让身份证“一证通天下”，在一切需要授信的环境下使用，减少当事人提供多样证明时所需的成本与纷繁复杂的手续，便民利民。
“身份证‘一证通’是一种大势所趋，也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事务为中心的社会管制思维的体现。”祝捷认为，要实现这一设想，行政机关应当首先转变观念，修正与居民身份证法不同的规定，建立跨部门的身份信息协调机制，逐步整合各类信息；此外，“一证通”的实现涉及到公民多项重要权利，故应当采取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修改居民身份证法的形式加以实现，建立健全公民个人数据保护机制。
有了信息量，身份证精确识别工作也有待提高。
尚重生告诉记者，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对身份证的识别并不存在大问题。“有问题的是设备，好几千块钱一台的机器，有些单位就不愿意买。”尚重生说，因为财政预算等问题而导致设备跟不上的情况制约了身份证精确识别工作的开展。
据了解，身份证里有内置芯片，新一代的身份证也已在准备向其中加入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的指纹。
“伪造、篡改、借用，身份证非法使用的途径很多，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在身份证的管理上严把关，减少甚至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尚重生建议，有关部门要注意从立法层面上约束、从执法层面上打击不法分子，让身份证的较好性、真实性得以保证。
记者 刘志月 本报实习生 曾雅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