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抗战老兵张仁元：独岭坡战役我们全歼日军-Incinta Fertility Center

　　记者黄今图/文□通讯员李枝学简兴安

　　日军空投炸弹母亲惨死

　　较近，一部讲述抗日战争的电视剧《较后的国门》在宜昌开拍，5月25日，我作为亲身经历宜昌保卫战的一名抗日老兵，受邀参加了该剧在滨江公园举行的开机仪式并作为代表发言。当我在现场高喊出“中华民族万岁！中国人民万岁！”的口号时，我内心激动，感慨万千，思绪也一下被拉回到硝烟弥漫的七十年前。

　　我出生于1926年八月初八，祖辈居住在小溪塔老街一巷，算得上是富裕人家。我的父亲张开燧年轻时曾在北京朝阳学习院求学，毕业后回到宜昌文庙小学教书，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我年仅5岁就失去了父亲。随后，母亲张王氏领着我和两个姐姐回到了老家小溪塔靠种田维持生计，母亲还将我送到二郎庙学堂读了几年书。

　　1940年的一天，几架侵华日军飞机从宜昌飞机场起飞，在小溪塔上空盘旋几圈后，忽然俯冲下来。当时，我正在小溪塔的河边玩耍，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日军飞机朝着小溪塔老街人群密集的地方投下几颗炸弹，几十个人当场被炸得粉身碎骨，马路上鲜血直流。我们都被这个情景吓呆了，较让我悲痛欲绝的是，我的母亲也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遇难，尸骨无存。

　　伴随着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日本兵进驻小溪塔主街，这里的商贩、居民纷纷逃离家园躲避灾难。那个时候，小溪塔只有沿河边一条街道，住着罗、张、黄、魏四姓的100多户人家，大部分都是土墙瓦房和木板房，还有一些茅草房。日军手持刺刀抓来壮汉苦力充当“打捞队”，挨家挨户进屋搜罗值钱的物资，大包小包的抢劫一空，然后就将稻草柴火朝屋里一堆，纵火烧房子。街上的房屋户户相连，火势瞬间蔓延开来，连烧了三天三夜，整条街成了一片火海。上街黄子卿家以下的房屋全部被毁，我家的房子也未能幸免，变成了一片废墟，到了晚上，月光照在残墙断壁上，格外凄惨悲凉。

　　房屋被烧后的一个夜晚，一支国军部队来到小溪塔街上组织群众疏散，掩护老百姓逃难。自从两个姐姐出嫁、母亲惨死，全家只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只好跟随着逃难的人们沿着柏木坪国军防线走。在路上，一个军官问我：“小鬼，你往哪里去？”我说我的妈被日军飞机的炸弹炸死了，家里房子也烧光了，我恨透了日本鬼子。那军官听了，很同情我的遭遇，说，你就跟我到营部去吧！就这样，14岁的我成为国民革命军七十五军预备四师十一团五营的士兵，军长是傅正模。我们住在大木坪、小木坪一带，营长姓曾，是湖南人，他和李文书都待我很好。因为我会识字写字，营长安排我负责刻钢板、写书信、发通知、打杂，还教我学会了打枪，跟随营部到各处接防，到雾渡河岔路口整训。

　　独岭坡战役我军大获全胜

　　曾营长出身军官学校，军纪严明，他从不虐待、打骂士兵，也不允许我们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正因为如此，军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在雾渡河驻防时还帮助过群众割麦子，栽秧。平时用大铁锅煮了饭，也会分给难民吃。

　　1942年秋，我营整训后，给士兵分发了两套夏季军装和冬季的棉装，各班配备轻机枪，各排配备重机枪，各连配备机枪排，营部配备机枪连，随后奉命从雾渡河岔路口出发，经杨家河、七里峡，过南边、张家口，抵达柏木坪独岭坡驻防。那段日子过得比较艰苦，有时一袋饼干、一壶水就是我们一整天的干粮。

　　1943年夏，日军进攻分乡失败后，为了打通入川通道，有一支百余人的日军队伍从珠宝山坳口经下坪，渡石板河，向我营防守的独岭坡发起猛攻。营部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坚守阵地，居高临下持轻重机枪组织交叉火力，抵挡来犯敌军。在我们固若金汤的狙击下，日本兵的几次冲锋都被我军击退，阵地前倒下几十具日本兵尸体后，敌军向小溪塔方向败退逃跑，我们乘胜追击。这时，天下起了大雨，驻防廖家岭黄土坡的友军同时发起追击，迫使日军逃窜到石板滩。暴雨导致河水迅速上涨，不少日军慌不择路，摔到河里淹死。汹涌的大水令残存的日军过不了河，全部被歼灭。这是一场大快人心的战斗，也是我入伍以来印象较深的一次战役。到现在，当地很多老人说起独岭坡之战，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在宜昌打了6年抗战，经历大大小小的战役无数。1945年8月，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营全体官兵雄赳赳气昂昂，穿着整齐的军装到鸦鹊岭、当阳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后来，部队开往南京，我被调到陆军大学汽车驾驶训练队，学习修车和驾驶，结业后，我驾驶货车运输物资到重庆，随即加入了解放军二野部队。解放后，我回到家乡小溪塔，参与修建汤渡河水库、宜兴公路、以及东风渠工程，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流汗，度过了平凡又辉煌的大半辈子。如今，虽然我身子骨大不如前，但儿孙对我十分孝顺，能在家人的照顾下享受天伦之乐，我很知足，也感到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