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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23日至24日，“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宜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宜昌隆重举行。两天时间里，来自海内外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宜昌抗战等主题展开讨论，并对宜昌抗战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为人们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认识宜昌抗战历史，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与参考。本报今摘编部分专家学者的研讨发言，以飨读者。
试论宜昌抗战
张海鹏
宜昌学者提出了宜昌抗战概念。我在听取汇报以及阅读若干史料后，以为这个概念是值得研究抗战历史的学者注意的。
1939年至1945年期间，在以宜昌为中心，包括南阳、枣阳、襄阳、常德等地在内的约近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中日两军进行了6年之久的拉锯、抗衡，以争夺对江汉平原、洞庭湖流域地区和陪都门户的控制权。日本的战略目标一开始在于占领宜昌，控制长江水道，逼降重庆政府，早日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目标未能达成，控制宜昌，可以威胁陪都安全，分化中国抗战力量。坚持宜昌抗战，东可以威胁日军控制的中心城市武汉，西可以阻止日军西进的战略态势，捍卫陪都重庆安全。
宜昌一度成为战时全国交通枢纽和重要的战略中转站。早在1938年10月，北京、南京、武汉接连失守后，这三大城市乃至全国各地西迁的重要物资、人员积压宜昌，在40天时间之内，全部安全转运内迁，教育家晏阳初先生称之为“东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宜昌沦陷后，经长江出川的弹药、粮食、被服等军需物资在三斗坪、香溪下船，由人力背运，从宜昌西部、西北部、西南部山区，分送供应第五、第六、第九战区，“铁肩队”的事迹，至今还在民间传诵。
宜昌抗战亦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战场实行战略配合的地区之一。宜昌失守后，1940年7月另组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省长，战区司令长官部驻节恩施（当时的湖北省省会）。为了突出拱卫重庆的重要，蒋介石甚至提出了“第六战区”的口号。武汉失守后，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成立了鄂豫皖、鄂豫边、鄂西北及鄂中区党委，在河南南部、湖北和湘西北发动并领导民众抗日，形成了分散的小块的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牵制敌军，组织人民群众运输物资、救护伤员、慰问劳军、捐钱捐物、踊跃参军等，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对配合正面战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新四军第五师在襄西地区布置了第十五旅两个团的武装力量，在鄂豫地区布置了大量武装力量，在江汉地区、江湖地区形成了两个敌后根据地。两个战场在这里呈现，对武汉采取了战略包围态势，对长沙采取了牵制态势，分散并牵制了敌军的活动范围和行动能力，对保卫重庆安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宜昌抗战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宜昌军民的坚持抗战不仅仅拱卫了陪都重庆，更削弱了当时世界法西斯嚣张气焰。
宜昌抗战具体体现了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两个领导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形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两个领导中心独立地发挥作用，相互之间不能取代。这种领导作用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军事上。鄂豫边区、湘鄂西地区（以宜昌地区为中心）的共产党推动并始终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战争所必需的国内团结能够维持下来，而且，共产党还指挥新四军五师，动员敌后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担负着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同顽固派、伪军的摩擦和斗争，也是维持在对敌斗争的大前提下进行的。这一地区的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并存，是全国抗战大局的缩影。在这个地区，只有国民党一个领导中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难以独立支撑抗战大局的。
把以宜昌为中心的抗战战略态势称为宜昌抗战，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以往学术界研究，分别提出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反攻宜昌作战、鄂西大捷、收复宜昌等阶段，这些都是反映历史实际的。这些作战，不同程度上都是以宜昌为中心。分散研究这些作战，不利于从战略高度纵观华中地区乃至全国抗战大局。现在提出宜昌抗战的概念，在宜昌抗战的战略态势下研究武汉失守以后华中地区的抗战态势，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历史的学术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特聘一级教授、中国史学会会长）
重新评价宜昌抗战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马振犊
提出独立的宜昌抗战的概念，就是要把宜昌抗战从淹没于相持阶段战役的概念中突出出来，其有着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一、在抗战中，宜昌的地理位置具备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使宜昌抗战在抗战全局中具有区别于其他战场的独特性与重要意义。从政治战略与军事地理角度考察，宜昌地区的抵抗作战，具有保卫陪都重庆与西南抗战大后方的战略性关键作用。虽然宜昌城被日军占领，但整个宜昌地区始终没有沦陷，抗战军需仍然通过此地运往前方。而中方在宜昌周围2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内与敌周旋厮杀，扼制了日军西进威胁重庆的步伐，并不断攻击宜昌日军，使其坐卧难安。抗战西南后方的东大门始终坚强拒敌，牢不可破。这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与意义。
二、宜昌抗战是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有力例证，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直接投入宜昌抗战，并发动民众抗日，有力配合正面战场军队的抗日作战，使中方能够以弱国之力与强敌周旋6年，并使之不能继续西进一步，达成了抗日战略目标。
三、宜昌抗战在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上具有特殊性，体现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典型特征。中国军队在宜昌战场上不断主动出击，呼应湖南作战，使日军首尾不能兼顾。“石牌保卫战”是中国八年抗战少有的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而宜昌战场还是抗战时期中国战区少数海陆空一体作战的战场之一，中美空军大显身手，抢夺制空权，有力地打击了日军。
四、宜昌还是日军犯下战争暴行的典型地区。日军在宜昌地区对中国民众实行“三光”暴行，并进行了较惨烈的毒气战，在宜昌地区战场上施放毒气是日军赖以反败为胜的惯技，留下了严重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证。
总之，纵观宜昌抗战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作用意义值得重新审视与评价。
#p#分页标题#e#武汉抗战史研究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毛磊教授说：“主要发生在鄂西，包括湘西在内的这三场战事，之所以能彪炳史册，较突出的作用是它阻止了日军企图入川的脚步，彻底击碎了日本侵略者灭亡中国的梦想，使鄂西成为捍卫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坚实屏障。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日军自此再也没能力突破分别由李宗仁和陈诚指挥的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的防线。”有学者将宜昌抗战比喻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改变中国亡国命运的关键之战”，此言确实不虚。（作者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
宜昌作战中的日军化学战
步 平
日本大本营在结束了武汉作战后，对夺取宜昌有很大的期待，因宜昌距离重庆480公里，是战略上的重要地点。1940年6月12日，由仙台出身的日本军人组成的第13师团（师团长田中静壹）曾一度占领宜昌，但开始计划在完全占领后，烧毁兵营、破坏交通通信线、炸毁桥梁、烧掉武器弹药及燃料后撤出，因为日本那时拟从战略上削减驻中国的兵力，所以认为现有的兵力不足以确保宜昌，大本营的意见是“不要使夺取宜昌的战斗失败”，但是在日军占领之际，正是德军占领巴黎之时，狂热的陆军内部立即激烈反对日军撤出宜昌，于是在7月13日，大本营又发布永久确保宜昌的命令。
但是，中国军队则确定了夺回宜昌的方针。陈诚指挥的第六军包围了宜昌，从9月28日开始夺回宜昌的战斗。10月2日，蒋介石命令陈诚不惜一切三日内夺回宜昌，部队也增加为15个师。中国军队的攻击从10月6日开始，到10日晨2时30分发起总攻。
此时，守卫宜昌的第13师团（师团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紧急联络第三飞行团长远藤三郎，希望哪怕支援一个小队，而他自己也不得不将宜昌东的东山台地司令部的卫生兵、勤务兵等预备兵，医院中的轻伤者都派到前线。在意识到将要被歼灭的结局后，他命令烧毁军旗和秘密文件，确定了师团以下军人的自杀场所，拟出了被歼的电报。而就是在这一濒临绝望的时候，他决定冒险使用化学武器以挽回战局。
日军在宜昌使用化学武器从10月7日开始，持续到11日，是其在华使用化学武器中比较典型的战例，所以也留下了比较多的记载。
较开始使用化学武器的部队是高田山炮兵第19联队（联队长林作二中佐），当时使用了赤弹1500发，黄弹1000发。为了混淆视听，掩盖用毒的责任方，在发射中经常是毒气弹与常规弹混用。当时，中国军队第9、第76、第55师已经攻占宜昌周围大小据点60余处，部分突入市区，日军依赖东侧高地抵抗。当中国军队抵近时，日军进行了3次化学武器攻击。
10月10日，36架飞机向宜昌市内投掷炸弹300余枚。日军步兵第103旅团发射了94式轻迫击炮毒剂弹630发，94式山炮毒剂弹89发，毒剂筒1124个。
中国军队立即发现了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10月28日，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情报：10月8日、9日、10日三日，日军在宜昌进行毒气攻击，使用340发毒气弹。毒气弹爆炸后，冒出灰色、白色及橙色烟雾，发出花的香味及腐烂的水果味，风速每秒3米，温度约20摄氏度。被伤害约1350名，其中死亡750人。有的则失去意识，或在30分钟内死亡。或出现大水泡，几小时后死亡。或流泪、喷嚏、鼻出血。被毒气污染地域纵2000码，横1500码，使用的毒气有催泪瓦斯、呕吐性瓦斯、芥子气与路易氏气混合气体。10月29日，中国政府继续报告：日军投下300发毒气炸弹，超过1000发毒气炮弹。
重庆第5陆军医院当时接受了宜昌战役中受到毒气攻击的负伤官兵，在治疗后写出了临症调查报告书，其中写道：
查此次宜昌战役中，我中毒官兵收容于第5陆军医院者为第9师7名，76师3名，55师1名，共计11名。截至11月1日，痊愈者已占十分之五六，其中陆军第9师中尉排长王兴发及55师上尉连长伍全胜二员，因伤势较重，仍存糜烂性状态外，余均不日即可告痊。
得知日军使用毒气，前往调查的美国航空兵化学战军人也有记录：
从8日起开始使用毒气。10日至12日，飞机投放了致死性的毒气弹。中国军队或赤脚或穿草鞋，没有防毒衣，也没有防毒面具，所以在毒气空袭下负伤严重。前线士兵开始退却，但必须通过被毒气污染的地带。正确的负伤数字很难统计，但受到毒气及普通炮弹攻击负伤的总数在2000人以上，在从战场退下来的负伤士兵中，29名毒气负伤者中，有12人在医院中死亡。
在那之后，国民政府向欧美各国递送了文书，称在宜昌战斗中，被毒气伤害1600人，其中死亡600人。
（作者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1940年“宜昌作战”与侵华日军战略调整
徐勇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特别是武汉会战之后，出自航空作战的需要，着力将宜昌打造为航空作战基地，打击中国战略中枢的航空作战成了日军的重要战略任务。即使在更长距离的零式战机出场之后，这一航空基地战略性质没有削减，反而得到强化。总之，日军明确强调宜昌战略地位，以主力师团加以驻守，作为西进中国大后方的较重要的、能够综合运用空中、水路以及陆路兵力的战略基地。
南京失陷后的徐州、武汉、广州作战。日军战略调整，拟行对华持久战战略。在华中地区于5月进占宜昌，在华南于9月23日武装侵入法属印支北部，以切断国民政府国际补给线。这是日军南进，由对华战争扩大为对亚太地区战争的重要步骤。
结合日方史料知己知彼考察日军作战意图，实战结果及其教训：日军1940年控制宜昌，中国军队1941年反攻宜昌未果。
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总结1940年宜昌作战要点：1、击破敌军冬季攻势；2、配合对于西南内地的战略攻击；3、配合华北与华南粤北等地作战；4、要继续关注“共产军”在华北及各日军占领区的活动等。
关于宜昌作战的若干战略特点的分析与认识如下：
1、关于宜昌作战的地位作用的全面评估：日军称之为宜昌作战，可知其观察重点在于宜昌，兵力精锐主力对比。将宜昌作战作为“随枣”或“枣宜”会战之一部，将1941年的反攻作为第二次长沙会战之一部，缺乏对于宜昌抗战意义的综合全局认识，值得作出新视角的客观研究。
2、宜昌战场在抗战史上的战略地位及其作用，植根于其独特的军事地理位置适应于侵华日军的海（水）空技术条件，中方抗战力量对此估计不足，现今的学术研究应该更加充分地认识这一点。
3、对于日军战略的分析认识：宜昌攻防战史，表现出日军军事力量仍然保持了对华空中水路以及陆路的全面优势，但在战略指导方面，已经陷于无奈被动之势，攻势亦有迟滞。
#p#分页标题#e#4、对于中国国民政府对于宜昌战局的关注与指导。国民政府充分估计到了当时的形势变化并作出了实质性的实战安排。中国抗日战略自武汉会战后已经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但国民政府对于全局形势转换过于乐观、对于彼我力量对比差异估计不足，试图在前期战略防守阶段直接转换于战略攻势，以至于造成宜昌战场等地的挫败。于此观察，结合中共方面的抗战“相持阶段”战略构想，就可以更清楚看出中日双方在宜昌战场的拉锯攻防的战略大势。
5、研究的方法论：需要在既有的党史、政治史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双方史料，在军事地理、战略指导史多角度有所开拓，方能获得更深入研究。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