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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三鹿“毒”奶粉董事长田文华曾在全国“两会”上大声疾呼：“面对近年来屡屡出现的劣质奶粉等事件，必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她竟“啪啪啪”打脸，以身犯法，并让无数孩子家长宁愿多花钱从国外买奶粉，也不再信任国产奶粉。
1982年，从小便是女强人的田文华从兽医一路升迁，坐上了三鹿副厂长的位置。当时的三鹿，还是一家在国内默默无闻的集体小厂。
彼时，国内新生婴儿进入高峰期，婴儿食品严重不足，轻工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母乳化奶粉生产”试点企业。
所谓母乳化奶粉，是为了满足婴儿的营养需要，除去牛奶中不符合婴儿吸收利用的成分，在普通奶粉的基础上加以调配形成的奶制品。
据资料统计，国内大约有40%的父母生产后没有母乳。对市场敏锐的田文华意识到，随着老百姓开始富起来，母乳化奶粉将会成为更多婴儿的选择。
通过种种努力，田文华让三鹿公司跻身“试点”之列，并率先在行业内研制出了母乳化奶粉，最终被轻工部列为母乳化奶粉定点生产企业。
此后，从1986年起，巨大的婴儿奶粉市场使三鹿以年均增速30%的速度不断飙升，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婴儿配方奶粉的行业龙头。
因为这个成绩，田文华升任为三鹿厂长。不过，刚刚走马上任后，她便发现厂里要为当年新上的项目融资。
当时，一般企业融资有3个方式：财政拨款、资本市场融资和银行贷款。
三鹿作为集体企业，基本不可能进行财政融资。而1987年的中国，还没有资本市场可供利用，剩下的唯一方法就是银行贷款了。
然而，银行贷款的问题也不少。首先，对于一个集体小厂来说，贷款额度有限。过去，厂里获得的最多贷款仅400多万元。其次，当时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存贷息差，贷款利率高达14.8%。
这时，田文华想到，与其“开源”，不如“节流”。田文华发现，当时三鹿厂里共有奶牛2000多头，由4个分厂饲养，每个分厂占地500亩，再加上职工，一共需要投入资金1个亿。如果这个成本能够省掉，必然能为三鹿节省下大成本。
一天，田文华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白兰洗衣机厂通过找协作厂生产零件的方式，快速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洗衣机厂。
这件事一下子给了田文华很大的启发：对乳品加工是核心技术，肯定不能找协作厂生产，那鲜奶原料呢？
当时，石家庄周边省市农村非常贫困，农民有土地，可是种的东西却没有稳定的销路，生活也没有保障。
如果能把厂里的奶牛卖给或者租给这些农民，让他们来养殖，然后每个月向厂里出售鲜奶。这样一来，1个亿的成本就可以省掉了！
这种“奶牛下乡，牛奶进城”的做法确实产生了奇效。有数据显示，到2001年，全国120多个县，奶牛数量达到了50万余头，鲜奶年产量近100万吨，每头牛年单产由原来的3000公斤提高到现在的5500多公斤。
随着三鹿在全国的快速扩张和三鹿奶粉声名鹊起，田文华身上的光环也随之而来，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等100多项荣誉称号。
然而，让田文华没想到的是，洗衣机零件无法造假，而鲜奶原料却可以造假。
2007年，一养牛户张玉军经过多次实验，“发明”了将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按一定比例配置“蛋白粉”的方法。将蛋白粉投入鲜奶原料中，便能提高它的蛋白质含量，同时不会被检查出来。
这样一来，农户们以次充好，将鲜奶原料兑水，再加入少许“蛋白粉”，便能赚取更多的利润。一名三鹿工作人员曾回忆，有一次，一位奶农把一车原奶送到奶站，检测发现蛋白质不合格，被退回了。过了两小时，奶农又把奶拉回来了，再次检测竟然全部合格了。
然而，三聚氰胺毕竟是有毒的化学品，数据上的好看并不能掩饰自身的毒性。2007年年底，三鹿集团陆续收到了消费者的投诉，反映食用了婴儿奶粉后“生病”。
2008年8月，田文华召开会议，决定一要对此次事件进行保密，二要封存库存奶粉，但并没有要求停止生产。
没多久，一位董事拿出一份欧盟关于食品中含三聚氰胺的标准。经过推算后，他们认为，奶粉中每公斤三聚氰胺含量不超过20毫克，婴幼儿食用后不会出现问题。
于是，田文华决定，用三聚氰胺含量不高于每公斤15毫克的奶粉换回三聚氰胺含量高的奶粉。
纸是包不住火的，田文华对三鹿“毒”奶粉的遮掩，反而更让消费者心中的怒火爆发了。9月12日，三鹿被政府勒令停止生产和销售。年底，田文华等4名原三鹿高管被相继判刑，田文华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对无数奶农来说，往鲜奶中添加化学“毒物”明明是一件坏事，做的人多了，似乎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让田文华没想到的是，当初设想的“奶牛下乡，牛奶进城”双赢之举，却成为了双方畸形追求利润的途径。
纵观田文华的一生，或许她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只是这次让“三鹿”回头的代价太大了。她以为这件事会过去、会平息，事确实过去了，只是那些被“毒”奶粉毒害的孩子家长，不会放过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