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党史上的今天】
▶1950年
6月25日 朝鲜内战爆发。
▶1954年
6月25日—29日 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宣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
▶1988年
6月25日 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条例》确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2003年
6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
▶2017年
6月25日 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并于26日投入运行。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
——来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官网
#岳阳头条#岳阳记忆:岳阳市的民营经济是什么时候迅速发展起来的。
在人民公社体制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岳阳个体私营经济几近消亡。1978年，境内仅有个体工商业者253户，从业人员314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私营经济政策逐步放开，取消歧视、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做法。1988年6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1993年3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补充规定》，成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领导小组。南区(今岳阳楼区)颁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税费负担卡》，规范并减轻负担 2/3。至 1999 年，全市个体私营企业 163824 户，从业人员401048 人，实现产值 33.8 亿元，税收 3.5 亿元。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2004年实施以“民营岳阳”为主题的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程后，民营经济进入快速健康发展阶段，成为全市经济最具活力的增长点。
市委、市政府成立“民营岳阳”工程领导小组，将发展民营经济纳入民本岳阳考核范围，出台《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关于鼓励和促进全民自主创业的若干意见》。明确理顺管理体制，将民营经济综合协调管理职能归并到市工业经委，新设民营经济服务指导科。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财政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构建融资担保服务平台，定期组织中小企业银企洽谈会，拓宽融资渠道。
建立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统计考核体系，设立台账，健全季度统计和通报制度。加强服务体系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有力地推动民营经济快速、持续发展。2008 年，全市有民营中小企业 15060 家，注册资本 340 亿元;个体工商户 100331 户，注册资本 38 亿元。民营经济共完成增加值595.8亿元，占全市GDP比重53.9%，比2003年提高 17 个百分点;完成财政收入 90.71 亿元，占全市的 30.2%。
吸纳132.3万人就业，占全市就业总人数的70%以上，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民营经济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品质迅速提升，初步形成饲料、化工、食品、机电、再生资源回收加工等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企业116家，销售过亿元的实力企业236家，拥有正虹等5个国家驰名商标、56个省著名商标。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岳阳市的民营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了，岳阳市的民营经济可以说是撑起了岳阳经济的半壁江山。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
个人未经审批采伐自家死树如何处理？
【基本案情】2020年11月,村民傅某的树木被大风刮折,傅某以清理死树为由,未经审批,擅自砍伐位于本村村南食品厂南伽长地上的自家树木,经执法人员勘察,树木共29棵,树种为杨树立木材积9.792立方米。
【处理意见】本案处理中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傅某砍伐的是死树,属于正常的林业生产管理行为,不应列入森林采伐限额,不需要办理采伐许可证,因此不属于违法行为。
第二种意见认为,傅某的行为是清理土地附着物,目的是便于管理其承包的土地,而不是为了恶意砍伐成年树木,不能构成滥伐林木。而且清理的是倒伏树木,目的是为了排除安全隐患,再继续更新树木,因此不能对傅某进行处罚,只能让傅某限期将树木进行补植。
第三种意见认为,傅某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滥伐林木,应该按照滥伐林木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林业局采纳了第三种意见。
【案件评析】第三种意见是正确的。 虽然《森林法》没有对采伐死树作出明确规定,但规定的滥伐林木行为违反的是国家对森林保护的管理制度,依据《关于未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火烧枯死木”行为定性的复函》(林函策字(2003]第15号)规定,“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零星林木外，凡采伐林木，包括火烧枯死木等自然灾害毁损的林木,都必须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按照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未申请林术采伐许可证而擅自采伐的,应当根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分别定性为盗伐或者滥伐林木行为。” 本案中,傅某以清理倒伏的死树为由,未经行政审批擅自砍伐了自己的29棵杨树,并将木材卖出,主观上具有明知不该砍伐,客观上实施了未经林业主管部门审批的擅自砍伐树木行为,其行为侵犯了国家保护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故傅某的行为属于滥伐林木。 因未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的通知(公通字[2008]36号)中“滥伐十至二十立方米以上的”规定,因此傅某的行为尚不构成滥伐林木罪,对此行为应当依照《森林法》第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滥伐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在原地或者异地补种滥伐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滥伐林木价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观点概括】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包括自然灾害毁损的林木)首先应当取得采伐许可证,其次应当按照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未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采伐许可证,但违反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任意采伐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林木的,构成滥伐林木行为。
信息来源：《林业和草原行政案件典型案例评析》
信息来源：安徽省林业局政府网
美国、欧盟、日本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一、美国食品添加剂管理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法规第201款规定，食品添加剂是直接或间接进入食品并成为食品一部分的任何物质。所谓直接食品添加剂，是指直接加入到食品中的物质。所谓间接食品添加剂，是指包装材料或其他与食品接触的物质，在合理的预期下，转移到食品中的物质。根据这个定义，食品配料也是食品添加剂的一部分，这是美国与大多数国家对食品添加剂定义的不同之处。
美国法律规定，由FDA（食品药物管理局）直接参与食品添加剂法规的制定和管理。因肉类由美国农业部（USDA）管理，用于肉和家禽制品的添加剂需得到FDA和USDA双方的认证；而酒和烟由酒烟草税和贸易局（TTB）管理，用于酒、烟的食品添加剂也实行双重管理。食品添加剂立法的基础工作往往由相应的协会承担。如食品香精立法的基础工作由FEMA（美国食品香料和萃取物制造者协会）担任，其安全评价结果得到FDA认可后，以肯定的形式公布，并冠以GRAS（一般公认安全）的FEMA号码。随着科技进步和毒理学资料的积累，以及现代分析技术的提高，每隔若干年后，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会被重新评价和公布。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法第402款规定，只有经过评价和公布的食品添加剂才能生产和应用，否则会被认定为不安全。含有不安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则“不宜食用”，不宜食用的食品禁止销售。
美国规定，食品中公认为可安全使用的物质不属于食品添加剂范畴，但对这类物质的使用也实行严格管理。FDA已推行一项新的公认安全物质的通报系统，即由生产企业向FDA提交其产品，根据其用途属于公认安全物质的报告，FDA在一定时间内（通常为180天），向申请人发信确认或否认申请的物质的公认安全性。
二、欧盟食品添加剂管理
欧盟食品添加剂立法采取“混合体系”。即通过科学评价和协商，制定出能为全体成员国接受的食品添加剂法规，以肯定的形式公布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使用特定条件及在某类食品中的最高限量等。
欧盟在食品标签上对食品添加剂也实行管理。欧盟对食品标签的总体要求，是食品标示不得令消费者对产品的属性产生误解，并规定标示必须按照成分重量的顺序列出所有成分，这包括按配料的名称或E编码或功能分类（如色素、抗氧化剂等）列出食品成分。香料可标示为“香料”或更准确的名称（如香兰素），同时要求特别注明转基因有机物配料、包装气体、甜味剂、阿斯巴甜和阿斯巴甜与安赛蜜混合物、糖醇、金鸡纳霜和咖啡因这些成分。目前，欧盟不仅在食品的通用标示方面已经立法进行管理，完成了全面协调。对特定食品还制定了附加的法规。如对食品营养成分的标注，欧盟也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必须标明食品的能量指标和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糖、饱和物、纤维和钠的含量等等。淀粉、糖醇、单和多不饱和物、胆固醇、维生素和矿物质达到一定量之上，也须提供其含量。
为协调各成员国对食品及食品添加剂的政府监控，欧盟指导规则规定了食品控制官方机构和相关措施，明确了各成员国控制机构必须遵循的原则，以确保食品添加剂管理协调一致。如欧盟法规规定，某成员国控制机构判定一个添加剂产品不符合欧盟食品法规的要求，应将此信息报告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每星期发布上述通告，告知各成员国采取相应措施。例如，德国报告了一例进口的辣椒酱中使用了未经许可的色素；意大利报告在罐头食品、干燥黑真菌和干胡萝卜的标示不符合要求等。如果某个第三国的食品经常违规，欧盟可能会决定在所有的欧盟入境口岸对其进口的产品实行100％的检测。如果进一步的调查证明，从第三国进口的违规食品对欧盟的食品安全构成威胁的话，欧盟将禁止从第三国进口此类食品。
对尚未统一立法的食品添加剂，则由各成员国根据各自的国家标准进行管理。
三、日本食品添加剂管理
日本于1947年由厚生省公布了卫生法，对食品中化学品有了认定制度，但食品添加剂方面的法规到1957年才公布使用。日本将食品加工、制造、保存过程中，以添加、混合、浸润或其他方式使用的成分定义为食品添加剂。按照目前日本使用习惯和管理要求，将食品添加剂划定为四种，即指定添加剂、即存添加剂、天然香精和一般添加剂。指定添加剂是指对人体健康无害的合成添加剂。必须按一定程序审批后才能使用，2003年底日本使用的指定添加剂共342种。即存添加剂也叫现用添加剂，指在食品加工中使用历史长，被认为是安全的天然添加剂，目前有489种。天然香精和一般添加剂一般不受《食品卫生法》限制，但在使用管理中要求标示其基本原料的名称。
2004年2月，日本实施新修订的《食品卫生法》，新法与老法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更加严格。如新《食品卫生法》规定，食品添加剂要扩大使用范围，必须经过新成立的隶属内阁政府的食品安全委员会批准。
九十年代到2006年一点农民的真实生活，从网上摘抄两段，也算是管中窥豹吧。
每年农民交完公粮，还需要缴农业税和各种费，主要项目有： 农业税，村提留，乡统筹， 特产税， 林业税（丘陵山区）， 公积金， 公益金、管理费、 教育附加费、计生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屠宰税(按养猪的数量收）或者临时的一些费等等大概20多种。
取消农业税还有其时代背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南方沿海地区的工厂订单大幅增加，客观上需要大量农民工。2003年孙志刚事件导致取消了收容制度（报道此事的喻华峰、李民英、邓海燕三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农民外出打工障碍小了很多。所以2006年取消农业税（包括三提五统等二三十项费用）。
还有太多，太多。对于那些亲身经历那个年代的人来说，这是无法忘记和回首的年月。
突然在家发现父辈收藏起来的老牌香烟，这个包装风格和香烟名还真是独具时代特色，你见过几种？曾经卖几毛钱的香烟，现在为什么不卖了？
提到中国品牌香烟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晚清到建国以前，大概是1900年左右到1950年半个世纪的时间。1897年，随着美国人菲利克将第一根卷烟带入中国，香烟开始在上海形成一股新的潮流，并且开始逐渐风靡到全国各地。英美国家趁机在中国大卖自己的品牌香烟。
当时，日本华侨率先反应过来，开始在台湾省种植烤烟，准备发展本国的香烟品牌。1906年，著名的红双喜香烟在香港问世后，简单而醒目的品牌包装立刻得到了中国人的好感，迅速打败了外国香烟，成为了中国现存历史最长的著名卷烟品牌。
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香烟是一家独大的话，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就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了。
建国初期，百业待兴，对于烟草的需求从未中断。上海市军管会率先接管了中华烟草公司，并以天安门广场，五角星封口和红色包装的鲜明特征，创办了“中华”牌香烟，一时间成为了国产烟草品牌的表率和标杆。
不过，作为国家特供和最知名品牌，中华的高标准、高价格显然无法满足大多数普通人的需求，于是一些地方特色卷烟开始出现。
1956年，红塔山香烟在云南玉溪推出，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一下子奠定了云南香烟的有利地位。各省也开始陆续推出自己的品牌，如河北石家庄的“荷花”，浙江杭州的“利群”和上海的“大前门”等等。
不过，60年代最具特色，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却不是这些大牌香烟，而是一些专属于这个时代的品牌。随着1958年人民公社的创办，集体劳动和分配制度深入人心，香烟品牌往往也与国防、生产和团结相关。
比如，“国防”“大刀”“大生产”“丰收”“前进”等等。这些香烟的包装也独具特色，多以红黄色为主色调，有的画着战士端着枪，有的画着工农群众，还有的则以“大刀”“稻谷”最为显眼。它们的价格也多为五六分钱到一两角钱不等。
不过那个时候买烟不是像现在，只要花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那时候买烟就像买粮食、买布一样，不仅要付钱，还要靠数量有限的“烟票”购买。有时候拿不到烟票，人们就会选择抽土烟。
到了改革开放前后，香烟的发展逐渐走入第三阶段。人民公社时期的特色香烟已经开始有些“土气”了，私营制的到来，让人们更加注重个人审美。那些具有当地民族特色和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香烟开始风靡市场。
七八十年代长大的人，大概会记得一段顺口溜：“一云二贵三中华，红塔山上一枝花，山下住着阿诗玛，重九生于老山下！”可以说是表现了当时香烟市场的品牌地位。
80年代，当老父亲叫你跑腿去买烟时大概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土卷20根用纸条绑成一捆的没有牌子的烟，软包装的则有飞鹰、梅州、大前门和白沙烟，后来有粤宝、阿诗玛、南洋双喜和红双喜等等。
除此之外，凤凰、恒大、牡丹、群英、劲松、银象、庐山和芒果等如今几乎已经消失的品牌，也是当时备受好评的香烟。甚至在84年春晚上出现在马季相声中的宇宙牌香烟也曾风靡一时。
到了21世纪以后的第四阶段，曾经在80年代流行的地方烟草企业逐渐被国企整合起来，形成了以省市为单位的大品牌，比如曾经流行的凤凰烟就在2003年退出了市场。
2005年，香烟的公益广告深入人心，加上电视宣传，让营销方式更好、价值观念输出更具有优势的品牌脱颖而出。
到了2015年，广告法就开始禁止此类宣传。不过，多年的市场经营和品牌宣传优势，让很多品牌到了今天依然拥有广大的受众。
回顾几十年前的中国老牌香烟，提到哪一种香烟会让你发出“时势变换几春秋”的感慨呢？
#头条创作挑战赛##老牌香烟##香烟发展史#
他官至副国级，1964年被撤职，两个儿子分别是副国级与正部级！
我党在缔造新中国前，经历了近三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残酷的斗争中，很多元老都倒在了前进的道路上，不过也有那些冲过千难万险，继续在新中国耕耘奉献的元勋，李维汉就是其中之一。
李维汉早在1916年就与毛主席合作成立了长沙新民学会，后又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组建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并在1922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早期的骨干和领导人物。
他曾任中共湖南执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等重要职务，特别是在1927年，成为我党中央五名常委之一，是我党的核心领导，参与决策发动了南昌起义，建立了我党第一支军队。
长征时期，中央和军委直属部队分成了两个纵队，其中第二纵队的司令员就是李维汉，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地支持了毛主席的主张，帮助党和军队走上正轨。
后来，李维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宣部副部长等职，长期为我党从事干部教育培养、理论宣传等工作，为我党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人才。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迫切需要一个和平交流的途径，李维汉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当时中央专门为此成立了城市工作部，负责各大城市与国民党的沟通工作，先由周恩来亲自担任部长，李维汉担任副部长。
到了第二年，李维汉升任部长，全权负责这项工作，城市工作部后来改名为统战部，致力于建立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由此可见他的重要性。而李维汉也没有辜负组织对他的信任，为各党派、民族的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在即，新中国政协筹备时，李维汉接待社会各界、各党派代表，通过交流向他们介绍我党的政策，争取到了所有人的支持。
同时，针对民族问题，李维汉开创性地向中央建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祭奠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促成各民族大团结的根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维汉先生出任过众多重要岗位，从政协秘书长、政务院（国务院）秘书长到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乃至中顾委副主任等，他一生致力于我国统一战线工作，主导民族事务的推动和发展。
特别是在1951年，他全权负责与西藏代表的谈判，将少数民族问题一一化解，顺利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对全国解放和祖国统一作出的贡献千载留名。
不过到1962年时，也正是因为他的对民族、宗教问题以及各阶级的看法，导致自己受到了批评，并在1964年时，被撤去了统战部部长的职务，随后包括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都被免去。
十年动荡开始后，作为有声望、有资历的老革命，李维汉也受到了迫害，被下放到咸宁工作。然而他从未动摇自己的信仰和忠诚，哪怕入狱八年，身患结核，也没有放弃。
1977年，李维汉终于得以平反，回到北京，再次恢复工作，此时他已年逾八十。他重新上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面见小平同志，建议着手整治“家长制”，并为国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后来他被任命为中顾委副主任，继续发挥余热。
李维汉不仅对自身对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忠诚奉献，在对子女的培养上也始终严格要求，都培养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长子李铁映，出生在抗战时期，毕业于捷克斯洛伐克卡理士大学，物理学的高材生，毕业后投身国防工业发展，在机械领域耕耘奋斗二十年。
1981年出李铁映任沈阳市委书记，后来又担任过电子工业部部长、国家教委主任、社科院院长等职，连续3届政治局委员，并于2003年被任命为人大副委员长，官至副国级。这个职务他的父亲李维汉也曾担任，似乎寓意着一种精神的传承。
次子李铁林是李维汉与第三任妻子吴景之所生，毕业于清华大学自控系，毕业后也先当了五年纺织染坊工人，41岁时担任北京市工业部副部长，此后才开始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中组部副部长、中央机关党委书记等职。
2000年时，虽然职务仍然是中组部副部长，但因劳苦功高，级别被中央提升为正部级。后来李铁林还担任过我国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为优化国家管理体系和编制体系作了大量贡献。
李维汉一生全部奉献给了党和国家，更培养出两个优秀的儿子，正如他在去世前的一句诗所说“我是采薪忧不尽,残年有志惜晚晴”。
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情怀，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让党旗在互联网企业高高飘扬⑦ | 黑龙江航信：党建强基固本 引领企业发展提质增效】黑龙江航天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航信）成立于2003年2月，是一家以信息化技术、产品、服务为主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黑龙江航信党总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紧紧围绕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目标和各项部署，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不断提高党总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能力，以高质量党建强基固本，引领企业发展提质增效。
夯实党建基础 传承航天精神
黑龙江航信党总支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党建制度体系化、科学化建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始终坚持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组织干部职工加入驻地社区志愿者队伍，担任门岗查控员、劝导巡视员、政策宣传员和电话流调员，多人被评为最美逆行者、最佳付出奖。组织党员突击队研制“自动消杀”新功能，建设离厅式24小时自助办税服务厅，为纳税人提供安全放心的自助办税环境。坚持践行爱心帮扶，发挥企业党组织模范先锋队作用，走进街镇、社区与有需要的困难家庭开展“大手拉小手”系列关爱活动，荣获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爱心企业”称号。
黑龙江航信党总支高度关注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坚持正向引导，正面教育，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文化，引导全体员工传承航天精神，锻造航天品质。领导班子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座谈，深入了解一线员工事迹，挖掘典型，征集公司转型中的意见、建议，及时梳理问题，鼓舞士气，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建设特色党支部 领航企业发展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有力推进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黑龙江航信党总支为进一步深化党建与中心工作“深融互促”，对所属3个党支部按照技术、营销、职能进行调整，将企业年度经营计划、重点工作等事项列入党支部集体决策范围，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设和集体领导，使党支部功能定位更加清晰，企业发展决策更加科学有效。
“一支部一特色”品牌活动创建效果不断展现。组建的“资质管理系统研发党员突击队”，在项目审查、项目调研、技术开发等任务中挑重担，充分发挥突击队的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表率作用；启动融入中心抓党建，服务大局促发展”区域交流活动，聚焦主责主业，针对业务发展困境，探讨解决办法和发展方向等方面，收到较好的效果；开展“党员之星”评比、金点子征集和支援贫困山区捐赠活动，加快主动性高、执行力强的管理团队的培养，支部品牌效应不断显现，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丰富党建活动 推动“青”字品牌建设
黑龙江航信党总支认真落实“三会一课”计划，组织专题研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集体过政治生日、红色之旅参观、党史知识竞赛等，教育引导公司党员干部在本职岗位上敢担当、有作为，以学习教育的成效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
黑龙江航信党总支加大对青年职工培养力度，推动“青”字品牌建设。通过选拔培养，聘用党建工作青年助理，“财税产品信创青年创新工作室”被上级团委认定为第二批青年创新工作室。公司工会还大力弘扬劳模和工匠精神，培育、推荐优秀人才，成立市级“创新工作室”，有2人被树为“哈南十大工匠”，累计获得各类评选表彰20余项。
黑龙江航信党总支将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推进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凝聚党员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热情，依托航天的技术优势和行业经验加大研发创新投入、积极拓展多元新兴业务，助力政府治理、助力企业发展，向着黑龙江省内知名IT企业的目标不断迈进。（哈尔滨新闻网）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被拘押16年，最终被判死刑。消息传回国内，网友们群情激奋，指责日本司法制度有漏洞，在中国根本不会这么判！
这名男子名叫魏巍，作为在日本被执行死刑的第一个中国人。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以至于客死异国，又为什么会在两国之间，引起如此巨大的轰动。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魏巍是河南新密人，家境十分富裕。他自幼顽劣，经常打架斗殴，令父母颇感头痛。
后期虽然当过三年兵，但魏巍的性子还是老样子。
魏巍家不差钱儿，于是魏父便想办法送他到日本读书，希望儿子能在异国他乡得到更多的磨炼和成长。
来到日本后，魏巍就读于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
由于日语不太好，加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印象，魏巍几乎没什么朋友，平时只和王亮、杨宁这两名中国留学生来往。
三人的情况差不多，同样家庭条件优越，出国只为镀金，因此格外有共同语言。
他们拿着家里汇来的钱，过着无人约束、潇洒随意的生活。
然而，家里的钱并不够他们挥霍。于是三人决定做些“来钱快”的事儿。
他们狼狈为奸，先后偷过同学的财物，抢劫过小老板，甚至还抢过留学生、站街女的钱。
当胆子练得越来越大后，这几个人策划了一件“大事儿”。
2003年6月19日凌晨，在王亮的提议下，三人潜入日本福冈的一处住宅内。
王亮早就摸清了这户人家的底细，男主人松本是一名商人，忙于工作，不经常回来。平时都是女主人千家，带着一双年幼的儿女居住在这里。
对他们家实施抢劫，应该是比较好得手的。
当他们在室内悄悄翻找钱和贵重物品时，女主人千加听到声音过来查看。
惊慌失措的三人，死死得控制住了千加，但室内两个孩子，已经听到了母亲的挣扎惊叫，吓得大声哭喊起来。
王亮和杨宁为了制止孩子哭喊，竟然将两个孩子活活掐死。
孩子被害后，三名凶徒看着衣衫单薄、瑟瑟发抖的千加，不禁色心大起。他们轮流侵犯了千加，然后杀死了她。
这时，院子里忽然传来汽车鸣笛的声音。巧合的是，平时不怎么在家的男主人松本回来了。
三人有些害怕，但此时已经没有退路了。几个人互相对视了下，很快拿定了主意。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松本一齐杀了！
当松本推开房门，还没来得及呼喊妻子，就被魏巍和杨宁人用木棍袭击，昏死过去，继而被王亮用绳子勒死。
当松本倒在地上时，正好看到卧室里妻子和儿女的尸体，这是何等悲惨的一幕。
就这样，原本的入室抢劫变成了入室杀人。
魏巍和王亮、杨宁，在杀死一家四口后，并没忘记此行的目的，翻箱倒柜的寻找钱财和贵重物品。
最后，只在松本的身上和车内，总共找到3.7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只有2300元。
为了这么一点钱，就害死了四条人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凶手们开着松本的车，将四名死者运到海边。制造出黑帮仇杀的假象，将死者抛入大海，随后扬长而去。
没想到，四名死者的尸体在第二天便被人发现，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
根据现场提取的皮屑、指纹，以及千加体内的DNA，警方迅速锁定了魏巍、王亮和杨宁三人。
此时，王亮和杨宁已经火速潜逃回国，只有魏魏还留在日本。
在中日警方的通力合作下，三人分别在中国和日本落网。
国内的王亮和杨宁很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
而留在日本的魏巍，却没有迎来应有的惩罚，反而开始了长达16年的漫漫审判路。
早在2005年，日本福冈警方已经出具了调查结果，法院判处魏巍死刑。
可魏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在随后的岁月中，魏巍的律师也以“非主犯”为由，先后提出两次上诉。
多次上诉，令判决之路无比漫长。魏巍就是利用了日本法律的漏洞，苟活了16年。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019年12月26日，魏巍在日本被执行死刑。
魏巍在临死前，给父母留下了一封遗书，上面只有一个“悔”字。
交友不慎，悔之晚矣！
或许在漫长的16年间，他也在忏悔自己造下的罪孽，但四条活生生的人命，又岂是一个“悔”字可以饶恕的？
国内的网友，有不少人为他惋惜，这完全可以理解，毕竟魏巍是我们的同胞。
但作为灭门惨案的凶手，魏巍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惩，以生命为代价，来洗刷他的罪恶。
凶手已然伏法，愿受害者安息！
作者：天山月
责编：柳叶叨叨
#人物##社会#
#破解“东北现象”的关键在于改善经济生态#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提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指导思想、方针任务和政策措施。之后，各部门先后针对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及支持措施。一些改革试点，比如增值税转型，也从东北地区开始实施。应当说，国家对东北振兴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但实际成效不尽如人意。有学者将东北地区产业调整不力、国企改革滞缓、经济地位持续下降等问题归纳为“东北现象”。作为一个区域发展现象，我认为，“东北现象”具有其复杂成因，包括地域、文化、理念、体制、资源等多方面因素。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都会得出一些结论。如果站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东北现象”的根源是一个经济生态问题。
东北的经济生态具备什么特点？简而言之，就是国资国企占比大，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占比小。这一结构近年来虽然有所改变，但相比于全国水平，差别仍非常明显。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东北不少民营企业，是依附于国有企业成长起来的。在国有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民营经济就随之繁荣；当国有经济滑坡时，民营经济也会遭遇困境。民企围绕国企的价值链做配套、做协作，难免会通过各种“关系”建立合作，而非完全市场化的分工协作，可能有违公平竞争原则。这也是东北经济生态的一个特点。加之国企对居民就业和社会稳定具有强支撑作用，导致东北逐渐形成了当前这种特殊的经济生态。
在这种经济生态下，国有企业还谈不上真正成为了市场主体。有些国企甚至和地方政府及其行为是紧紧捆绑在一起，承担了许多政府性职能。近年来，东北的国有企业也在不断转型调整，但仍滞后于全国的改革步伐。例如，国企“三供一业”、“办社会”等剥离不到位、企业包袱重。由于受到各类因素束缚，东北的国企改革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难免存在拖泥带水、雷声大雨点小的问题。加之部分国企改革方案折戟沉沙，无形之中给后来的改革者造成了较大心理压力。
要改变东北现有的经济生态，给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内生动能。我认为，一个关键策略仍是坚定不移地推动国资国企改革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从管“资产”转向管“资本”，让国有企业变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同时，鼓励、扶持、保护和规范民企发展壮大，使民企的发展不再过度依赖和依附于国企。实施这一策略的核心要素是产权，必须悟深悟透“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这一重要论断。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产权不仅是所有权，还包括经营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以及我们常说的债权、股权，等等。产权不等同于所有权，其核心思想是能创造价值、获得收益，其中的所有权、经营权可以分离。所有权中的占有权与用益物权中的使用权、承包权、地役权等等，都属于财产权利，也都是可以分离的，不能把观念吊在“所有权”这一棵树上。也就是说，任何所有权都可以结构化、社会化，这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国企改革，就可以把所有权人、出资人、经营者，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分离，从而实施不改变所有制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国有资产属于全民所有，国务院是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机构。事实上，地方也好、部门也好，实际行使的是出资人权利。而出资人这一权利，并非一定要由政府来行使，可以授权给其他特定的市场化机构。比如，通过建立投资运营公司或控股公司来承担出资人资格，按照市场规则维护所有者的财产权利，且又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避免政府直接干预可能引发的廉政风险和背离市场风险。当然，国资国企的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放权”过程，而是一项体制机制重塑的系统性改革，简单的放权，可能出现新的问题，包括低效率、权力寻租、国有资产流失，等等，反而会变成改革的阻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东北地区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并转化为适合东北经济生态的新理念，从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出发，紧紧围绕产权制度改革这一主题，积极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