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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账会计如何交接(总账会计交接清单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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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说易

九紫火运,要到23年底才来,这期间暗流涌动,变幻无常。大运交接时也是,老天算总账的时间。

#青岛头条##青岛警事#【青岛党史故事100讲连载【第七十七期】—— 姜世良】

姜世良(1919~1992),曾名姜世华,山东省莱西市韶村乡姜家村人。1937年10月在本村参加“民先”组织。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秋,日军加强了对胶济铁路沿线的控制,沿铁路线挖壕沟、筑碉堡,重兵封锁,使胶东革命根据地与省委的联系越来越困难。11月,为了开辟一条南北交通线和游击区,南海地区武委会组织训练部部长姜世良带领的武装工作队经胶东军区和南海军分区批准,与滕少锋带领的8人武工队合编组成胶济铁路武工队。滕少锋任队长,姜世良任副队长。从此,能征善战、练就一双铁脚板的“姜大脚”姜世良,开始了在胶州地方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

  破袭铁路,中断日寇的运输线是铁路武工队的主要任务。从1943年冬开始,姜世良等带领武工队分头到陈家泊子、庸村一带,做铁路员工的工作。当时,铁路上除日本人外,中国员工有机务段工人、工务段工人和搬运工人,还有一种靠偷煤维持生活的“偷煤人”。经过武工队员的思想教育及多方面工作,这些人的民族觉悟都有了提高,成为武工队领导下的“地下军”。到日寇投降前的1945年6月,“地下军”发展到四个中队。

  “地下军”不仅破袭铁路,中断交通,还大量夺取敌人物资,配合地方武装的对日作战。他们夺取的物资,从生活、生产用品到军用物资应有尽有。这些物资除留下少部分分给群众外,其余均送往胶东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在胶县车站以西,“偷煤人”在急行的火车上,拧开车厢门一看,不是货物,而是满车鬼子兵,便机灵地投进两颗手榴弹。事后得知共炸死鬼子12名。

  由于日寇运输线不断被我军民破坏,物资供给出现严重不足。铁路武工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号召民众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找不到吃的,饥饿难忍。乘敌人黑夜从据点出来抢百姓的地瓜或瓜叶吃的时机,武工队不断攻打据点,使敌人首尾不顾,伪军开小差的时有发生。姜世良率领武工队员趁机进行攻心宣传,瓦解敌人。

  在中断敌人交通的同时,铁路武工队开辟胶东至鲁南的交通线,多次出色地完成护送干部通过的艰巨任务,确保了胶东区与山东分局、滨海区过往干部经过胶县与姚哥庄之间铁路时的交通安全。

  1944年5月,胶东区党委社会部长于克带领200多名干部,路过胶县到山东分局驻地,由时任县大队政治协理员的姜世良带队护送。这些干部都是抗战前线急需的骨干,而且身上携带大量黄金,护送任务十分艰巨。姜世良亲率部队趁夜间从靠近姚哥庄车站处护送过铁路。当护送部队在西洋河崖村外与滨海六八六团八连交接时,被伪军张鸿飞部包围。危急时刻,姜世良率队与张鸿飞部进行血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掩护被派往省委的全体干部和参与护送的部队及时撤离,确保了这批干部安全到达目的地。县大队战斗到黄昏突围脱险,在敌战区行进70余里,于翌日拂晓前赶到铁路沿线。当铁路沿线的日伪军发现有部队过路后,机枪、小炮一齐开火。由于战士们穿着不久前才换上的新军装,敌人分不清是否主力,始终不敢离开炮楼一步。县大队边打边走,很快回到胶北抗日根据地。此次行动引起胶城日军的恐慌,全城戒严三天。此后,胶东军区又几次派出上千人的运输队,用马车或牲口装载大量的被服、武器弹药和药品,由主力部队的加强营化装成日军参加护送,并由姜世良等率领的胶县地方武装引导通过敌占区。所到之处,日伪军明知是八路军通过,也不敢出据点堵截。

  8月18日至9月23日,遵照山东军区、胶东军区对敌展开大规模政治攻势的指示,胶县的县大队、铁路武工队等武装力量在胶城周围和铁路沿线周围的所谓“治安模范村”召开地主绅士座谈会,大讲国内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战政策,要求他们劝说在伪军中当官的子女亲属立功赎罪,留有后路,抗日民主政府将为他们立下“红黑簿”,为抗日做了好事画红圈,干了坏事画黑圈,最后一起算总账;抗日民主政府在他们村上遭袭击,罪责由他们全家承担。通过宣传教育,使这些敌占村的“头面人物”感到了压力并有所觉悟,主动向抗日民主政府靠拢,敌占村成了“安全村”。不少村庄还召开群众大会,号召伪军弃暗投明,开展伪军家属唤子索夫归家运动。

  1945年春,日本“反战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胶东支部又派渡边三郎、鲁珉、小林那等六人来胶县加强对日军的政治攻势。他们配合县大队、铁路武工队向日军驻胶城北大楼的据点喊话,使1名日兵携机枪向我军投诚。7月底,日本驻青岛特务机关“鲁东鲁艺公馆”皇协军头目张守信通过关系找到铁路武工队队长姜世良,主动向南海军分区投诚。这种政治上、军事上的强大攻势,有力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为大反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795年,已经在龙椅上坐了60年之久的乾隆,终于打算让位了。不过,乾隆是有名的“权力控”,他之所以让位,只是因为60年前许下的诺言:绝不敢超过祖父康熙皇帝的在位时间。因此,退位的后的乾隆,依旧牢牢握着大清帝国的最高权柄,37岁的嘉庆皇帝不仅无权调兵和任免官员,甚至连日常奏折的批复,也必须呈报给太上皇允准之后,才能下发执行。

 

就在5年前,乾隆将自己的爱女十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乾隆对和珅的恩宠。实际上,乾隆这一招就是为了对嘉庆皇帝形成制约,如果皇室婚姻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太阳恐怕就要从西边出来了。

 

乾隆这60年皇帝毕竟不是白当的,如何强化集权,如何操控朝廷,他早就已经得心应手,即便退居太上皇,他也不可能允许嘉庆皇帝独断专行。但是,乾隆自己不方便直接干预朝政,就需要有一个人来充当中间人。那么,谁能够承担这个重任,同时又得到乾隆的信任呢?显然只有和珅。

 

自古以来,皇帝和大臣结为亲家,对大臣来说都是莫大的光荣,和珅从一个满洲落魄贵族后代,逐渐爬到权力高峰,又摇身一变成了外戚,他能不对乾隆皇帝忠心耿耿吗?正因如此,在嘉庆皇帝即位的前3年,大清帝国实际上有3个统治者,一个是老迈的乾隆太上皇,一个是狐假虎威的和珅,排在最末位的才是初登大位的嘉庆。

 

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此时的乾隆已经是85岁的老人,虽然长期保养得当,他的外表看起来也就是60岁出头。但是,乾隆的记忆力严重退化,反应也变得很迟钝,经常是刚刚交代的事,转过身就忘得一干二净。试想一下,国土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的大清帝国,竟然交给一个老眼昏花的耄耋老人来治理,这样的国家能发展得多好?

 

差不多就在乾隆退位的同时,部分省份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由于事权没有完全统一,乾隆、和珅、嘉庆各有各的想法,导致这场规模本不算大的起义持续了近10年之久,让本就风雨飘渺的大清帝国再遭重击。有一件事最能说明当时的最高权力层形势,嘉庆即位当月,湖广总督毕沅上奏歌功颂德,但却因为“措辞不当”,惹得乾隆太上皇大发雷霆。

 

原来,毕沅在奏折中写到“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他想通过这种语句拍两个皇帝的马屁。然而,乾隆的心里很不高兴,无论是他还是嘉庆皇帝乃至满朝文武都清楚,所谓的嘉庆元年不过是乾隆六十一年,国家的最高决策者依然是乾隆,所有事情依旧是乾隆在操心。既然如此,嘉庆皇帝又何来“宵旰勤求”可言?

 

而且,毕沅的奏折中竟然把嘉庆皇帝排在乾隆太上皇之前,如果官员们纷纷效仿,那么过不了几天,满朝文武就会只知嘉庆皇帝,不知乾隆太上皇,这是乾隆绝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在嘉庆皇帝上位后没多久,乾隆就在朝中开始了一场“思想教导运动”,进一步强调了自己的权威,告诉全天下人:这个国家还是我说了算!

 

在这种情况下,和珅当然会站在乾隆的一边,并且利用太上皇年老昏聩的机会,继续耀武扬威,贪赃枉法,丝毫不把嘉庆皇帝放在眼里。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和珅确实有过人之处,但他在大清朝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候,并没有及时抽身,反而变得更加狂妄,这就给了嘉庆皇帝日后算总账的借口。#历史##清朝##文史知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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