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资讯 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个子很高，1米9，当他站起来握手的时候，这种优势就会非常凸显。黄怒波有着多重身份：诗人，官员，商人。
黄怒波是一个枭雄式人物，他身上有那个时代很浓厚的印记：两岁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自杀，13岁失去母亲，中年，又曾遭遇女人的抛弃、朋友及下属的背叛……他亲手写的那篇《我所经历的最凶险的公司政治》，陈了他在政界和商界所经历的排挤、背叛和勾心斗角。
当然，他也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黑五类”子女的黄玉平摇身变成 “黄会计”，加入共产党。看着河水拍岸，将名字改成众人熟知的“黄怒波”。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可以说，黄怒波是出类拔萃的。在他以后的人生当中，这种不同一直以某种方式延续。
几年前，黄怒波自称是“二流的诗人，三流的企业家”，而现在，他认为自己“在地产行业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黄怒波的确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1997 年，黄怒波掘到第一桶金后，决定拿出家底、投资400 万元，用于安徽黟县宏村的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
此后，从宏村到南疆、从美国的田纳西州到日本的北海道……做旅游地产。他竭力避免同垄断体的碰撞，因为没有一个正当经营的商人，可以同那些垄断了权力和资源的巨头们争夺利益。当然，他也获得了普遍意义上的成功，如果以财富来论英雄的话，按照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的统计，他的身家有67亿。
一度，生活中所有的困难以某种方式来袭的时候，黄怒波寄情于诗歌，黄怒波说，“写诗，就是一次次把伤疤揭开来给人看！”的确，在黄怒波的身上，有诗人的感性，也有商人的理性，这两种特质集于一身的时候，就会呈现某种背离的矛盾。
这种矛盾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普遍的生存智慧：既遵守规则又游离在规则之外，当然，黄怒波清晰地知道，边界在哪里。他说，登山使得山上的自己看山下的自己时，如同在演戏，他告诫自己，不要把话说大了。
2010年7月29日早上7:30，黄怒波成功登顶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至此，他顺利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成为中国地产界继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今典集团联席董事长王秋杨后，完成七大洲最高峰征程的第三人。
人像蚂蚁走来走去又走了一样
记者：为什么要去登山？
黄怒波：一开始只是好玩。2003年王石登上珠峰，我也想登，2005年2月开始登山。
记者：登山的原动力是什么？
黄怒波：挑战自我，挑战自己的内心。
记者：七大洲的七大高峰你都登完了，在从查亚峰上平安下来时，你那一刻心里想的是什么？
黄怒波：这个山把我累着了。他们原来安排的是直升飞机进去，也就没有带多少装备，尤其没有带雨鞋。到那儿没有直升飞机了，就借了个雨鞋去，鞋就小了。走，你想不到的累，每天得走，原始森林就是这样，里外都是湿的，湿透了。
一天9、10个小时，不停地走了14天。苦得要死。这一次查亚峰是比较受罪，在山上冷还好办，像珠峰冷，我还可以加衣服，湿，你怎么办啊。出来后，觉得很幸福，再也不登山了，明年还有一个北极。
记者：你登了这么多山，哪一座山对你来说意义重大？
黄怒波：去年登珠峰失败。在这之前都很自信，因为都很顺利，5000多米，7500米，8200米。珠峰登到7900米营地的时候，有一个已逝的韩国队的队员就躺在旁边，已经三四年了，他就那么静静地躺着。温度很低，白天零下20度，晚上零下30、40度，就是像一个在睡觉的人。很多珠峰死的人，你一碰，以为他在那儿休息呢。
记者：在登山的过程中，看到那么多逝者，你是怎么看待死亡的？
黄怒波：我在想，一个人的生命到底是永恒还是脆弱？脆弱吧，真的是脆弱，他昨天跟你聊天，今天就死掉了。但他又是永恒，他知道有可能死亡，但他们还是去了，他追求一种挑战，不惜拿生命做代价。
对我来说，在山上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经历这么多，觉得不过如此，即便死又如何。真的很简单。平常我们庸庸碌碌、忙忙碌碌地活着，也不就活70、80岁吗？跟山比，人算什么，那个山存在多少万年了，人只不过像蚂蚁走来走去又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活得再了不起，也没什么意义。——2010年10月8日《南方人物周刊》
